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森主席：被时代遗忘了的中华民国国家元首
他身为国民*主席，但却被不少*人看作是“国府看印的”。他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反袁护法的功臣、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为官处世却奉行“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的“三不”原则。他就是林森，一个该被历史记住的人。
林森(1868—1943)，1868年2月11日，出生于福建省闽县尚干凤港村。林森从“一介书生到国府主席”的人生历程，以及他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参议院参议长，又连任12年国家元首的经历，是很值得后人研究的。林森虽身居一国之尊，但向来不以贵人自居，“平民元首”的形象使很多接近、了解他的人都肃然起敬。他出身寒微，在教会学校里接受了长达14年的西式教育。因对民族危亡有切肤之痛，很快踏上了共和革命的道路，且成为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对辛亥革命贡献卓著。辛亥革命胜利后，他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当上了首任参院议长，参与了创造共和的诸多关键决策，与孙中山和袁世凯都共过事。袁世凯篡权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又辗转奔波，致力于再造共和，并在此过程中历经宦海浮沉，数起数落。在孙中山死后不久，林森便由“容共”转向反共，并因此获誉“反共先知先觉”。在抗战时期，林森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不遗余力宣传团结抗日。
林森的经历丰富、复杂而坎坷，而综观其一生，对国家和社会进步做过不少的好事。除了爱国之志终生不渝外，为官清正廉洁、不慕名利、重视教育、自律甚严等，也是他的优点。尤其他崇扬*和法制的精神更值得称道，在任参院议长时，他对孙中山和袁世凯这两名“大总统”的决定都有过否决的记录。尤其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曾使目空一切、趾高气扬的袁世凯不得不在解除佩刀后才被允许进入参议院，此举尤令人钦佩。蒋介石上台后，林森仍未改书生本色，以*监察委员的身份，数度参与弹劾蒋介石的行动，使蒋大为恼火。
作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与积极合作者，林森对孙一直是敬仰有加的。特别是在孙逝世后，他致力于为孙建造陵寝，树碑立传，并率先提出尊称孙中山为“国父”的动议，无疑对弘扬孙中山的革命业绩和精神遗产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林森为官处世，不喜张扬，做事低调，奉行“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的“三不”原则，讲究“无为而治”。但由于这种风格，也使林森倍受冷落，在他任“国府主席”时，*内很多人都不重视林森这位“一国之尊”，甚至仅仅把他看作“国府看印的”。胡适针对此情形曾有过一段评价：“林子超先生把国府主席做到了‘虚位’，以至于虚到有的人居然已经‘目中无主席’了。”但他并不是“无所作为”，该做的事他向来是当仁不让的。林森去世时间较早，在抗战未结束即因突遇车祸而不幸身故;而且他身后无子女，唯一的养子在30年代即死去，因此有关他的资料较少，也不易查找。
求学*
在家乡教会学校接受了14年之久的“西化”教育，林森并没有被基督教化，而是从中吸收了中西文化的精华营养，在他心中滋生了强烈的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1887年，林森在鹤龄英华书院肄业，在他面前有几种人生选择：一是做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当传教士;二是到海关或洋行工作;三是参加科举考试，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但是林森志不在这些方面，他的心早已飞向了海外，要去探索更多的知识，寻求祖国富强的道路。于是他渡海投考了*的西学堂。
