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实行的“一条鞭法”有何利弊？

“一条鞭法”，是明代中叶之后赋役方面的一项重要改革。初名条编，又名类编法、明编法、总编法等。后“编”又作“鞭”，间或用“边”。主要是总括一县之赋役，悉并为一条。即先将赋和役分别合并，再通将一省丁银均一省徭役;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最后将役银与赋银合并征收。代表了16世纪明代管理者试图获得一种理想状态的各种努力：徭役完全取消;里甲体系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实质含义上都不再存在;任何残留的人头税都将并入田赋之中。而纳税人可以通过分期支付单一的、固定的白银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应当说，“一条鞭法”并非是张居正执政期间首创。它是从嘉靖九年(1530)开始，在赋役繁重的南直隶(约今江苏、安徽)和浙江省，其次为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等地试行，但这时也只限于某些府、州、县，并未普遍实行。由于赋役改革触及官绅地主的经济利益，阻力较大，在开始时期进展较慢，由嘉靖四十年至穆宗隆庆(1567～1572)的十多年间始逐渐推广。直到万历初首辅张居正执政时期，经过大规模清丈，才在全国范围推行，进展比较迅速。所以后人大多把推行“一条鞭法”的功劳都计算到张居正头上，其实并非他一人业绩。

不过，为了我们讨论方便，以下我们都简称之为张居正“一条鞭法”，毕竟他是推行这项政策的主要功勋者，这绝不是抹杀前人功劳，而仅仅是为行文方便而已，特此说明。

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在当时来说确实是必要的。我们知道，“苛捐杂税”自古以来便是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到明代时，全国的苛捐杂税已不下千种。它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是：农民不堪重负，逃亡奔命，造成国家失去大量纳税户，田赋收入也随之减少;国家财力分散，扰乱分配秩序，终致国家财政陷入危机;削弱*集权，助长地方*膨胀。“苛捐杂税”使人民长期处在赋税徭役负担沉重的境况里，民不聊生。

据有关资料显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尚有田土8577623余顷，1065余万户，6054余万口。而从洪熙元年(1425年)起，全国田土却一直只有400余成顷，990余万户，5000余万口。短短几十年时间，田土减少400余万顷，户减近百万，口减千余万。除册文讹误、豪强欺隐之外，农民逃亡，“今天下赋敛横流，徭役山压。加以彼旱此涝，收田之人，不足以缓公府之追求，唯有破家去产而已”造成的“田地荒芜”以及“流徙死亡”，应该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此情此景，再不进行赋役改革，将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张居正在执政期间，开始大力推行“一条鞭法”。其做法的：“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 先将赋和役分别合并，再通将一省丁银均一省徭役;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最后将役银与赋银合并征收。简化了赋役制度，将征收种类由繁杂转向简单。

事实上，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实行，至少有四大益处：一是改行“一条鞭法”后，役银编审单位由里甲扩大为州县，对里别之间民户负担畸轻畸重的现象有一定调节作用，使由赋役问题产生的阶级矛盾暂时缓解，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二是“一条鞭法”的实行，使长期以来因徭役制对农民所形成的人身奴役关系有所削弱，农民获得较多的*;三是“一条鞭法”的推行，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起到了杜绝苛捐杂税的作用，嘉靖、隆庆时期的财政危机有所好转，“海内殷阜”，“帑藏充盈”，使得明王朝政治衰落的危局也看似有所缓解;四是相对明初赋役制而言，“一条鞭法”较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因为赋役的货币化，使较多的农村产品投入市场，促使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为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一句话概况，实行“一条鞭法”后，既缓解了劳动人民的压力，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税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就此角度看，这项制度可谓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土地农业政策之一。

说到这，有朋友可能想问：张居正“一条鞭法”是否就很完美很完善了呢？以笔者通过对史料分析后认为，至少存在如下几方面的不足：

第一，“一条鞭法”限于当时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局限性和法制建设的不健全，加上改革措施本身的拥有一些不科学和不完善的地方，最终都未能彻底解决乱收费和滥收费问题;

第二，“一条鞭法”的推行，大大的延续了明王朝的生命力，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使得当时*迫于财政压力开始探讨的重商政策和重开海禁等打算都不了了之了(初步好转的经济形势掩盖了继续实行其他政策的必要性);

第三，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从最初的“立竿见影”摆脱不了最终“全线溃败”的境地。其原因何在？这里牵涉到一条经济规律----“黄宗羲定律”，它指的是从唐代的两税法，到明代的一条鞭法，再到清代的摊丁入亩，历史上*归并税赋、减轻农民负担的改革，往往是从“向来丛弊为之一清”到渐渐失效，从“轻徭薄赋”的初衷遥遥导向“官逼民反”的结局。换句话说，“一条鞭法”从立竿见影到全线溃败，绝不是一种偶然。透过深刻剖析，我们不难发现：一条鞭法的宿命，根子还就在大一统*集权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与攫取上。这是明朝各级*无法克服、张居正改革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之所在。

试想，*集权愈强大，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欲愈强烈，文官组成的官僚系统也就越庞大。朝廷既然把正式赋税乃至各种合法的加派都几乎划归己有，又想让地方官吏等众多属下努力干活，就很难不对地方上的“自创”苛捐杂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一来，*集权通过税赋改革，向地方争夺土地和人口，以图加大在财政收入中占有的比例，带来的往往不是农民负担的减轻，而是相反。

所以，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只能延缓大明王朝灭亡的时间，却改变不了历史发展优胜劣汰的趋势。说到底，在封建社会*集权的国度里，税赋改革不过是巩固统治者“笑傲天下”的辉煌殿堂，并不是让跪在殿堂宝座之下的广大民众能够挺起腰杆*快乐地做人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