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一位志愿军掉队士兵爆发的恐怖战力！
别人是志愿军，我也是！
——根据王合良生前自述文字整理 整理者按：王合良生前的笔记本上有一段自述，因其文化程度的局限，表述比较零乱，有些文字也很难辩认，也有辞不达意之处，需要费力揣摸，我简单地整理了一下，校正了一些自述者因当地地位局限未能准确表述的地点和战斗态势，因王合良老人已去世，无法与他讨论商榷，只能尽可能地保留他留下文字的原样和表述顺序。特此说明。
另外，王合良自述的出生日期似也与有关战史资料所载有出入，待查证。
我是一个贫农的儿子，别人写(租)地主的土地有钱交租子，可是我们家里不但没钱交租子，而且连锄头都没有一把，农具更不用说了。我父亲用五十个活路(工)与地主换了三块破烂草房子和两亩多点地。虽然是五十个活路(工)，天晴都在他家地里做，下雨才能在自已地里做。我年纪小，就用织布去换工。
我八岁时母亲就死了，我父亲一个人拉扯着我和我的兄弟。
解放后我们家分得了田地，我父亲很高兴，再不受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了。可是不久听到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我心里很气愤很难过。那时我在民兵队里当小队长，回到家里就对我父亲说：是不是可以让我去参军？我父亲很同意。但当时当兵要满18岁，我才17岁，于是就多报了一岁，18岁。部队领导看我个子不高，就叫我当通讯员。我不愿意。领导说服不了我，最后还是把我放到了班里。
过了不久，部队就出发了。到了陕西宝鸡，我们四川人吃不惯面条和馒头，还不会做，都是请老乡帮忙。后来到了东北安东，就更不习惯了，整天都是小米和高粱米，好在大家要抗美援朝心劲很足，慢慢也就习惯了。到了东北才知道我们祖国有这么大，有那么多的矿山和工厂，工人们劳动热情都很高，数不清的烟囱都在冒烟，我心里更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和愉快。
到了安东一个月，记得大概是1951年7月18日，开始换领武器，我那时决心虽大，但个子小身体弱，把武器装备一背到背上，早晨出操时还能跟着跑，一到下午脚就软得撑不起身子。满身东西都咣当乱响，勉强才能跟上跑，根本不能去作什么动作。
除了武器外，还有许多给养要随身携带——那时志愿军后勤跟不上，每个战士都要随身携带给养。记得当时每人要带半斤盐、4斤半炒米和5斤炒面，还有15斤高梁米和小米。
两天后，部队就跨过鸭绿江桥，向朝鲜境内开进。到了朝鲜，走了一晚上，就没有看一座完整的房子，也没见着一个人。房子都被美国飞机炸了，人都住都了洞里去了。我们部队只能晚上行军，白天就钻防空洞，脚走肿了，还得四处去挖野菜，然后加上盐把野菜煮熟了就着炒面或高梁米下饭。当时我们带的盐都是山东和江苏的海盐，很涩很苦，这样弄出来的野菜很难下咽，但还不得不下咽。
到了驻地，老同志们都出来欢迎我们，什么都给我们安排好，不要我们站岗，要我们好好休息。但几天后美国飞机把桥炸断了，朝鲜北部洪水泛滥把路也冲垮了不少，部队闹起了粮荒，半个月的粮要对付着吃一个月，我那时在机枪连，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我们去找老乡商量给牲口找些草，好把牲口吃的高梁米调出来紧着人吃——这“人”不仅是我们当兵的，还包括朝鲜的老百姓。为了给老百姓省出口粮，我们当时每天只开两顿饭，一顿干一顿稀，省出一顿粮给朝鲜老百姓。
就这样，我们还天天要搞训练。我所在的重机枪班有一挺重机枪，我身体廋小，班长为照顾我，只让我背一块盾板，就这样我还是扛不动。后来又有人分到我们班，就让我背一根预备枪管，这才勉强能背着跑。
