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宣宗真是从“智障人士”到成为强势的帝王了吗？
唐宣宗李忱(810年-859年)，汉族，唐朝第十八位皇帝(847年—859年在位，未算武周政权)，初名李怡，初封光王。武宗死后，以皇太叔为宦官马元贽等所立。在位13年。综观宣宗50年的人生，他曾经为祖宗基业做过不懈的努力，这无疑延缓了唐帝国走向衰败的大势，但是他又无法彻底扭转这一趋势。宣宗性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
在唐朝的22个皇帝中，唐宣宗李忱无疑是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个。
因为从小到大，他一直被视为“智障人士”。
在整个长安城，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这么认为。
从他出生的元和五年(810年)起，到他登基的会昌六年(846年)，整整36年间，他几乎从未享受过真正的亲王待遇。而且当武宗皇帝病危、大明宫的各派政治*正在为新君人选展开激烈较量的时候，他却一无所知地在远离长安的某个地方云游和漂泊……
然而所有认识他的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仿佛就在一夜之间，历史老人的诡谲之手就把这位曾经的“智障人士”一举推上了大唐帝国的金銮殿，让他摇身一变，成了唐朝的第十八位天子！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李忱即位之后，忽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胆识、智慧和魄力，不但一举消灭了为患帝国长达半个世纪的“牛李党争”，而且极大地遏制了一贯嚣张跋扈的藩镇*和宦官*，最终还把沦陷于吐蕃人手里将近百年的河湟失地全境收复，缔造了唐朝中晚叶绝无仅有的最后一抹辉煌。
从“智障人士”到流亡者，再到游方和尚，最后又君临天下，成为一代强势帝王……唐宣宗李忱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完全超乎人们的想象。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李忱是唐宪宗李纯的十三子、唐穆宗李恒的弟弟，也是敬宗、文宗、武宗三朝天子的皇叔。如此尊贵的一个宗室亲王，怎么会在整个前半生都被当成*呢？
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李忱原名李怡，他虽然是宪宗的亲生儿子，后也被封为光王，但却是庶出——母亲郑氏只不过是一名身份卑微的宫女。由于母亲地位卑微，光王李怡出生后自然享受不到其他亲王那样的荣宠，只能在一个无人注目的角落里孤独成长。所以他从小就显得落落寡欢、呆滞木讷，往往与其他亲王群居终日而不发一言。长大成人以后，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愈发严重。人们纷纷猜测，这可能和他在穆宗年间遭遇的一次惊吓有关。当时光王人官谒见懿安太后，不料刚好撞上官人行刺，虽然是有惊无险——此事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但从此以后光王就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十六宅(李唐宗室亲王的聚居地)的皇族宗亲们于是认定，这个本来就呆头呆脑的家伙这回肯定是吓傻了。
此后无论大小场合，光王就成了专门被人取笑和捉弄的对象。有一次，文宗皇帝在十六宅宴请诸王，席间众人欢声笑语，唯独光王闷声不响，文宗就拿他开涮，说：“谁能让光叔开口说话，朕重重有赏！”诸王一哄而上，对他百般戏谑。可这个光叔始终都像一根木头，无论大伙如何戏弄他，他甚至连嘴角都不动一下。看着他那逆来顺受的模样，众人越发开心，文宗在一旁笑得前仰后合，众人也不断哄堂大笑。
可是就在这时候，有一个年轻的亲王却忽然止住了笑容。
这个亲王就是后来的武宗李炎。
虽然李炎刚才戏弄光王的时候也很起劲，可现在他忽然在想——一个人居然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不为一切外物所动，他如果不是愚不可及，那就是深不可测！
李炎忽然有点儿不寒而栗，他下意识地觉得，光王很可能属于后者。
到了李炎登基之后，多年前那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始终挥之不去。