*成为林森成年后社会生活及革命活动的起点，*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在这里，他度过了10多年最宝贵的青壮年时代，因此他对*有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
当时*巡抚刘铭传大力进行*的开发建设，积极推行富强新政，修铁路、开煤矿、设电报、开办新式学堂等等改革举措，决心把*建成“一隅之设施，为全国之范”。正是这些新鲜事物，吸引了林森的目光。当1887年*西学堂开办时，他就欣然前往求学。西学堂的开办，是近代科技教育的一个创举。学堂既有西方教师教授科学技术，同时又有中国老师，讲授中国经史文字。因此这几年的学习，培养了林森学贯中西、文理兼同的知识结构。
1890年，林森又考进了新设立的*电报学堂，这是因为受“科技救国”思想的影响。1891年毕业，林森进入台北电报局工作。由于他待人诚恳、为人稳重、办事认真、勤奋踏实，再加上他接受了多年中西教育，英语基础好，业务能力强，因此受到上司的赞赏和同事的肯定。林森十分敬业，这一年他回家与从小与他订婚的郑氏完婚，结婚后感情很好。但他在婚后三天就回去上班。新婚夫妻只有在假日才能团聚，当时闽台之间交通便捷，汽艇一日可达。可惜郑夫人体弱多病，婚后三年就病逝了。此后林森终身未娶，过着单身生活。后来他三弟的儿子林京过继给他当嗣子。
甲午战败，腐朽无能的清*居然割让宝岛*给日本，这激起了无数爱国志士的*。具有爱国热情的林森也投入到反对割台的抗日斗争中。1895年5月清*驻台机构开始撤往福建，林森任职的台北电报局也在撤退之列。但是林森没有随着撤退福建，而是留了下来，参加斗争。林森投奔的是刘永福的“黑旗军”，这是一支有名的抗日部队。1895年秋林森回到福建，“他奔走于沪、粤及日本各地，联络革命志士，并与中山先生联系。”积极从事反清抗日的革命活动。由于他的革命行动，林森被清*当局作为“乱党”通缉。
1898年秋林森又一次来到第二故乡*，继续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他因为精通英语、又会讲闽南话，口才又好，因此被台南法院嘉义分部录取为通译。他以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保护抗日志士。在法院遇到抗日志士被捕、受日本人审讯时，作为翻译的他，就尽量避重就轻地翻译，当*同胞吃官司时，林森也向着自己的同胞。由此而来林森赢得了同胞们的信赖。他们也帮助林森，有一次林森奉孙中山之命要回福建从事革命活动，但手上没有路费，正在发愁。当地台胞知道后，立即拿出50块钱资助，林森只要了30块。为了让林森平安成行，这位台胞特意到码头送行，使林森十分感动。由于林森在*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当地人十分缅怀他，林森逝世后，1947年嘉义建立一个“青芝亭”，在亭里竖立一块碑纪念林森。在*，迄今仍有许多县市与乡镇还保留“林森路”或“林森街”之名。
林森也念念不忘第二故乡*，直到他临终之时，还特意嘱咐蒋介石等人：务必要光复*！
国民*主席
林森成为国民*主席，在当时的*内，是众望所归。
在大革命时期，由于林森参加了“西山会议派”，反对国共合作，因而被**开除党籍。1927年6月11日，南京**党部宣布取消“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林森与张继、谢持、邹鲁等也恢复了党籍。
1928年2月，林森被选为国民*委员，10月当选为立法院副院长，接着又选为**监察委员，成为**和*的重要人物。但是这时的林森，全身心地投入到总理埋葬事筹委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埋头致力于修建南京中山陵。林森对中山陵的建设十分用心，倾注了满腔热情，从葬事的筹备，陵园的勘定，到工程图纸的审定，工程招标乃至工匠的确定，他都亲自一一过问，认真筹划，亲自落实。在当时大小军阀之间为了利益而进行混战之际，林森则似乎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他在从事着似乎与战争状态、烽火岁月不相称的事情。
