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游说诸侯无功而返 苏秦张仪巧舌如簧捞富贵
学有所成,就要用之于世,游说诸侯是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一种独特方式。孔孟热心救世,也加入到游说者的队伍当中,然而当时各诸侯崇尚霸道,不愿意接受孔孟的仁义之道。苏秦张仪等人“长于权变”,懂得如何“揣摩”君主心理,“皆游说诸侯以显名”。苏秦师事鬼谷子,游说成功后将其游说经验总结成书,这就是流传至今的《鬼谷子》。
鬼谷子与纵横家
春秋战国时期游说成风
游说诸侯难在知心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逐渐失去权力和威信,“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各诸侯国为争夺霸主地位,纷纷招揽才智之士。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当时的人才流动空前活跃,知识分子靠游说君主参与政治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
然而,游说君主难度极大,不仅要有资金、人脉做依托,还要选对目标,了解游说对象的各方面情况,尤其是心理状况,如稍有闪失便前功尽弃。正如韩非子在《说难》中所说的:“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游说的艰难不是难在以我所知去说服对方;也不是难在能否以善辩的口才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思;也不是难在能否以纵横捭阖的气势把道理说透彻。所难的是要清楚地了解被游说者的心思,使自己的游说适合他的心意)。”
以孔子的圣明,游说各国诸侯,结果是大失所望,无功而返。孟子游说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随后他又到了梁国,梁惠王也不听取他那一套理论,认为他的思想大而无当,于事无补。孔孟之所以游说失败,是他们的仁义学说“不合时宜”,无法引起各国君主的兴趣。司马迁说:“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即使是最终获得成功的游说者,也曾经历过多次失败。如商鞅游说秦孝公时,第一次用五帝之道游说,秦孝公边听边打瞌睡,一点也听不进去;第二次用三王之道游说,秦孝公的表现比上次略好一点,但还是不能让他满意;第三次用春秋五霸之道游说,秦孝公对他的言论有所肯定,但还没有充分听取;直到第四次以强国之术游说,秦孝公才完全满意,“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苏秦初出道时,选择秦惠王作为游说对象,结果碰了一鼻子灰,“黑貉之裘弊,黄金百金尽”,回到家乡时“形容枯槁,面目犁黑”,家人对他不理不睬,“妻不下紝,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
一次见面就征服诸侯
虞卿驺衍备受礼遇
当然,游说成功的人也不少。
《史记》记载,虞卿穿着草鞋打着雨伞去见赵孝成王。头一次见面,赵王就赐给他黄金百镒,白璧一对;第二次见面,赵王竟封他做赵国的上卿,虞卿的游说本领可谓高超。
齐国人驺衍精通阴阳五行学说,撰写了《终始》、《大圣》等文章共十多万字,他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历朝历代都是按照金木水火土“五德”的推移变化而发展演变的,不同的时代只有按照与它相应的“德”来治理国家才能治好。这种学说在诸侯国很受欢迎。所以驺衍游说各国均获得成功。当他去梁国时,梁惠王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执宾主之礼”。后来他又去赵国,平原君侧着身子给他引路,还用袖子给他掸坐席。当他到燕国时,燕昭王请求做他的学生,并专门建造了一座碣石宫给他住,并亲自到那里接受他的教导。同样是名闻天下的大学者,驺衍游说诸侯所受的礼遇与孔子“菜色陈蔡”以及孟子“困于齐梁”简直有天壤之别。
魏国人范雎游说诸侯的经历很有传奇色彩,最初他想游说魏王,但因家贫缺乏资金,只好先在魏国的中大夫须贾手下做事。有一次他随须贾出使齐国,齐襄王听说他能言善辩,便派人赐给他十斤黄金和牛酒等物,范雎辞谢不敢接受。须贾知道后,认为范雎把魏国的秘密泄露给齐国,回国后告诉魏国的相国魏齐,魏齐大怒,命人痛打范雎,打断了他的肋骨,打掉他的牙齿。范雎装死,他们就把他扔在厕所,宾客喝醉了,轮流往范雎身上撒尿。后来范雎在魏国人郑安平和秦国使者王稽的帮助下逃往秦国。由于他精通游说之术,没过多久就取得了秦王的信任,被拜为客卿,几年后,又当上了秦国的相国。
范雎为人爱憎分明,“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他给郑安平和王稽高官厚禄,在须贾出使秦国期间当众让他出丑,对各国使者公开说要魏齐的人头,使魏齐狼狈逃窜,自刎而亡。在范雎的权力如日中天时,燕国人蔡泽在游说了大大小小许多诸侯均不如意后来秦国,他劝范雎功成身退,以免重蹈商鞅、吴起、文种的覆辙,范雎接受他的意见并把他推荐给秦王,蔡泽后来也被秦王拜为相国。
苏秦搞合纵
张仪搞连横