武宗李炎越来越觉得，光王内心深处极有可能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倘若真的如此，那他这个天子就不能对此无动于衷了。
身边留着这么一个“深不可测”的人，迟早是个*！
于是，后来种种“意外事故”就频频降临到光王身上。要么是和皇帝一起玩马球时突然从马上坠落，要么就是在宫中走着走着，忽然被什么东西绊倒，一骨碌从台阶上滚了下去……总之没有一次不是摔得鼻青脸肿、满身伤痕。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午后，光王和诸亲王随同天子出游，其间众人又在一起聚宴畅饮，酒后回宫时天色已晚，大家都有些醉眼朦胧。没有人注意到，那个倒霉的光叔又一次从马背上“意外”跌落，昏倒在了冰天雪地之中。
漫天飘飞的鹅毛大雪很快就把他层层覆盖。
武宗李炎料定——“失足坠马”的光叔这次肯定是回不来了。
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人们就在十六宅里看见了光王——一个活的光王。
尽管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可一个活生生的光王还是出人意料地站在了武宗李炎的面前。
他好像死不了，无论怎么折腾就是死不了！
武宗李炎最后终于横下一条心。
他不想再煞费苦心地制造什么“意外”了，他决定一劳永逸地翦除这个潜在的祸患。
随后的一天，光王突然被四名内侍宦官绑架，不由分说地关进了永巷，几天后又被捆得像个肉粽一样扔进了宫厕。内侍宦官仇公武对武宗说，这种贱骨头没那么容易死，干脆给他一刀，一了百了。武宗点头同意。仇公武随后赶到宫厕，趁人不注意，偷偷把奄奄一息的光王捞了出来，随即用粪土覆盖在他身上，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运出了宫。
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光王，从此离开长安，流落民间……
后来的许多笔记史都称光王隐姓埋名，跋山涉水，一路逃到了浙江盐官(今浙江海宁西南)的安国寺落发为僧，法名琼俊。二百多年后，北宋的大文豪、著名的佛教居士苏轼途经此处，追忆唐宣宗李忱的这段传奇人生，特地留下了一首诗：“已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花梦里身。岂为龙颜更分别，只应天眼识天人。”
会昌六年春天，唐武宗李炎病危，他的几个儿子都还年幼，帝国没有储君，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就在这个微妙的时刻，早已被世人遗忘得一干二净的光王，忽然在宦官仇公武、马元贽等人的簇拥下，出人意料地回到了长安。
这一年暮春，光王李怡成了“皇太叔”，而且改名李忱。
所有人都知道，在“皇叔”的称谓中多了一个“太”字，就是储君的象征。当年的智障人士，居然马上就要成为金銮殿上的真龙天子！几乎所有人都觉得难以置信和不可思议。
可是他们很快就回过神来了。
因为光王是宦官仇公武等人带回来的。而宦官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傀儡——一个可以任由他们摆布的窝囊废和应声虫！既然如此，光王当然就是不二人选。在李唐宗室的诸多亲王中，还有谁比光王更适合充当这个傀儡呢？
在皇太叔李忱接见文武百官的仪式上，宦官仇公武的脸上一直荡漾着一个心花怒放的笑容。
是的，他有理由这么笑。好几年前他就知道，自己从臭气熏天的宫厕中捞出的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而是一块举足轻重的政治筹码！他知道自己有朝一日一定能够把他拱上帝座，然后顺理成章地掌控朝政！
而今，一切终于如愿以偿，仇公武当然有理由笑得这么灿烂。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当李忱开始着手处理政务时，仇公武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眼前的李忱忽然变得无比陌生。他神色威严，目光从容，言谈举止沉着有力，决断政务有条不紊，看上去和从前判若两人！
仇公武既震惊又困惑。
难道说，这才是光王的本来面目？
难道这36年来他一直在装疯卖傻，一直在隐藏真实的自己？
直到此时，仇公武才恍然大悟，原来武宗当年之所以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这个“*光叔”置于死地，是因为在他那愚痴木讷的外表之下，隐藏着常人莫及的才干和韬略。