1931年3月2日，立法院长胡汉民被蒋介石*后，林森被选为立法院长，成为**的要员。在此之前，林森为避开政治旋涡，飘然出国，到海外进行为期8个月的视察活动。因此他是在海外旅途中被选为立法院长的。他这次出国任务是视察党务、慰问侨胞、募捐等三项任务，走遍五大洲，历时8个月，于1931年10月中旬满载而归。
在这次海外旅行中，林森有3个月是在瑞士避暑度假的。当时他委托人在瑞士日内瓦租房，时间3个月，而且还规定了价钱，按他的要求要在当地租到房子是很不容易的。这位朋友经过多方打听，最后在日内瓦近郊外租到一个仅有两小间的农舍。林森来看后却非常满意，他与陈耀垣一起整理房子，洗涤衣物，烧饭做菜。由于那里只有西式餐具，而没有中国餐具，菜烧好了，却找不着筷子。朋友建议去驻国际联盟的中国代表团那里，借一些中国餐具来，却被林森阻止了。他说：“这次顺道到瑞士度假，完全是一种私人行动，和公务无关，不要惊扰到公家机构，用具不妨将就一点。”于是他们就自己用木头削成木条备作筷子之用。有时朋友来访，没有床睡，就和林森挤在一张床上。第二天清晨，客人醒来之时，林森已经烧好了稀饭，等着与他共进早餐。这段海外之行的小插曲足以说明林森公私分明、生性淡泊、安于清贫的品格。
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本来应该团结抗倭。但是1931年11月*四大召开之际，*内又开始了互相指责，互相拆台的局面。以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为代表的三派*互相之间又开始了权力斗争，相持不下。胡汉民和汪精卫为了搞倒蒋介石，暂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布下野。
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令各方面都能接受而又具有崇高威望的林森于1931年12月15日被推选为国府代主席。月底，*四届一中全会议决国民*主席为国家元首，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12月28日林森就正式当选为国民*主席。
据当事人陈铭枢回忆，当蒋介石下野时，曾意“将以国府主席一职畀于右任”，但陈向蒋推荐了林森：当蒋决定下野时，曾约我到他的书斋密谈。他向我提出建议国府主席一职畀于右任。我并未察觉他早已属意于于，以为只是偶尔论及，固说：“于先生固然好，但还有一位更好的人，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呢？此人既有清望，又没有各方面的政治背景，完全符合粤方所提出的主席标准——年高德劭。”蒋急问：“是谁？”我答：“林子超”。他听了恍然若有所悟似地说：“林一向爱清闲，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我说：“可以劝驾。”蒋立即写了一封亲笔函致林，交我面递。林因事出意外，开始尚有顾虑，经过劝说，他答应了。
实际上当时有望成为主席的还有蔡元培先生。但蔡元培属于学者型的人士，资历比中华民国首任参议院议长的林森稍逊一筹;而于右任因为是蒋亲睐的人选，而被粤方所拒绝。因此，最后就只有林森莫属了，而且从公德还是私德来看，林森都是当之无愧的。
林森平生洁身自好，生活力奉简约，朴素至极，他曾为革命到海外募集到大批捐款，却没有为自己添置一件足以防寒的冬衣，以致在自己的长衫下摆上缝上衬布以保暖。他青年丧妻，却终身不续娶，无亲生子女，没有什么家产，更无三妻四妾，更无*内有些权贵那样奢侈淫逸的作风，这在当时的官场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品质。林森对于自己负有责任非常清醒，他在《就职通电》中讲：“森受命彷徨，不敢自逸，黾勉受命，暂度危机。值此国难灼肤，外交束手，懔失足于冰渊，谋全国之团结，急不可待，时不我与，森惴惴自将暂勉效职。”可见他深知自己所处位置的艰辛，于是表示要如履薄冰地效力。事实也确实如此，伺候国民*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林森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奋力苦撑危局。