当时我们的训练预计是3个月，可能是前线战事紧张，刚训练了一个半月就叫我们去打靶，给我5发子弹，打了不记成绩，算是一种体验。我们当时学习的机枪是两种，一种是苏联的郭留诺夫重机枪，一种是马克辛重机枪。训练的一项内容就把两种机枪放在一起，把两种枪都给拆了，然后让你蒙上眼把它各自合成归位。
我把五发子弹打了，首长说还可以，可以当射手。
射手当上了，可我还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机枪射手很辛苦，要扛的东西很多。又听一些老同志讲：当兵还是当步兵好，抓住几个敌人就是死了也划得来，还可以立功。重机枪这玩艺儿又笨又重，不但抓不了俘虏，经常连敌人都看不到。于是我又跑去找连长，要求调到步兵班，连长不答应，我又去找指导员。指导员打马虎眼想哄我，说过几天再说吧！我一生气就躺倒不干了，本来就扛不起那重机枪嘛。
连首长看看没办法，就答复我说那你就到五连当步兵吧。
然而到了五连，人家也不让我当步兵，让我到炮排去摆弄迫击炮。我更不干了，要摆弄迫击炮，我还不如就在重机枪连耍重机枪。我跟连长死缠烂打，连长还是不答应，说你就当是在炮排学习嘛，你年轻轻的，多学一点东西不好么？我一想这话说得也对，也就同意暂时在炮排“学习”，我私下里订的计划是学4个月，结果刚学满两个月就让我去打几炮。
第一发打偏了几米，第二发还偏1米。
教导员说再给这个小鬼一发。
这一发我很用心，仔细瞄了又瞄，一炮就把靶标给炸飞了。
教导员笑着用四川话说了句：马马虎虎将就要得。
那时候常听老同志们讲，三年熬一个迫击炮手，两年熬一个重机枪射手。关键是打炮要用数学，要会计算，要根据距离和方位计算加什么药包，还要测量密位，读过书的人要容易一些，而我这样的文盲，就很困难了。能得到教导员这个夸奖，我也很有几分得意。
既然教导员都说“将就要得”，我又找连长要求下步兵班。连长这道理那道理跟我说了半天，我只回他一句：你不是说让我多学习么？难道你还怕我多学一些武器？连长经不住我死缠，只好答应让我下步兵班。我当然很高兴，到了班里很用心地学习了多种武器的使用，不光是自己的武器，还包括几种敌人的武器，很快就掌握了许多武器的使用。
1952年3月份，我们军接受上级命令，到平康前线去执行防御作战任务。平康那一带是平原，极利于敌人机械化部队行动。因为我们部队的首长都是出了名的战将，所以才把我们放到那里去。我们当时发的鞋是胶球鞋，后来敌人都知道这支穿胶球鞋的部队很能打，害怕得很。我们工作的重点是修工事挖坑道，晚上就出去捡敌人的便宜，经常一出去不是带几个俘虏回来，就是弄几样武器回来。有时一去就是几天，衣服被雨水露水打湿，就没有干过。吃的真就是雪水绊炒面，整夜整夜在雪地里潜伏，还不能睡着，因为睡着了打呼噜会惊动敌人。就这样回来了还得挖坑道修堑壕，累得不行，常常站着就可以睡觉——我们四川人骂人的话就有“你霉得走路都在拽瞌睡嗦！”而我们那时硬是就是“走路都在拽瞌睡”。
10月中旬，上甘岭打响了，我们第八十七团调到上甘岭方向支援第四十五师部队，到了那里先是准备，领导动员说：我们这次一定要打好，打不好，就是影响整个朝鲜战争的停战问题。打好了就可以很快停战，打不好停战就要延期，我们只能打好，不能打不好！我们就是只剩一个人，也要陪美国佬打到底！秦军长说啦，要婆娘娃娃一起上，连队打光了，机关也要上。哪个连队把山头打下来又能坚守24小时的，全连集体记功。
回来讨论时，每个人都订了计划，我当然也订了。内容不外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不叫。打断一只手一只脚不下来，打断双脚双腿不哭不叫。