可现在明白已经太晚了，因为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仇公武悲哀而无奈地意识到——自己处心积虑所做的这一切，到头来只是替李忱做了一回嫁衣！
宣宗李忱刚一即位，就施展了一系列雷霆手段。隐忍了大半生的他，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将武宗李炎所建立的一切彻底推翻。
首当其冲者，就是武宗一朝的强势宰相李德裕及其党人。李忱正式执政的第二天就罢免了李德裕，此后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宣宗李忱就把所有重要的李党成员全部贬出了朝廷，用行动全盘否定了会昌政治，同时迅速拔擢了一批新人，完成了对中枢政治的换血，建立了他自己的宰执班子。
李忱执政的大中时代之所以被后人誉为“小贞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宣宗李忱的自律和勤政。
登基不久，宣宗李忱便命人把《贞观政要》书写在屏风上，时常站在屏风前逐字逐句地阅读。此外他还命翰林学士令狐绚每天朗读太宗所撰的《金镜》给他听，凡是听到重要的地方，便会让令狐绚停下来，说：“若欲天下太平，当以此言为首要。”
还有一件事也足以证明宣宗的勤政确实非一般君主可比。有一天，宣宗忽然对令狐绚说：“朕想知道文武百官的姓名和官秩。”百官人数多如牛毛，天子如何认得过来？令狐绚顿时大为踌躇，只好据实禀报：“六品以下，官职低微，数目众多，都由吏部授职，五品以上，才是由宰执提名，然后制诏宣授，各有簿籍及册命，称为‘具员’。”
宣宗随后便命宰相编了五卷本的《具员御览》，放在案头时时翻阅。
勤政的君主总是喜欢事必躬亲，并且总能明察秋毫，宣宗李忱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有一次他到北苑打猎，遇到一个樵夫。李忱问他的县籍，那人回说是泾阳(今陕西泾阳)人，李忱就问他县官是谁，樵夫答：“李行言。”李忱又问：“政事治理得如何？”樵夫说：“此人不善通融，甚为固执。他曾经抓了几个强盗，这些强盗跟北司的禁军有些交情，北司就点名要他放人，李行言不但不放，还把这几个人杀了。”
李忱听完后一言不发，回宫后就把此事和李行言的名字记了下来，钉在了柱子上。事情过去一个多月后，恰逢李行言升任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刺史，入朝谢恩，宣宗就赐给他金鱼袋和紫衣。有唐一代，这象征着极大的荣宠，尤其在宣宗一朝，这样的赏赐更是绝无仅有。李行言受宠若惊，同时又大惑不解。宣宗说：“你知道为什么能穿上紫衣吗？”李行言诚惶诚恐地说不知道，宣宗就命人取下殿柱上的帖子给他看。
还有一次，宣宗到渭水狩猎，路过一佛祠，看见醴泉(今陕西礼泉)县的一些父老正在设斋祷祝，祈求任期已满的醴泉县令李君爽能够留任。宣宗将这个县令的名字默记在心。过后怀州刺史出缺，宣宗遂亲笔写给宰相一张条子，将此职授予李君爽。宰相们愕然良久，不知道一个区区的醴泉县令何以能上达天听，得到皇帝的青睐。随后李君爽入朝谢恩，天子将此事一说，宰相们才恍然大悟。
久而久之，朝臣们就明白了，皇上表面上是外出游猎，其实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深入民间、了解民情，并且实地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
但是天下之大，宣宗不可能全部走遍，为此他特意想了个办法，秘令翰林学士韦澳将天下各州的风土人情以及民生利弊编为一册，专门供他阅览。天子将其命名为《处分语》，此事除了韦澳之外无人知晓。不久，邓州刺史薛弘宗入朝奏事，下殿后忍不住对韦澳说：“皇上对本州事务了解和熟悉的程度真是令人惊叹啊！”韦澳当然知道，天子掌握的资料正是出自《处分语》。
在这种目光如炬洞察一切的天子面前，如果有人心存侥幸，那他就要遭殃了。有一次主管财政的大臣在奏疏中把“渍污帛”(被水浸湿污染的布帛)中的“渍”写成了“清”，枢密承旨孙隐中就把那个错字盼笔画修改了一下。不料宣宗拿到奏疏，一眼就看见了那个被涂改过的字，顿时勃然大怒，下令追查涂改奏疏的人。孙隐中随后便以“擅改奏章”的罪名遭到了处罚。
宣宗李忱的事必躬亲还不仅仅体现在治理朝政上，就连生活中的一些琐碎事务也是如此。宫中负责洒扫的那些杂役，宣宗李忱只要见过一面就能记住他们的姓名和各自的职能，所以不管宫中要做什么事、派什么活，天子往往随口就能点名让人去干，而且每次派任都毫无差错，让宫中的宦官和差役们咋舌不已。
宣宗一朝，原本甚嚣尘上的“牛李党争”终于偃旗息鼓，其原因除了两党的党魁相继离世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宣宗李忱驾驭百官的智术、心机和手腕均非前几任天子可比。