平民品质
林森给人们的形象是：一身长袍马褂，鹤发童颜，银须飘垂;一根手杖，一副眼镜，仪态端正，举止稳重。如果不是他胸披红绶带，佩一枚青天白日的徽章，人们是不会想到这么一位慈祥的老者就是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
林森在衣着饮食方面都很朴素。他经常身着黑色或蓝色大衣长袍，戴灰绒呢帽或黑色礼帽。一年四季，无论寒暑，都是一身布衣，只有厚薄之分，没有时常变化。在饮食方面，他也很简单，他喜欢清淡素食，几乎烟酒不沾。尤其是在抗战时期，更是一切从简。据厨师诉苦说，每天只限买两角钱的肉。初到重庆，还可买得斤把。后来物价高涨，只能买得两个指头这么大的一块。你想，叫人怎样做菜呢？如果采购的人买回来的菜贵了，林森还要批评。
在住宿方面，林森也很简单，他喜欢清静、自然。据其下属、曾居*内要职的张群回忆描述：“其南京成贤街故居，十分狭窄。移驻洛阳期间，居处尤为简陋。迨抵重庆以后，初住李子灞，后住歌乐山林园，均只普通房屋。”这与一些*内高官住公馆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行方面，林森更是不讲究。他喜欢轻车简从，习惯独来独往，除司机外，平时不喜随带侍从。有一次，林森出席一个重要的集会，他的座车路经一个路口，因未悬通行证，前座没有随从，汽车又这么老旧，警卫人员就予拦阻，不许前进。这时林公把手杖伸出车外，轻轻向警卫人员身上一点。警卫这才警觉到车里坐的是谁，离开敬礼放行。他还经常随意停下车来，自己一个人走下车与旁边的人闲谈;有时一个人走在街头，与市民聊天，或者在田间地头与农民拉话，了解民情民意，那些与他说过话的人，怎么也想不到这个长须飘飘、衣着朴素的老人家就是国家元首。
有人这样描述过国民*迁都洛阳办公时林森在街上与市民接触的情景：
那时洛阳市上，常见这位老人，长髯飘拂，御黑大氅，不带随从，散步街头，和民众商民随时接近，亲询民间疾苦。有一次，他亲赴商店购买汽油，跟商人论价还值。他说：“国府日常所付汽油价钱不少，所以顺便亲自向商家查询藉知究竟。”他有个同乡在河南大学任教，一日薄暮，有个长髯老人，入室呼名。恰巧这教授不在，家里人应见如仪。老人落坐小憩，临行留下名片说：“没有事，我散步过此，听说你们在这里，顺便瞧瞧”。这家人一看，赫然元首也，再想请他小坐奉茶时，他已悠然自去了。
林森作为国家元首，不仅具有亲民的作风，而且在遵守国家法律法纪方面也没有以元首自居，以势压人，越权办事。相反是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使人对他产生由衷的敬意。
有一次，林森的住宅进行翻修，工作人员一时疏忽，在翻修时没有及时领取房屋建筑执照。因为按照中华民国*的规定，凡是修建房屋必须到所在地区*主管部门办理允可执照，方能进行施工。因此南京公务局办事人员也在未经查明主人是谁的情况下，就照一般通知寄发一封信，告知房屋主人。在信封上直接写了“林森”收。当时接收信函的国府文官处官员认为这样直呼其名，是对主席的“大不敬”，应当纠正。于是当即决定查询事实经过，并将情况通报公务局上级领导，要其亲自向林森主席致歉。作为主管官员宋希尚局长觉得自己应对此事负责，表示愿意去向林森主席道歉。于是他诚惶诚恐来到主席官邸时，林森亲自迎接，并要人送来茶水招待，还没等宋开口，林森就先主动把自己改造房屋建筑的情形，简要作了说明，并为没有及时办理执照而有违规章制度，表示歉意。
他说：“事前以为小小工程，不知道也要领建筑执照，致有违背规章，自当即日补办手续。”对于在信封上直呼自己名字一事，林森微微一笑道：“此小事也，余本为南京市民之一，应与一般市民受同等看待。”接着，又顺口说：“今后如为考虑到‘主席’身份起见，遇到类似的事情，在通知上，不妨改写‘子超’而不直书‘林森’亦可。”最后，他还建议：“公务局公务太忙，为避免疏忽起见，似可在一般性通知信封上，预先印好‘先生’或‘女士’或‘君’字样，这样不但可对受件人的尊敬亦省却书写人的时间与精力。”整个谈话过程，本来宋是来向主席道歉的，结果是堂堂国府主席向自己解释道歉，而且说话语气和蔼婉转，态度慈祥亲切，好像和家人闲谈一样，绝对没有官场上上级对待下级那种居高临下的霸道姿态，这使这位局长十分感动。 作为一个*员，林森也经常参加党内活动，出席会议。由于他身兼数职，有时实在出席不了，他都“亲笔请假，决不疏忽，虽在严寒酷暑，无故绝不缺席，而每当会议散会之际，区分部书记未退出会场以前，(林森)主席决不先走。谦谦君子，其重法崇礼，有为常人所难能者。”正因为如此，在林森逝世时，当时国人均对他表示赞叹：“主席贵为元首，其衣其食其住其行，又仅与平民等，抑且亦较俭于平民，布袍大褂，安步当车，素食淡饭，陋室自居，此种精神岂一般平民所能及耶？”