当时我们团配署第四十五师的第一三三团，参加争夺537.7高地北山阵地。有一天正副班排长都在连部开会，叫我带了十多个同志到营部仓库去领手雷，仓库管理员是我老乡，他把我叫住：王小鬼，这次每个人要带20枚手榴弹，400发子弹，两根爆破筒或两枚反坦克手雷，还有枪和粮食，加起来有百把斤，还要跑，你楞格丁丁儿大，啷个扛得起哟，就留在我们这里看仓库算毬罗。 我听了很生气，又不想跟他罗嗦，就简单回答了他一句：别个(人)是志愿军，我也是。他们背得动，我也同样背得动。
谁知回到连队，我们连长也是这种口气：你扛不扛得起哟，就是不让你打仗，只让你背东西，你恐怕都背不起来哟。我也同样简单地回答他：别个(人)是志愿军，我也是！连长说光说不行喽，你还是背起来我检查一下看要得要不得。
我硬着一口气，当着他的面就把一百多斤东西背在身上。
背起来还是不算，连长还叫我走给他看，我走是走了，但脚底上是软的。
连长摇头，说这样子不行，打仗不光是走路，还要跑哟……
我赌上了这口气，每天煅练，慢慢要好一些了。那时候，祖国慰问团就在五圣山前线，我和大家一样，都揣着一口气，要让祖国亲人看我们打仗，打胜仗，不能在祖国亲人面前丢人现眼。
10月26日，我们开始到前沿熟悉地形，后来就逐渐参加一些班排规模的出击行动。有一次，朝鲜人民慰问我们的苹果送了三个到我们排，我看到排长副排长每天都要带部队去出击，就建议把苹果给了正副排长，两个小的给排长，一个大的给副排长。
那天晚上副排长出去后就再没回来，他们就吃了一个苹果。
排长的苹果留下一个没吃，装在了饭包里。第二天排长让我跟他出击，说你个子小不容易暴露。那天晚上出去只走了一会儿，天就要亮了，看到有一伙“李承晚”窝在一个小坑道里，我们就把他们全打死里面了。
敌人发现了，就*我们的坑道，他们不敢进坑道，我们也不轻易出去，僵持。但里面的人两天两夜没水喝，只好喝尿。我们坑道里每个人都喝过尿，很臭，只能憋住气喝。敌人怕我们从坑道出击，就派人天天守着我们的坑道口，有天晚上，我看见一个敌人坐在我们坑道口一动不动，象是在“拽瞌睡”，我报告排长，排长说那你就去吧，我掩护你。我慢慢爬到坑道口，看看那家伙还是一动不动，我一扑上去就把他的脑壳拧了一转，把他干掉了。
几天没水喝，后来就连尿都没有了。排长为了给大家鼓劲，神密兮兮正儿八经对大家说：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大家精神一振：是不是外面送水来了？还有人问是不是外面下雪了？有雪就有水嘛！排长笑笑，从饭包里拿出一个苹果：大家都吃一点才好打仗。结果这个苹果给这个也不吃，给那个也不吃。排长很生气：你们不是都喊渴么？大家七嘴八舌都说不渴了不渴了。排长把这个苹果拿到鼻子前闻了半天，才小小咬了一口，又传过来让大家都吃，不吃不行。我们一个排38个人，一个苹果转了好几圈才吃完。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和平环境里讲团结，困难环境里团结得更紧。
11月4日号那场战斗我终生难忘。
那天我们排是突击排，分成三路向537.7高地北山冲击，敌人拼命地往下扔手榴弹，又密又急，我也用手榴弹往上扔，敌人的手榴弹大约有十来颗在我前后左右爆炸。我是战斗小组长，我的组员一个牺牲一个负伤，我的左眼也被炸伤，眼球都吊在了眼框外边，用手一扯吧痛得钻心，不扯吧又晃来晃去碍事。我的双眼被血糊住，只能模糊看点东西，我呼叫我的组员也没有回应。倒是听见有人在叫我，听口音是我们副班长薜志高。我爬过去问他怎么样，他说我的腿打断了不能走，我一摸他的腿是软的，只剩下一点皮还连着，还听见血在汩汩地流。我赶紧用我身上的急救包帮他包扎了，血才止住了。薜志高说王合良你快帮我想想办法，我说我背你下去我再上去给你报仇，薜志高说那不行，我就是剩下一口气也要上去跟狗日的拼到底！我说你先别急我得把我的眼睛先处理一下。
我从一个牺牲的同志身上摸到一个急救包把我的眼睛包扎了起来，眼球这才不晃荡了。然后我对薜志高说：班副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眼睛看不清，我来背你，你眼睛好使唤，碰上敌人就打他狗日的，没有我们就往山上冲，死也要死在上边。
