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帝临终前为何将最信任的奕訢踢出局？
咸丰崩逝后，载垣等赞襄政务八大臣颁发咸丰遗诏，并为小皇帝载淳拟定了“祺祥”的新年号。“祺祥”二字出自《宋史.乐志》：“不涸不童，诞降祺祥”，所谓“不涸”，即河流通畅；所谓“不童”，即草木繁盛。“不涸不童，诞降祺祥”，呈现的是“欣欣向荣、吉祥如意”的景象，这个年号应该说是不错的。
早在咸丰避走热河时，民间就传闻大清皇帝快不行了，随时可能病死，而咸丰在热河过完春节后久不回銮更是证明了这点。对于，咸丰何尝不是心知肚明，但他认为自己还年轻，怎么也没想到竟然会走得那么的快。直到过31岁生日的庆典上，咸丰突然倒下，他终于明白他已是时日无多，不得不考虑大清未来的命运了。
奇怪的是，和康乾盛世人口剧增情况相反，爱新觉罗皇族的子嗣却一直在走下坡路。清军入主中原后，顺治虽然只活了24岁，但生下8子6女；康熙是清朝皇帝里子嗣最多的，有35子20女；雍正有10子4女；乾隆有16子8女；嘉庆有5子9女；道光有9子（其中前三子夭亡）10女；而到了咸丰这，只有2子（次子夭折）1女（到了同治、光绪和宣统，这最后三个皇帝在已经成年的情况下，竟然都没有一个子女）。
(图)爱新觉罗·奕訢（1833年1月11日－1898年5月29日）
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这基本不用考虑，因为咸丰当时只有一子，也就是慈禧生下的载淳。如此一来，自雍正朝设立的秘密建储既无实施的必
要，实际上也没有这种可能性。在此问题上，咸丰不能像他的祖父嘉庆那样从容挑选皇储，也没有了父亲道光当年立储时的左右为难，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其他选择。咸丰死时31岁却子嗣不旺，这或许预示了大清帝国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
咸丰当时要考虑的主要问题的是，载淳当时只有6岁，即使最乐观，也得在10年后才能亲政。在这未来的10年中，如何才能保证大清皇权牢牢掌握在自己儿子手中，而不旁落他人呢？
为此，咸丰在临终前的数十天里反复思索，左右掂量，他将朝中的主要政治力量在自己的脑海中过了一遍又一遍，真是辗转反侧，彻夜无眠，一时间难以拿定主意。
咸丰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六弟奕訢。奕訢从小和咸丰一起长大，一起玩耍，曾经是亲密无间的兄弟，也是一同读书求知的学伴。但是，咸丰最后做了皇帝，而奕訢只是封了亲王。咸丰知道，自己的这个弟弟是有能力的，能力甚至远超过自己，如果让他以皇叔的名义来给小皇帝辅政，固然名正言顺，足以让大清帝国危木独撑，渡过难关，但是……
这时，咸丰又想起了先朝的故事。清朝第二代皇帝皇太极死后，顺治年幼继位，皇叔多尔衮成为摄政王后大权独揽，妄称“皇父”，要不是孝庄太后在背后暗中操控，委曲求全，这顺治的*险些就成了多尔衮子孙的家产。三岁看老，咸丰心里清楚，自己的这个儿子自小就喜好玩乐，即使他不是刘阿斗，但也决没有成为康熙的可能。如果把辅政权交给奕訢，能放心吗？
咸丰摇了摇头，将奕訢先否决了。
(图)年幼的同治帝写字
在咸丰病重之时，奕訢正在北京主持和局，当听说咸丰的身体越来越坏并多次吐血之后，作为弟弟的奕訢也是心急火燎，他多次上奏请求前往热河向咸丰“问疾请安”，其情甚殷。奕訢之所以急于前往热河，固然是出于兄弟间的手足之情，但也不乏对未来政局安排的关注。奕訢也知道，咸丰的日子可能真的不多了，他也希望能够赶在咸丰去世前面见兄长，将此前兄弟之间的疙瘩解开，免得留下终身遗憾。
看了奕訢的奏折后，咸丰何尝不是百感交集。他想起了和奕訢一起渡过的年少时光，又想起了当年竞争皇储的尴尬和自己即位后兄弟间的种种猜疑和抵牾。想到这里，咸丰强挣着坐起身，并亲笔给奕訢回信：