在战国众多游说之士当中,苏秦和张仪的成就和影响最大。自游说秦惠王失败后,苏秦闭门不出,“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苏秦经过一番刻苦读书钻研后,终于悟出游说术的关键是要“揣摩”对方的心理,一旦能把握对方的心理,成功就有希望了。
再次出道的苏秦做了充分的准备。过去他游说秦惠王,中心议题是“连横”,即建议秦国先联合其他国家,瓦解六国的统一阵线,并且想办法使六国互相攻打,然后再逐一吞并所有国家。这一次他反其道而行之,把游说目标转向六国,游说主题改为“合纵”,其宗旨是把六国联合起来组成统一阵线,共同抵抗强秦,以维持天下局势的平衡。苏秦先到赵国,因被赵肃侯的弟弟奉阳君阻挠,他离开赵国前往燕国,凭着娴熟的游说技巧,他轻而易举地说服了燕文侯,于是燕文侯为他提供车马和财礼,让他到赵国去游说。
苏秦再次来到赵国时奉阳君已死,苏秦和肃侯一拍即合。赵肃侯非常高兴,马上调拨车百辆,黄金千镒,白璧百双,锦绣千匹,让苏秦以此来说服其他诸侯国参与结盟。有了燕赵做基础,苏秦很快就说服了韩、魏、齐、楚四国的君主,约定六国“合纵”,苏秦为“秘书长”。苏秦派人把六国“合纵”之事告诉秦国,秦国被这个阵势吓住了,竟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攻打六国。
张仪是苏秦的同学,他们都是隐士鬼谷子的学生。当苏秦已说服燕、赵两国君主搞“合纵”时,张仪还没找到出路。因当时秦国想攻打赵国,苏秦担心“合纵”计划被打乱,便有意把张仪找来侮辱一番,激他去秦国,并暗中派人资助他游说秦王。张仪的游说技巧较之苏秦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快就取得了秦惠王的信任,被任命为客卿。后来他知道自己入秦是苏秦一手安排的,不禁感叹道:“嗟乎!此在吾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张仪当上秦国的相国后,建议秦王实施“连横”之策,与六国的“合纵”唱对台戏,天下大局就被苏张二人操控在手中。
苏秦撰写《鬼谷子》
游说之风在春秋战国时代如此盛行,有关游说术的著作却甚少。韩非子的《说难》可算是一篇论文,但不够系统。系统之作是《鬼谷子》,该书对游说技巧、揣摩心理、制定权谋、纵横进退等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历来被视为纵横家的秘笈。
经学者考证,《鬼谷子》为先秦著作基本上可以确定,但它的作者是谁呢?是鬼谷子还是苏秦?
鬼谷子是极其神秘的人物,《史记》中只提及他是苏秦和张仪的老师,对他的生平并没有提及。《史记》的注解中说:“颖川阳城有鬼谷,盖是其人所居,因为号。”就是说其人隐居在鬼谷中,故号“鬼谷子”。《拾遗记》称“鬼谷”即“归谷”,因“鬼”和“归”二字近音,故将“归谷”称为“鬼谷”。《道藏目录》称鬼谷子“姓王,名诩,晋平公时人”,道教著作称鬼谷先生为“古之真人”。
鬼谷子是苏秦和张仪的老师,但并不一定是《鬼谷子》一书的作者,晋乐壹注《鬼谷子》说:“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以后新旧唐书的《经籍志》都把《鬼谷子》视为苏秦撰。加上《汉书·艺文志》著录《苏子》三十一篇,而没有列入《鬼谷子》,基本上可以推定今本《鬼谷子》是《苏子》三十一篇中的一部分,而其作者就是苏秦。
另外,《鬼谷子》一书中的观点有如苏秦的自述,书中称:“不见其类而说之者见逆,不得其情而说之者见非,得其情,乃制其术,此用可出可入,可揵可开。”“得其情”正是苏秦游说君主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至于如何“揣摩”对方的心理,苏秦也有办法,他说:“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其有恶也,不能隐其情。”人的内心世界往往在谈论爱好或厌恶之事时表露出来,苏秦“常以其外表见而知其内隐”,这就是他的“观色知情”之术。
张仪并非大丈夫
像苏秦和张仪这样的纵横家,只以个人需要为出发点,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是典型的利己主义者,难怪司马迁说他们是“倾危之士”。关注天下民生、提倡礼乐教化的儒家对他们不屑一顾,嗤之以鼻。
战国时的纵横家景春曾问孟子:“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回答说:“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对《鬼谷子》一书,历代学者褒少贬多,柳宗元说:“《鬼谷子》为后出,阻戾峭薄(违背正道而刻薄寡恩),恐为妄言,乱世难信,学者不宜道之。”宋代高似孙则认为:“《鬼谷子》之书,其智谋、其数术、其辞谈、盖出战国之表……其亦一代之雄乎?”明代的胡应麟不同意高似孙的看法,他说:“高似孙之辈取而尊信之,近世之耽好者,亦往往如是。甚矣哉,亦易入人邪说。”宋濂对《鬼谷子》也持否定态度,他说:“鬼谷所言之捭阖、钩箝、揣摩之术,皆小夫蛇鼠之智。用之于家则亡家,用之于国则亡国,用之于天下则失天下……学士大夫所宜唾去,而宋人(指高似孙)爱之且慕何哉?”批评者多从道德层面否定《鬼谷子》,但从外交手腕、谈判技巧、揣摸心理等角度而言,《鬼谷子》可以说是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