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文化 回族人民身上是怎样有汉文化烙印的

在回族的形成过程中，汉文化在其先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早在唐宋时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和*的先知*“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往求之”的圣训，吸引和驱使大批的*翻山越岭、飘洋过海，踏上了中华大地。汉学对蕃客和土生蕃客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当时来华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今伊朗人)中，精通汉文化者不乏其人。史载，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大食人(中国唐、宋时期对阿拉伯人、阿拉伯帝国的专称和对伊朗语地区*的泛称)李彦升考取了进士。南宋时期，阿拉伯人蒲寿晟任广东梅州知州，“有惠政，善作诗”。

到了元代，回族中的文化名人辈出。元代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奉朝廷之命建天文台，撰写万年历，主持制造了7种天文仪器;建筑大师也黑迭儿受忽必烈之命建元大都宫城，规划整齐，有如棋盘，其建筑风格在当时世界上享有盛誉;着名画家高克恭善画中国山水画，所绘墨竹为一代精品，人们把他的国画与赵孟頫的作品相提并论;元代大诗人萨都剌的诗以清新俊逸着称，其名句“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传诵一时，乃贤的“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难求”也成为中国文学千古佳句。

科学家赡思重新汇编《何妨通议》，此书成为后人治理黄河的重要参考书。明初，泉州回族李贽是一位着作颇多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评论家，他对当时的某些封建思想和封建社会秩序进行了大胆的批评，揭露了它们对社会发展的危害，其学术成就一直受到我国学术界的重视。回族*的聪明才智和成就丰富了祖国科学文化的宝库。

明代中期以后，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实行同化政策，禁止胡语、胡服，还实行海禁。为了生存，回族同胞改汉姓、说汉语、穿汉服，汉语成了回族的共同语言。由于实行海禁，海外的*传道人进不来，中国本土的*出不去，中国的*出现了人才匮乏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陕西回族人胡登州发起了经堂教育，用汉语讲述*的教规教义。

与此同时，一些回族学者着书立说，开始用汉文字宣传*的经典，其中最着名的当属王岱舆的《正教真诠》。到了清代初期，回族知识分子“以儒诠经”的活动达到了高潮，有关*的汉文译着和着述不断涌现，其中以马注、刘智、马德新为代表。马注着有《清真指南》10卷，刘智着有《天方性理》6卷、《天方典礼》20卷、《天方至圣实录》20卷等，刊行流传很广。马德新不仅是清初*的着名经师，而且在其他方面也颇有建树，编译有《四典要会》、《性命宗旨》、《道行究竟》、《礼法启爱》等等，其着作涉及*的教规教义、阿拉伯语法修辞学、天文地理等多方面。马德新还曾把《*》翻译成汉文，遗憾的是只出了5卷，他便去世了。

汉文化的烙印在我国的*中也多有体现。我国内地的*多呈中国古典式建筑与阿拉伯式建筑相结合的风格。*里的匾额楹联不但采用中国的文字形式，而且内容上也是*文化和汉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如*昌吉本地寺大门对联，上联是“修身以礼明心以道达真乘”，下联是“物我尽忘真一归真归初境”。河北沧州清真大寺殿前柱联，上联是“赖真宰脱二虑窥妙本不出我胜”，下联是“超万缘归一体视太极若在我身”。西安化觉巷*内匾“临下有赫”，河南襄城石羊街*匾“无极之真”，河北保定*寺匾“道合中庸”。上述匾联的内容充分反映了回族先民的汉文化底蕴。

历史上，回族同胞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还有许多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兴华研究员在《回族与中华文明》中指出：“假如没有回族及其先民引进那些天文、历算、工艺知识，没有他们在经商、贸易、航海、西部开发等领域的奉献，没有回族学者在逐渐沉寂的学术领域泛起的浪花，中华文明前进的步伐不知还会放慢多少。”这些话颇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