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兵器发展历史 中国古代冷兵器演化的三个阶段
冷兵器的发展历史
人类社会的发展初期，工具和兵器是不可分的，随着社会的复杂化以及工艺的进步，工具很自然地因用途的不同而有了形形色色的改变，兵器于是在此时产生了较为明确的定义；它与猎具、工具所不同的是：兵器专门意指人与人武力斗争的器具，扮演着令人又敬又怕的矛盾角色，千载之下，常生“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感叹。到目前为止，人类似乎仍脱离不了战争，古代的刀剑却已然脱离了战场（军用刀除外），尽管如此，与生俱来的狩猎本能，仍使我们对刀剑有一股难以言喻的感情，或许，这也是尊崇古人生命力的一种表现吧，促使我们不时回顾，并从中得到启发。为了与后来的枪炮火箭等产生热能的火器有所区分，一般将兵器分为分热兵器和冷兵器两种，本文只针对冷兵器－特别是刀和剑的部份来加以简单的介绍，并将中国古代刀剑的发展大略区分为三个阶段。
前期
殷商之前，由于使料及实物的缺乏，我们对当时的战争型态与兵器的运用方式仍少有了解，因此直至目前为止的研究一般均以殷商为起点，并将我国早期的战争型态分为车战、步战与骑战三个过程，春秋中期之前以车战为主，战国时期则以步战代之，秦至汉初逐渐转为以骑兵主导战场；从对战争型态的了解，我们可以知道刀剑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而对刀剑的发展有更深刻的认识。商朝的步兵单位采十进位制，称“什”（战车甲士则以三人为一单位），此制延续至周初，之后以五人为一基本的编制单位，称“伍”，每五个“伍”（即二十五人）形成一个方阵，称“两”，“两”即是最基本的战术编组，在每一伍中，成员彼此熟悉，平时一起下田劳动，战时互相呼应支援，这是生死与共的紧密关系，也形成了军队牢不可破的基础。伍并不单凭个人的技艺或体能，它是一个组织化的武装力量，个人发挥手中兵器的最大效能，而达到最高的整体战力；按“司马法”所言：“长以卫短，短以救长”，短兵在前，长兵在后，分别是：戈手、戟手、矛手、殳手、弓手，其中戈和戟、矛和殳是可以互换的，前四人所持的兵器足以互相支援，戈最短而殳最长，最后的弓手以前四人为纵深，可以不断地以箭射远，同时指挥全伍，这些步卒根据现有的战国图案，是都佩有铜剑的，可在近身肉搏时用以刺杀敌人。
青铜的使用
大约在新石器时代的后期，人类进入了青铜器时期，在中国也不例外；由于铜加入了铅和锡之后形成青铜合金，硬度高而熔点低，容易加工，逐渐取代了石器，人类的工具从此进入以金属为主要素材的阶段。依据<考工记>的记载，战国时期的工匠以累积了足够的经验，能充分的掌握冶炼青铜的技术，按照器具不同的用途，合金中的铜与铅、锡比例也有所不同，“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齐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齐金而锡居二，谓之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斧斤、戈戟要求一定的硬度与韧度，而大刃则硬度更高，但韧度稍差一些，上所提出的比例，经过现代科学的验证，是相当正确的。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青铜器氧化后常常在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氧化层，对器体反倒有保护的功用，虽经千年的埋藏，仍大致完好；而铁器除了极少数经过表面处理的，往往锈蚀殆尽，使得我们在考证出土的文物时相当困难，这是如今对唐宋兵器的了解远不如战国兵器的原因。
