宋朝私通案 真实版武大郎与潘金莲

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路人皆知。但是，殊不知在宋朝竟然有真人版的西门庆与潘金莲。那么，他们都是谁？又发生了哪些男娼女盗的勾当呢？

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京城发生了一起闹得沸沸扬扬的官员通奸案。判登闻检院（相当于直诉法院院长）王珫与他的儿子王仲甫，被人告发跟大理评事（最高法院的法官）石士端之妻王氏通奸。通奸本就是令人不齿的行为，父子二人与同一个女子私通，更是让人瞠目结舌。

台谏官自然要发起弹劾。神宗皇帝于是诏“付有司劾治”，由大理寺调查王氏通奸一事。最后调查属实，法官建议将王珫免职，不过宋神宗赦免了对王珫的罪罚，“许令厘务”，即类似于“留职察看”。但王珫“略无愧耻，遽请朝见”，大摇大摆上班。

御史朱服很看不过眼，又上书弹劾，说王珫“父子同恶，行如禽兽”，这样的人怎么还可以当直诉法院的领导？应当将他“投弃荒裔，终身不齿”。在御史的坚持下，神宗皇帝不得不将王珫除名罢官，“放归田里” 。时为元丰四年六月。

事情本应到此结束，但大理寺在审讯王珫父子与人通奸一案时，有涉案人供称，宰相王珪的儿子王仲端，也与石士端妻王氏有奸（怎么都姓王？）。不过大理寺的法官大概觉得不可信，也可能不想节外生枝，并没有采信这一供词。

知谏院舒亶辗转得到信息，当即上书宋神宗：“（王）珫父子事连（王）仲端甚明，有司以故观望，不敢尽理根治”，请彻查清楚。

舒亶当时并非在大理寺供职，他是从哪里得知王仲端被人供出来一事的呢？这事儿说起来有些复杂。我们从头说起。

原来，主审王珫一案的法官，是大理寺丞王援，他的上司是大理少卿朱明之。朱明之与翰林院学士王安礼是亲家，又知道王安礼与宰相王珪有隙，一直想找个机会打击王珪。恰好大理寺在审鞫王珫父子通奸案时，获得王珪之子王仲端涉案的供词。朱明之得知，觉得机会来了，便暗示王援：将案子做实，你不用怕王珪，我们都给你撑腰。

朱明之是王援上司，而且王安礼以前也提携过他，因此，王援决定迎合朱明之之意，协助其打击王珪父子，于是收集、捏造了一些王仲端涉及通奸案的证词。朱明之自己也给皇帝打报告，附上王援提供的证词，说王仲端跟通奸案有些牵连。

退朝后回家，朱明之故意在妻子面前说：皇上听说王仲端也涉嫌通奸，非常生气，要求深究，严惩不贷。朱妻是王安礼的侄女，她又将丈夫的话告诉了堂兄、王安礼之子王枋；王枋则将这话传给了在京等待安排工作的前权漳州（今福建漳州）军事判官练亨甫；练亨甫与知谏院舒亶相识，正期待舒亶引荐他呢，得到这一情报，立即又告诉了舒亶。

由此可见，那朱明之很有心计，不但伪造了神宗皇帝的批示，并将伪造的批示巧妙地传播出去，“意欲传达言事者以闻”。他的目的达到了，舒亶果然立即上书弹劾王仲端。

此时，王仲端“亦自诉”，要求朝廷查个水落石出，还他清白。宋神宗便诏大理寺继续审鞫王氏通奸案，又“命内侍冯宗道监劾”。时为元丰四年七月。

在大理寺着手调查王仲端是否参与通奸之时，朱明之的另一位姻亲、集贤校理蔡京向朱明之透露了一个情报：宰相王珪已经怀疑你们做了手脚，你们“切须仔细”。

七月底，负责监劾的冯宗道回去报告宋神宗：王仲端涉嫌通奸一事，其实是王珫案中一名叫做许贵的当事人“避罪虚妄”，胡乱攀供，并无实据，王援手里的所谓证据，都是伪造出来的。

宋神宗大怒，说：“狱丞王援承勘作奸，不可不治。”诏令将通奸案移交御史台，在同文馆成立临时法庭，由监察御史里行朱服、检正中书刑房公事路昌衡主审，冯宗道监劾。

案子审了两个多月，终于审鞫清楚：王仲端确实与王氏通奸案无涉，他是受了朱明之等人的构陷。

元丰四年十月，同文馆临时法庭宣布结案。神宗皇帝对所有涉案的官员作出处分，撒职的撒职，降级的降级，开除公职的开除公职，课罚金的课罚金。

大理寺丞王援、王安礼之子王枋“各追一官，勒停”，停职并降官一级；大理少卿朱明之“追一官”、“落职”，夺去馆职并降级；前权漳州军事判官练亨甫为谋官位，无事生非，“除名勒停，编管均州”，剥夺公职，并送均州（今湖北丹江口）编管；集贤校理蔡京干预案情，“落职”，夺去馆职。知谏院舒亶误信谣言，弹劾不当，罚铜二十斤。大理卿崔台符、少卿杨汲“坐知援等为奸，俱不按发”，也是“各罚铜二十斤”。

这一起剧情既“狗血”又“乌龙”的通奸案，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