“无为而治”的风格
林森的思想品格中，既有道家淡泊名利的一面，也有传统儒家积极明志的另一面。他登上国府主席的座位，并不是怀着君临天下的心情去争夺权位。因此，他的政治作风就带有很强的“无为而治”的色彩。本来1931年6月15日国民*明令公布的《中华民国国民*组织法》关于“国民*主席”的内容规定“国府主席对内外代表国民*;国府主席兼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国民*、五院院长、副院长、陆海空军副司令及直隶于国民*之各院部会长，以国民*主席之提请，由国民*依法任免之。”如果按照此规定，国民*主席是总揽政权、军权，位高权重的位置。但是，1931年12月25日通过的《*政治改革案》规定：“国民*主席不负实际责任。”也就是说，这样一来，林森出任的是明文规定没有实际权力的国家元首，这在*史上是破天荒的。对于这样一个虚位，林森却能够安然处之，可见其“无为而治”的政治作风与处世态度。
不少纪念文章都记载林森有“三好”和“三不”：即好佛、好古玩、好客;不再娶、不治私产、不杀生而素食。也许说明了林森在“无为而治”作风下对待生活的情怀。
由于是虚位元首，林森尽量恪守“国民*主席不负实际责任”的明文规定。尽量不问细事，不干扰阁僚的工作。以致在他就任主席一个多月后，行政院的那些官员才记起来应该去参谒一下林主席;而林森得知汪精卫正率领全体阁员前来拜访时，他却有意回避了。对此，胡适于1934年评价说：“如果国府主席是一个不明大体而个性特别坚强的人，如果他不甘心做一个仅仅画诺的主席，那么，十几年前北京唱过的‘府院之争’一幕戏，还是不容易避免的，我们试回想那两年前党政军合为一体的国府主席的地位，就可以明白林主席的谦退无为是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了。”确实如此，在蒋介石担任国民*主席的时候，由于蒋具有很强的政治欲望，他兼任着*和军队的最高*，是权倾天下的铁腕人物，但是由于其锋芒毕露，树敌太多，引起连年的军阀混战、派系纷争，搞得国无宁日、民怨沸腾，蒋介石本人也*两度下野。相比之下，林森的谦逊无为确实具有历史意义。
林森与蒋介石，在性格上一柔一刚，因此能够互相配合，长期共事而能安然无恙，这当然主要是因为林森的通情达理。抗日战争时期，林森曾对蒋介石说：“你尽可以专心致志于抗建大计的部署，领导全面抗战的进行”;而融洽民情，鼓舞士气等内政可由他来做。林森从来不把自己当作元首，在公开场合都把领导抗战的功劳归于蒋介石，从来不妨碍蒋介石行使实际上的最高领导权，从而保证了他们之间长达十多年的合作，也使抗战期间最高领导层基本稳定团结。
林森在政治上不争权夺利、不逾矩，而且对待普通百姓也与世无争，与民无扰。在重庆期间，国府依山而建，“山上种有菜蔬杂粮等物，仍准农人出入府禁，按时耕作，所以与民无争。”
林森在官场不结党营私。对亲友之事、政事方面的请托，他都一律拒绝。对自己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唯一嗣子也不安排在身边工作，而是让他上抗战前线。遇有同乡来求职，宁可自己掏腰包予以资助，而不为之介绍工作。他担任国民*主席后不久，就对文官长魏怀提出要求：“我只要你做到两个条件：第一，你不要荐人。第二，你最好是不见客。”对此，胡适评价说：“这是有意的无为。若没有这种有意的无为，单有一个恬退的主席，而难保他的属吏不兴风作浪、揽权干政，造成一个府院斗争的局面。”
林森之所以要有意无为，不仅是他的修养性格使然，也是有他的深谋远虑的。他曾对亲友说：“你要知道，我的地位，譬如神龛中的神主，受人敬仰而不失其威仪，自然能保持庙堂之肃穆，与家宅之安康;若一旦神主‘显灵’，则举室彷徨，怪异百出。其所造成阢隍不安之现象，有非另灵异暂短时期所能补救。故神主千万不可‘显灵’。”林森正是对自己的地位保持了清醒的认识，所以能够既在庙里，却又能够尽量不“显灵”，以示超然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