早在大中初年，人们从宰相马植旋起旋落的命运中就已经明白了一点——要在这个宣宗皇帝的朝廷上结党，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马植是在大中二年(848年)五月人相的，本来干得好好的，可到了大中四年四月，马植突然被一纸诏书贬出了朝廷，外放为天平节度使。
此次贬谪在事前毫无征兆，所以人们对此感到难以理解。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是一条宝玉腰带惹的祸。
这条宝玉腰带是御用物品，天子在不久前把它赏赐给了左军中尉马元贽。众所周知，宦官马元贽是拥立宣宗即位的主要功臣之一，所以，不管天子在内心是如何看待这个功高权重的宦官，但在表面上，还是对他极尽恩宠和礼遇之能事，从登基之后便赏赐不断，这条腰带只是为数众多的赐物之一。
可忽然有一天，在朝会上，宣宗李忱却赫然发现——这条腰带系在了宰相马植的腰上。
这个发现非同小可。天子立刻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警觉。他当场质问马植，这条腰带是不是马元贽送给他的。马植已经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不敢隐瞒，只好道出真相。第二天，宣宗李忱就毫不留情地罢去了他的相职，并将他贬出朝廷。
因为一条腰带而罢去一位宰相，这种事情乍一看会让人觉得荒谬。可在宣宗李忱看来，这件事一点儿也不荒谬。
他的理由是：马植与马元贽本来就是同宗，而他们一个是当朝宰辅，一个是得势宦官，具有这种关系和身份的两个人原本就应该主动避嫌而不能走得太近，如今马元贽居然把天子的赐物转送给马植，那就证明他们已经越过了雷池，天子就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有结党的嫌疑。
退一步讲，就算马植与马元贽没有结党，可仅仅是“禁中与外廷暗中交通”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对登基未久的天子构成某种潜在的威胁了。宣宗李忱绝不会让自己像文宗那样受制于强势宦官仇士良，也不可能像武宗那样事事听从于强势宰相李德裕。
因为，李忱是一个强势天子！
宣宗李忱在位期间，除了以强硬手腕消灭党争、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宦官的嚣张气焰之外，还有一项巨大的历史功绩不可不提。
那就是河湟的收复。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河、湟地区(今甘肃及青海东部)已经被吐蕃占据了将近百年之久。玄宗之后的历任天子，尤其是宪宗李纯，虽然大都怀有收复河湟的志向，但始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藩镇之乱连年不绝，朝廷不得不屡屡用兵，而且朝政又被党争和宦祸搞得乌烟瘴气，使得李唐王朝自顾尚且不暇，更不用说腾出手去对付吐蕃人了。到了武宗会昌年间，形势开始发生逆转——吐蕃爆发了大规模内战，其国内政局紊乱，人心离散。
上天似乎注定要把收复河湟的历史功绩送给宣宗李忱。
因为吐蕃开始走向衰亡的时候，正是他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夕。
李忱即位后的大中三年二月，原本在吐蕃控制之下的秦州、原州、安乐州，以及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靖、木峡、六盘等“三州七关”在一夜之间全部归降大唐。
本来三州七关的收复就已经够让大唐臣民出乎意料了，没想到短短两年之后，所有河湟失地竟然又被一个叫张义潮的人一一收复，全部回归了大唐版图。
不可否认，百年失地的收复并不是宣宗的武功，而是一时的机运。如果说消灭党争、遏制宦官和整顿吏治的确是出于宣宗的个人努力的话，那么收复河湟却显然是上天的馈赠。但不管怎么说，自从安史之乱后，已经在内忧外患的灰暗历史中艰难行进了近百年的大唐帝国，毕竟还是在宣宗李忱的手里闪耀出了一抹辉煌。
宣宗时代，帝国虽然称不上是太平盛世，但起码也算是承平之局。“大中之治”落下帷幕后，历史给予了李忱很高的评价：“宣宗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
由于宣宗李忱的励精图治，使得我们在时隔一千多年后，仍然能够在9世纪混乱不堪的历史迷局中，有幸瞥见一抹盛唐的余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