青铜刀剑发展
青铜的特点是硬而脆，利切削而不利砍劈，从出土的实物中可以证明早期已有短的削刀，造型颇为原始，单刃曲背，若作为攻击性武器的话，恐怕稍嫌单薄脆弱了些，事实上，当时的刀作为切削工具的作用可能还大于护身，真正作为兵器的，应该是长于刺击的剑。早期的青铜剑约在商朝即已大致成形，最初仅长十余公分，直脊双刃，剑身扁阔，柄以木片夹束，亦无剑格，而后发展出固定的形制，除了两段收束的剑身外，并有了格、茎、箍、首的完整握柄，长度在四十公分之内，剑柄以丝麻筋皮等物缠绕，方便持握，主要以木作鞘；在未来的千年间，这种剑的造型逐步迈向成熟，并作为步兵的基本武器而活跃于战场上。青铜剑的盛行与中国古代战争的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自商代到春秋之时，正式的战争以车战为主，接战的范围、回旋的空间较大，因此战车上的“士”较常用的武是戈或矛，剑只在近战或肉搏时使用，而剑能刺能砍、两面开刃的特点以当时的条件来说，的确具有优势，随着锻冶技术的发展，剑的长度逐渐增长到五、六十公分，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期。
吴越的名剑
春秋时期，互为世仇的吴越两国却同以铸剑精良闻名于当世，我们由现存的实物可以充分证明此点，其技术之精湛、工艺之华美，可称举世无匹，尤其是剑身的表面处理，不但具有神秘华丽的花纹，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寒光四射、锋锐如新，这种处理技术至今仍然是个谜。此时，钢铁制的兵器也登上了舞台，或许对于青铜兵器的锻冶技术已累积了足够的知识，又或许摺叠钢的技术本来就承袭自打造青铜兵器的经验，无论如何，这个时期的钢铁兵器，其水准的确领先了全世界一大截，著名的铸剑大师如：欧冶子、干将等人，炼就一批千古名剑：干将、莫邪、湛卢、巨阙、纯钩、龙渊、太阿、工布、鱼肠等，即使实物不存，它们的赫赫威名仍令我们心驰神往；‘吴越春秋’中记载薛烛评纯钩剑：“光乎如屈阳之华，沉沉如如芙蓉始生于湖，其文如列星之行，其光如水之溢塘，”此外，太阿剑“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工布剑“文若流水不绝”，以及：龟文、缦理、列星、溢水、冰释、高山、深渊、水波、珠衽、流泉等等形容，均是指剑身上的摺叠花纹而言，当我们看到古代刀剑上的花纹时，才能体会古人所言实非虚语。
秦朝的长剑
战国后期的秦国已经是青铜剑、铁剑并用，同时剑的型制也有变化，长度曾加到一百公分左右，剑身狭长，表面经过仔细地研磨，并有一曾铬盐氧化物，显现着乌黑的光泽，能防蚀防锈，陕西秦墓出土的诸多长剑几乎有如新制，而其他兵器如：铍、矛、殳、镞等也都是应用此法。这种长度的青铜剑在以往是不可想像的，由于青铜硬而脆的性质，过长的剑极易折断，因此剑的长度历来是受到限制的，秦代的长剑硬度一如经过处理的中碳钢，却能具有这种长度，出土之后颇令人不敢置信，经过学者的研究，发现其剑身有规律地作多段的收束，剑身宽度逐段变窄，而厚度则作比例性的加大，使其物理性能达到非常完美的地步，据说兵马俑出土时有过大量碎片压住青铜长剑的实例，移开碎片后，长剑立即反弹恢复原状，可见这种青铜剑韧性之优良；此时可说是青铜兵器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高峰。
铁剑取代青铜
钢铁兵器正式装备部队后，因为硬度和韧度都明显地优于青铜，也由于骑兵的大量使用，配合其冲锋陷阵、马上接战的战术需要，对兵器的强度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在西汉末年时，钢铁兵器几已完全取代了青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数百年的交替期间，同时也是青铜兵器的发展巅峰，无论长度、硬度、韧度，在历史舞台上展现其最后的灿烂风华。
