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人越来越容易得癌症

近十几年来，癌症有如邪恶精灵突然从潘多拉魔盒里窜出来，在人们身边肆虐开来。

“去年我们医院门诊量有70多万，我2008年来的时候才二三十万，每年近十万的增长，”全国肿瘤登记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副主任代敏向本刊记者感叹，“太不可思议了。”

中心公布的《2015年肿瘤登记年报》显示，2011年中国新增癌症病例约337万例，相当于每分钟就有6个人得癌。按照惯例，2015年年报的数据是依据2000年到2011年的数据作出的趋势分析。而该中心向本刊提供的最新数字显示，2015年，全国癌症发病率为429.2万例，其中肺癌发病率为73.33万例，居首位。

“2000年以前，我们讨论比较多的是传染病的事，慢性病是2000年以后才开始说得多起来”，代敏预计，未来一二十年，癌症发病率还会持续走高。

穷癌，富癌

中心提供的数字显示，遗传对于癌症的贡献率不足20%，其他80%以上是生活方式等因素。世卫组织认为，40%以上的癌症是可控的。

中心的数字来自全国300多个肿瘤登记点。这些登记点分布在农村和城市，前者到县一级，后者到区一级，按照规范化流程和方式来收集肿瘤信息，能覆盖10%—20%的人口。

收集上来的数字在全球也位居高位。

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发布研究报告称，2012年，中国的发病个案几乎占了全球一半，高居首位，并预测2035年全球新癌症病例将增加近一半。

在代敏看来，全球癌症高发，和老龄化程度增长有关，中国显然未能幸免。

印度裔美国医生悉达多？穆克吉在《众病之王：癌症传》中指出，癌症之所以在历史上缺位，首先就是因为这是一种和年龄相关的疾病，其发生率呈指数性地随年龄增加。比如患乳腺癌的概率在30岁左右的妇女中是1/400；而70岁左右的妇女，每9人中就会有1人患乳腺癌。在古代社会，人们长期受到肺结核、霍乱、天花等疾病的威胁，往往还没得癌症，就死掉了。

癌症被科学家们认为是一种现代病，是“典型的属于20世纪的苦难”，是“过度”的变态。它侵入组织，在敌对的环境下，建立领地，在某一器官中寻觅“庇护所”，然后转移到其他器官。它疯狂地求生存，寸土必争，还具有防御意识。如果说人们在寻求长生不死的话，那么，癌细胞也在寻求长生不死。

在中国，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癌症谱系也发生了变化。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还是以消化道癌症为主，即“穷癌”，2000年以后，开始向发达国家靠拢，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上升较快。到现在，肺癌位列男性发病和死亡率第一位，女性发病首位则是乳腺癌，基本和全球保持一致。若按照城市和农村划分，在2015年总发病率上，城市比农村高出32万。

很显然，这一数字佐证了“癌症和生活水平提高有关”的说法。“癌症相关因素在城市聚集比较多，比如胖的人多，生活压力大的人多，快速富起来的人多，且老龄化程度相对比较高”，代敏告诉本刊记者，但若从死亡率上比较，农村则高于城市。毕竟，肿瘤的有效化治疗、规范性治疗在农村还比较差。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仍然被公认为导致癌症高发的原因之一。

中心提供的数字显示，遗传对于癌症的贡献率不足20%，其他80%以上是生活方式等因素。世卫组织认为，40%以上的癌症是可控的。在中国癌症主要危险因素归因危险比上看，病毒感染、吸烟、水果摄入偏少、饮酒、蔬菜摄入偏少、职业均榜上有名。比如吸烟，30%以上的肿瘤是吸烟引起的。具体到肺癌，百分之七八十和吸烟有关。

具体到癌症在各个省份的分布及种类，则还没有来自官方的权威数据。

“各个地区的标准不一样。比如北京做得好些，是全人口覆盖，但河北可能只有几个点的数据，这就不那么可比，”代敏说，要等到最新版的癌症地图出炉后，才可以清楚地进行比较，“要把各地数据调整到同一个水平去比，各个癌种的情况等等就很清楚了。源数据来自我们，但还需要中科院等机构配合，工作量非常大。”

环境致癌？

“环保部有环保数据，我们有疾病数据，但这两个部门的合作机制在中国几乎是不存在的。”

距北京43公里的河北省廊坊市夏垫镇二里半村，村民冯军为水污染一事奔走了十年整。

15年前，冯军承包了一个鱼塘。几乎与此同时，一家轧钢厂也建起来。该厂的污水排放管道距他家的水井只有三四十米。2006年，冯军的大女儿患上了急性白血病。次年6月，大女儿病逝。

冯军将其归因为轧钢厂排放含砷、锰的污水污染。此后十年，他不断*、求助各种媒体，甚至挨家挨户进行调查，做了一张近十年因癌症致死的名单，有30多人。在他看来，这该称得上“癌症村”了。

近十几年来，“癌症村”三个字频频见诸媒体，亦有人总结出中国十大“癌症村”。

在民间，有关“环境是否致癌”的调查研究悄然展开着。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和她的团队曾用八年时间完成了《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

以淮河一级支流沙颍河流经河南沈丘县为例，2004年到2006年，研究人员发现，当地的儿童(恶性)肿瘤死亡率是188.81/10万，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是120/10万左右。而在改革开放前，沈丘县却是个没有污染的典型农业县，肿瘤死亡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杨功焕等人在每一个沿河流域调查点，除搜集当地居民的饮食、饮水、抽烟、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等数据，还会找到周边远离河道，农田灌溉及饮用水不是来源于淮河水的地方作对照。等量的人，跟踪监测同样的指标。

同样以沈丘县为例，三年数据比较下来，在饮食、烟酒等习惯相当的两组人中，研究区消化道肿瘤(如食管癌、胃癌)患病率，相当于对照区的5倍。

杨功焕认为，这一比对使得水污染的致病因素明显浮出。

她的研究可以看做目前学术上对“癌症村”最权威的解释。甚至在环保部2013年2月份发布的《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中，也首度承认了“癌症村”的存在。然而，在历年全国肿瘤登记年报中，始终未找到这一描述。

对于“癌症村”的说法，代敏显得格外谨慎。“我们一般比较回避。从现有数据看，癌症发病率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数据比较缺乏”，她给出的理由是，这需要大量数据支持，尤其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想得到这种观点性结论，需要样本相当大，“所以我不敢妄议其中关联度有多大，但是又不能否认，因为危险因素上来讲，是有机制存在的。”

而大量前瞻性研究之所以难以开展，则由于环保部和卫生部一直没有建立起合作机制。

“据我们了解，这些数据的监测环保部都比较少，他们下属的一些部门数据又不一定都开放。他们有环保数据，我们有疾病数据，但这两个部门的合作机制在中国几乎是不存在的，”有相关人员对本刊指出，“我们只是看到在一个地方，病例聚集性出现了。但是否和环境污染有关系，这个不清楚。”

至于人们普遍关心的雾霾和癌症之间的关系，代敏明确认为，至少目前的肿瘤高发和雾霾无关，“肿瘤不是三五年长成的，尤其是肺癌，怎么也需要十年二十年。而北京的空气雾霾大概是从2008年以后才比较严重的，如果之后的五到十年，发病率一下子上去了，这个肯定和雾霾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