薜志高很激动，说王合良好同志好兄弟我谢谢你，我们就这样干。
我把他背到了山头上，一路上没有敌人也没有自己人，山上的草木早就被炸了个精光，连块石头都没有，从前挖的交通沟也被炸平了，土就象深耕了几十遍一样，全是虚土。我看没有地方掩护班副，只好把他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在周围拉过来一些“李承晚”的尸体垒了个半人高的“围墙”把他围起来，也算是个遮蔽吧。薜志高的子弹早就打完了，他只有两根爆破筒和两个手雷。我又到处爬着从牺牲同志身上摸来一些子弹和手榴弹给他，让他别动，平时你指挥我现在我指挥你，我再往前去看看还有没有我们的同志。
我一边爬一边喊，这才知道，我们的同志还有6个人，连长和一个步谈机员还守在前边一个阵地上。我又爬回来告诉薜志高，他还在那里坐着，我摸着他的武器，他把所有的手榴弹盖都拧开了，我问他话，他半天才回一句，看来耳朵也被震聋了。我让他别动，我又往前边爬。
刚爬出几步，就听见有人在讲话，外国话，听不懂，我的眼睛模模糊糊还能看点近处的东西，眼前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人在动，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根爆破筒就丢过去。这时听见薜志高那边的转盘枪也响了起来，看样子敌人不止一路。我手里的东西丢光了，就满地乱摸，摸着一个能炸的东西就扔，摸着一个转盘枪的弹盘卡上就打，……
这时我比薜志高情况比起来反而好些，他只能坐在那里不能动，打光了弹药没法去找，我还能爬来爬去到处摸。我影影悼悼看见敌人在动，也只能辩别个大概方向就乱打一气。开始和薜志高还能配合，可打到后来到处都听见敌人的枪声就互相顾不上了，只能各打各的，打到后来我听见他那边响起了一声爆炸，我爬过去就摸，喊他没人答应，我给他垒的那些“李承晚”围墙也倒了，我一下就猜到：他肯定是和敌人拼了。他要是在，敌人也不会从后边上来……
这时我也没有力气了，根本站不起来，只好斜靠在一面坡上。弹药也只剩下摸到的两个弹盘，我卡上了一个，压在腿上下，心想敌人要上来了，我拼了便是。后来听到我周围的脚步声越来越杂，外国话吵吵嚷嚷的声音越来越大，接着就有人把我的手拉了一下，大概是看戴没戴表，我没理他，我的枪压在大腿下边，心想你们挤成堆了最好，我一次就能赚不少。
我影影悼悼看见敌人坐在了一起，大概是在吸烟吧。我从大腿下把枪一抽就开了火，就听得敌人乱嚷，一会儿平静下来了，但我也睡过去了……
过了不知多久，就听我们连长喊：王小鬼，王小鬼，你还在么？我说还在哩，连长你怎么样？连长说我没什么关系，就是一只手只剩一点皮连着了。又听到连长喊了一声：赶紧把王小鬼送走……
我醒来是一个星期后了，听人说往下送我的时候我还又踢又咬，人家大声喊自己人自己人我还不住手。大概那时候已经打懵了，脑袋里只有一根打的弦了。
后来有人问我，你眼睛都瞎了难道不痛，为什么还要打。
这不太好回答，我想来想去，可能有几种原因鼓励着我，一是到了东北知道了祖国之大，看见了无数烟囱在冒烟，数不清的工人同志们在生产劳动，这是在建设新中国呀！任何一个年青人，看见这个，都不会不为之动容。我到朝鲜后一个月之内，收到祖国各城市学校和机关的慰问信有二十多封，还有很多慰问品——祖国这个力量就是这样传递给我们的！二是到了朝鲜，走了一晚上，没有看见过一所房子，就是看到一座城市，也是光秃秃的。上平康前线时，过了一个火车站，我数了一下，有80多个火车头被炸烂了扔那儿，也是光秃秃的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几十岁的老奶奶没房子住，连吃的都没有，都是部队从那儿过的时候接济一点。