自从去年秋天一别后，转瞬已是半年有余，我也时时刻刻都想与你“握手而谈，稍慰廑念”。
但是，最近我的身体实在是不行了，经常咳嗽不止，有时还出红痰（痰中含血）。我怕与你相见后，回思往事，徒增伤感，岂能无感于怀，对我的病实在无甚好处。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必须要来热河禀报，你姑且在京中好好办事，等我病好回銮后，再叙兄弟之情。
从“徒增伤感”四个字中，似乎可以看出咸丰当时心境的凄凉。或许，要强的咸丰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亲弟弟、昔日的竞争者看到自己临终时的衰状。毕竟，在皇位竞争中，咸丰是胜利者，但老天爷又是那么公平，身为皇帝的他天年不永，将不久于人世，而“落榜的皇帝”奕訢却仍旧身体健康，可以安享岁月。
兄弟的关心让咸丰感动，但未来权力的安排却必须让奕訢走开，因为此时咸丰已经选定了未来的辅政人选，那就是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人为首的八大臣班子。这一批人，一直深受咸丰的宠信，但他们和奕訢却是政见不合，一旦让后者介入，不但不利于政局的稳定，反会起到拖累的作用。
排除皇族宗亲、任用外姓作为辅政大臣，这在清朝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当年顺治死后，鉴于多尔衮擅权的教训，孝庄太后任命了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以免皇族宗亲窃取大权。但是，在康熙年幼之时，鳌拜也同样飞扬跋扈，专横擅权，要不是少年康熙英明神武、力擒鳌拜的话，清朝的*恐怕也是岌岌可危。
历史的教训必须吸取。在排除了威胁最大的恭亲王奕訢后，咸丰将康熙年间的“四大臣辅政”人数增加一倍而变成“八大臣辅政”，但这一安排是否能真的保证皇权的安全呢？对于这个问题，咸丰又做了一个巧妙的安排，那就是钤印制度。
所谓“钤印制度”，那就是咸丰在临终之时，将自己平时最喜爱的两枚私印，一枚“御赏”，一枚“同道堂”，分别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和儿子载淳，作为皇权的象征（因载淳年幼，慈禧也就顺理成章的代理了钤印之责）。钤印制度规定，在皇帝年幼尚不能亲政时，凡是以皇帝名义下达的谕旨，在起首之处必须钤盖“御赏”，即所谓的“印起”；谕旨的结尾之处，必须钤盖“同道堂”印，即所谓的“印讫”。只有前后钤加了“御赏”与“同道堂”这两枚印章，谕旨才能生效，否则一律无效。
(图)慈禧（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即孝钦显皇后
咸丰的八大臣辅政和钤印制度安排，使得朝政的运作形成了两宫太后代政和八大臣辅政的平行*。在咸丰的设想中，八大臣辅政可以发挥这八位顾命大臣的政治经验与集体智慧，又可以让他们相互监督和牵制；在此之上，两宫太后代政制度可以让皇后和载淳（实际上是慈禧）利用钤印制度对八大臣加以防范与控制，而两宫太后又不必参与日常的政务处理和军国大事决策。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咸丰临终时精心设计的权力分配方案，其实是想通过多方牵制达到权力的制衡，以确保皇权不会旁落。不过，这个安排看似巧妙均衡，毫无纰漏，但他忽略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矛盾，那就是：权力的执行者（八大臣）和皇权的象征（两宫太后）能否在未来的朝政中通力合作呢？这可不是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