中期
秦朝统一六国，其军容之壮盛、装备知优良，从兵马俑的实证中可以窥见一二；从秦开始，战场逐渐由骑兵主导，以强大的军力、高度的机动性，控制着越来越庞大的帝国。
剑的没落
骑兵既然成为军队的功击主力，伴随而来的是战术的改变与装备的革新，由于骑兵冲锋的速度极快，单手施力的长剑固然仍能直刺敌人，予以重创，但冲力之大也足可把骑兵拉下马来，陷入挨打的困境，因此，马上的短兵显然要特重其切削的性能，加上强韧的铁器也已相当成熟，长剑于是渐渐为长刀所取代，并在汉代末期完全退出战场，但是它的象征意义却从未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褪过色，甚至还结合了道家的神秘色彩，被盖上一层玄之又玄的厚厚面纱。这个时期的长剑常以玉石为装具，千年之后，长剑已朽，玉剑饰却已其精美的质地与纹饰为人珍爱，成为玉器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品目；除此之外，剑术也一直受到重视，不论王公贵族、武林豪侠，仍然喜欢练剑、佩剑，我们可以说：剑虽然在战场上没落了，但在民间它始终保有王者的地位。
环首铁刀
这种在西汉时期发展的新兵直身而单刃，剑首成扁圆的环形，一般称之为“环首铁刀”，没有明显的剑格，柄以木片夹束，再紧缚粗绳，因长于砍劈而迅速地取代长剑，也由于需求量大增，汉武帝时在全国各地设立铁官，专管铁器生产，而冶炼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东汉时使用百链钢和局部淬火的技术，使之更加强韧锋利，随着汉朝对四方的经略，东及日本、西达西域，可说威名远播，这种形制也一直延用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的日本对环首铁刀全盘接收，并着手仿制，对后来日本刀的发展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至今仍保有不少实物可兹证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双附耳式的佩系法，改变了配刀的方式，这种方式一直沿用至今；另外，此时也发展出新的刀型，刀身略弯，刀尖前锐后斜，更适于劈砍，其形制与后世的刀型已十分接近。
西域民族的刀
这个时期是一个十分开放的时代，各民族交流频繁，中亚的“大马士革钢”（又称为“乌兹钢”）经由丝路在此时传入，这种乌兹钢并非一般的摺叠钢，呈现着特殊的细碎花纹，制作方法至今成谜，自古以来，得之者视若至宝，它的锋利、强韧、耐蚀直可傲视古今；唐代与西域的关系极其密切，取得这种宝刀是可以理解的，但不知是否取得这种技术？当时波斯、大食人来华者颇众，其中可有能匠？又或者彼国视为密技、不许外传，然而中唐时与大食的征战，也有可能俘获亦未可知？凡此种种，有待未来专家学者的研究。
后期
五代至宋之间，新的战争型态又蕴酿成形，由于火药的发明与使用，热兵器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是宋代战争的一大特点，此时的骑兵战力相当有限，主要以步战、城池攻防战与水战为多，在短柄兵器上，则吸收了西北少数民族的风格，形式庞杂，有鞭、棒、锤等，在接战时配合长刀使用，以破解敌军的铁甲，而长刀也变化为刀身微曲、刀头较宽、厚脊薄刃、并带有护手的型式，坚重有力，从出土的少数宋刀得知，此时也运用了纯熟的夹钢技术。在长柄的兵器方面，则有大刀、戟、斧、钩、锤等，可说无奇不有，这些都是为了战术上的需要而制作的；军中以很少用剑，只作为军官的佩饰，短刃厚脊钝锋，样式重拙，不利击刺，显然象征多于实用。
