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贪官严嵩的另一面 制定策略 平定倭寇

嘉靖二十七年(1548)，严嵩接任首辅。从此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他任内阁首辅长达十五年。嘉靖皇帝是一个极难侍候的主儿。真所谓伴君如伴虎，严嵩能在性情暴躁、恩威不测、果于刑戮的朱厚身边待上这么长时间实属不易。严嵩任首辅的这十五年，正是“南倭北虏”最为严重的时期，所有朝政基本上都围绕着这一南一北的边患展开。

“北虏”问题，即蒙古部落对明帝国北疆的威胁，自明初以来一直存在。到了嘉靖年间，尤其是嘉靖中期以后，北部边患达到了极点。俺答等部落连年入寇，山西、陕西、甘肃、北直隶等边境地区惨遭杀掠，京师几度戒严。对于“北虏”问题，严嵩采取了较为现实的态度。他认为当前敌强我弱，只宜防守，不宜出击。因而当曾铣及夏言等人主张收复河套时，他持反对意见。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俺答率数万铁骑入侵大同，明军抵挡不住。不久，俺答的部队到了古北口外，等待时机破关而入。

俺答见古北口难以攻破，就抄小道从黄榆沟破墙入关，长驱直入，分兵劫掠密云、怀柔、三河、昌平等京东州县，京师戒严。随后，俺答进驻通州潞河东岸，窥视京师，举朝震恐。八月十九日，俺答自通州渡过白河，兵逼京师城下，要求朝廷准许其三千贡使进入京城，赐其币帛，然后解围。嘉靖皇帝极为恐慌，连忙召集首辅严嵩、大学士李本和礼部尚书徐阶进西苑商讨对策。

在这危急时刻，严嵩拿不出主意，只是一味安慰嘉靖皇帝：“此抢食贼耳，不足患。”徐阶严肃地反驳说：“现在俺答在城下杀人放火，怎么能说是‘抢食’呢？皇上是要我们商讨出御敌的办法来！”严嵩知道在这个危难时刻，如果自己的意见不符合皇帝心意，或因自己的意见而坏了事，则难以保全身家性命。明代掌管边夷封贡之事的是礼部，于是他说：“此礼部事！”把责任推给了礼部尚书徐阶。

徐阶提出缓兵之计，即要求俺答先退兵，再派和平使臣持蒙文奏表上奏，按规定的程序入朝。这样拖延一下时间，等四方援兵赶到后，就战守有备了。嘉靖皇帝很赞赏徐阶的这个方案，从此对徐阶有了好感，而对严嵩则略有疏远之意。

兵部按徐阶的方略，一面遣使致书俺答，一面加强防守。俺答看到“以兵胁贡”不成，明军各地援兵又相继赶到，怕被断了后路，于是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撤兵。自八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北京城被俺答围困了五天，城外无数房舍被烧毁，大量人口及财物被掠夺，京畿地区化为一片焦土。这是自“土木之变”后朝廷受到来自蒙古的最为惨痛的失败。因该年为庚戌年，故史称“庚戌之变”。

当“北虏”威逼京师之际，明帝国的财赋重地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之患也日趋严峻。倭寇之患明初即有，到了嘉靖朝，尤其是嘉靖中后期也即严嵩*时期，倭患最为酷烈。

嘉靖时期倭寇的猖獗是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明*的政策分不开的。明中叶以来，国际间的贸易日趋发达，中国与日本、南洋诸国及葡萄牙等西方国家间的贸易来往日趋密切。发达的海外贸易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东南沿海一带的居民投身其中，倚为生计，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然而，明初以来，*一直实行海禁政策，不许民众私自出海贸易，沿海民众只能偷偷摸摸地出海，并逐渐形成了一些海上武装集团，与日本的一些海商、浪人等勾结在一起，以武力为后盾，亦商亦寇，在东南沿海一带从事贸易活动，并不时进行剽掠。沿海居民，尤其是一些豪门大族常参与其间。

嘉靖初年，因日本争贡事件，朝廷裁撤了浙江、福建二市舶司，实行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夏言任首辅期间，任用朱纨总督闽浙剿倭事宜。朱纨执法过严，斩杀过滥，激化了矛盾，引起了浙闽豪门巨室及其朝中代理人的激烈反对，最后*自杀。于是，倭寇的活动更加猖獗。

严嵩对倭寇的认识较为清醒，他认为倭寇是由于浙江、福建沿海居民下海通番谋利所致。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真正的倭寇，而大部分是东南沿海的普通居民。因而他主张宽海禁。海禁一开，沿海居民可以合法地进行海外贸易，获取利益，就不会为乱了。很多以前的“海寇”也就转变为“海商”了。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倭寇中确实有一部分是完全从事劫掠活动的，朝廷对这样一些贼寇要坚决打击。但数年来由于朝廷在派将领剿除倭寇时号令不一，事权不专，往往失利。严嵩推荐赵文华、胡宗宪等督师平倭，赋予他们专事权，以免受地方官掣肘。赵文华、胡宗宪等又先后网罗了一批将才，如戚继光、俞大猷、谭纶等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八月，浙江最大的倭寇首领徐海被杀，所部也被全歼，倭寇受到重创。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一月，胡宗宪采取剿抚兼施的策略，将倭寇头子王直擒杀。至此，浙江一带的倭寇基本被肃清，倭寇活动的重点转移到闽粤沿海，但*已大不如前了。在平定浙江的倭寇之乱后，赵文华、胡宗宪等加官晋爵，但他们没有忘记严嵩对他们的提拔之恩，因而把部分功劳归到了严嵩身上。赵文华对皇帝说，他和胡宗宪采取的策略，都是严嵩教给他们的。嘉靖皇帝因此嘉奖严嵩，令其兼领尚书俸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