我们在平康前线的时候，当地朝鲜*组织少先队员课余给志愿军挖野菜，一个少先队员揹了一大背野菜给我们送来，走到半路就让美国飞机给炸得尸骨无存，美国鬼子真是造孽呀！
那时我就想，这个战争要是摆在我们祖国，我们祖国不也得跟朝鲜一样？要是摆在我们西南，那么西南人民不也同样是牛马不如？我们的母亲也同样没有房子住，儿童不也一样被炸得尸骨无存？哪里还会有“无数个烟囱在冒烟”？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战斗小组全部牺牲了，还有不少同志也牺牲了。每当我一回忆起来，他们就象站在我面前，我就觉得我做的这一切，其实都是我应该做的。
住医院的时候，遇到了我们连一个副排长，我们上前线之前把他调到后勤工作站，现在大概是连里*伤亡太大，他又回连队了。他听说我负伤了就来看我，他说你不要难过，好好休养，连里给你报功了，听说给你评的“二级战斗英雄”，我祝贺你立功。
我那时很土，不知道这“二级”是个什么功劳，当时只是伤心，我才不满二十就瞎了眼，还什么都没做哩！他说“二级”不“二级”的，还祝贺，我一听就来气。他看我情绪不好，跑到老乡那里去买了几包烟和两斤苹果，送到我床头让我摸着吃，安慰我想开些，组织上会想尽办法为我把眼睛治好的……
我的眼睛经过治疗，右眼恢复了一点视力(眼窝附近还有个弹片没取出来)，左眼装了个假眼球。53年3月间回到四川，一年后部队把我立功证书寄到了省里，又专程送达到我的家乡，那时我仍然不知道我立了功。真正知道这件事，是朝鲜代表团到四川访问，省里来人接我到成都去迎接朝鲜代表团，还把我选成了省人大代表，我才知道立功的详情。我想，我得到这一系列的荣誉，应该都是党和人民教育的，还有部队首长和同志们，我做了一点事情，可给我的荣誉又这么多，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党交给我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负了伤就回到了祖国，还专门给我们开办了荣军学校，让我这个文盲变成了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有了一些文化，比起那些牺牲的同志，我是幸存者，也是幸运者……
(在这篇自述后面，王合良摘抄了一段*语录：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王合良负伤后的大致情况：
上甘岭战役结束后，王合良后送回国治疗，53年底回到四川老家，住荣军学校学习文化，工农速成中学毕业。54年，与同乡姑娘曾永华结婚，曾永华至今都是个不识字的文盲。王合良称，我有自知之明，我就是要找个文盲。王合良曾是四川省一届人大代表，本来有在成都安置的机会，但他在成都过不惯，不喜欢到处都有人跟着的生活，自己偷偷跑回了三台。住了几年荣校后，被安置在青海省某劳改农场任管教*，因不适应高原生活，昏倒过几次，后来又回到三台，在三台县民政局优抚股工作，直至80年代退休。
王合良与曾永华生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大女儿已退休，小女儿仍在三台县人民医院工作，两个儿子都是当地车圈厂的工人。
曾永华原是县医院的浆洗工，退休后住在两间加起来不足30平米的旧楼房里，每月大约有600元的退休金。她还替离婚的儿子供养一个孙子。家境可以用贫寒二字来形容，屋里除了一台电视机外，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只有门上悬着一块1954年当地*送的“特等功臣”匾算是通家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