蒙古与阿拉伯的交会
元朝虽是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但流传下来的兵器实物却非常的少，蒙古军长于骑战，人人马术娴熟，行动飘忽而快捷，使用利于砍削的马刀或腰刀是很合理的，同时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以如此强大的军事队伍而言，其兵器的质量必有可观；文献中曾记载蒙古军征服阿拉伯时，曾掳掠当地的能工巧匠随军征战，以当时“大马士革钢”冶炼技术之精湛，其兵器之形制、制作工艺等，必定因此有所改良或提升。另一个旁证是：其他的文献也提及，女真兴起之时，因与蒙古谛盟，获得蒙古的协助，兵器的制作技术遂得以大幅进展；以蒙古在明代的不振，却能以精良的技术支援女真，说是元朝所遗是相当可能的，此点相信在未来必可由考古实物得到佐证。
戚家刀与抗倭战争
明代的火器发展已渐成熟，远射的火炮已基本上取代了炮与床弩，但单兵使用的火器如鸟铳等，因装填费时，未至完全实用的程度，所以刀、矛、弓箭等传统兵器仍为步兵之基本装备，并因倭寇的侵扰而有重大的变革。当时的军队在接战倭寇，时手中的兵器常遭精良的日本刀磕折，死伤极重，尔后发展出厚背砍刀相抗，虽不再易断，但一经正面砍架，刃口常翻卷，甚至不能伤敌，况且器又沉重，远不如日本刀的灵动沉猛；为长久之计，抗倭名将戚继光遂上书建议，向日本*订制军刀一批，其形制基本上是中国式的，但制法却是日本风格，这批为数数千的中日混血军刀在战场上有优异的表现，戚继光于是以此进行仿制与改良，称“戚家刀”，刀形狭长，具有优美弯弧，护手与刃的相接处装有吞口，面长背短，可增加刀的强度，清代腰刀一度保留了这个特点。日本刀的影响还显现在另一种长刀上，这种刀长约二米，具有长柄，以利双手握持，颇似苗刀，由步兵使用，杀伤力极大。
龙泉剑
虽然剑在战场上已无用武之地，但正式场合仍以佩剑为主，民间亦多习练剑术者，即使文弱书生，也总喜欢在书房挂上一把长剑，以示文武双全，道教更以之为法器，配合穿凿附会的传说，使得剑的本色一时竟模糊起来，充斥着许多不具实用性能的剑器，至今仍数常见，以浙江龙泉出产最多；龙泉于明清两代均以制刀剑闻名，因用料精良、制作严谨而享有声誉，最盛时，仅此一地，刀剑号竟达数十家之多，尔后以需求日盛，力求大量生产，而识货者日少，所作徒具剑形，沦为壁上庄饰，技艺遂日渐中落，我们常见龙泉所出之七星宝剑，但少有佳作，即是此理。
清刀
清代的制式军刀包括了：顺刀、窝刀、札刀、朴刀、斩马刀等；顺刀为直刃，有些类似蒙古或*的解手刀；窝刀方头方尾、髹绿漆，是最常见的清刀式样；朴刀又称大刀或砍刀，民间亦常见到，斩马刀似朴刀而柄长，杀伤力强；这几种刀一般尚称精良，佳者刃身可见细密的摺叠纹路。乾隆曾四次命内务府造辨处成批的御用刀剑，装具非常华丽，除了金银玉石之外，鞘为红、绿二色之鲛鱼皮，或以金桃树皮拼成“人”字图案，并标有名称、编号、年款，展现了当时工艺的极致，经常出现在大阅等重大的典礼中，堪称清代兵器中的瑰宝，现藏北京故宫。从现有的乾隆宝刀、遏必隆刀等贵族用刀中，可以从握把、刃弧，看出浓厚的阿拉伯风格，更有直接以*名刀进献者。至于民间的刀型更是多样，只单刀一种，就有腰刀、柳叶刀、雁翎刀、厚背砍刀等形式，装具之佳者多有雕镂，除牡丹、葵花等草叶图案外，并有蟠螭、龙、凤、狻猊等瑞兽的造型，刃背饰以竹节、八卦纹，血槽亦多有变化；另外，帮会使用的兵器，式样更是无其不有，难以一一叙述，有些在刃身上还错有代表帮会的隐晦图文。
大刀队与日本刀
八年抗战时，重演明代的历史，组织了大刀队与日本刀相抗衡，写下现代始上特殊的一页；其刃身无异厚背砍刀，柄稍长以利双手施为，柄首有环，使用起来势沉力猛，勇悍无比，日人不敢小觑，这也是中国传统刀械用于战争的最后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