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为什么“受贿”？背后原因让人惊叹！

送礼，是古代官场的一项重要内容。投其所好也好，送书画古玩也好，都有一个“送”字，不能完全消除“利益输送”的痕迹。它们都不如“劳动所得”来得合法正派。那么，如何古代才能和官员搭建起“劳动关系”呢？

在古代官场，送礼是一门艺术。首先，直接把钱和礼物送给官员是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但效果也最难预测。直接送礼的危险性太高，既不安全，效果也没有保障。对于官员来说，最现实的选择就是义正言辞地拒绝，把送礼者痛骂一通：“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快拿走，我出淤泥而不染！”明朝有个笑话，说知县大人过生日。知县属鼠。有个小官倾尽家产，铸造了一个黄金小老鼠送给知县大人。知县欣然笑纳，然后提醒说：“拙荆下个月生日，她是属牛的。”

好在官员们多少有些爱好，投其所好地送礼，因为隐蔽所以安全，往往还能更好起到增进感情的作用。晚清权倾一时的庆亲王奕劻、载振父子贪墨出名。苦于反腐制度森严、舆论监督踊跃，送礼者不敢过分，而奕劻父子也不便直接敛财。于是，载振就想到了开办高级会所的想法。当时，“雀戏”(麻将)在京津一带很流行，奕劻、载振父子和许多王公大臣都是爱好者。载振就先后在天津、北京租下院子，装饰一新后，作为“会客”场所。来客后，宾主自然要娱乐一下，围坐一桌搓麻将。载振的麻将筹码很高，3000两一局。来客求官者居多，进出一次输个几千上万两很正常。奕劻父子俩根据宾客输钱的多少，决定卖官鬻爵的高低。舆论称之为“庆记公司”。到后来，生意太兴隆了，载振都没法每回都出来应酬宾客，由宾客们自玩雀戏，载振抽钱。好在宾客们醉翁之意不在酒，只要输钱就心满意足。这礼也算是送成了。

书画古玩是古代官员的另一项爱好。很多官员都喜欢搜集古玩字画，涌现了一批金石专家、书画鉴赏家。晚清封疆大吏端方就是一个金石专家。他在晚清的声誉还不错，有廉洁之名。别人直接给他送礼，他都大义凛然地要求把礼金、礼品送到公堂上去，以示清廉。但是，端方喜欢研究书画古玩，遇到有人送来求他“鉴赏”的，他无不热心地与之切磋。鉴赏需要时间，这些宝贝就留在端方府上由他慢慢赏析去了。据说，端方对古玩字画的判断完全仰仗于手下那些同样不甚明了的幕僚，评判的标准一是靠送礼者的吹嘘，二是看书画作者的名气。只要端方一类官员认为礼品有价值，送礼者的目的就达到了。送礼者完全可以寻些赝品或者次品去充数，因此降低了送礼的成本。

投其所好也好，送书画古玩也好，都有一个“送”字，不能完全消除“利益输送”的痕迹。它们都不如“劳动所得”来得合法正派。那么，如何才能和官员搭建起“劳动关系”呢？最常见的做法就是请官员题字、写文章，然后给官员一笔不菲的润笔。

润笔收入，是明清官员重要的收入来源。明朝中期后，社会上逐渐形成向官员购买墨宝和文章的风气。百姓向官员、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有事没事就来求字、求文。官员们“勉为其难”地应承下来，写完后再半推半就地接受不菲的润笔。后来，官员不问求文者的人品、事由，只关心润笔的多少。到最后，官员题字、文章非出钱不可，没有免费的了。到清朝，这股风气越来越盛，润笔费用越来越高，成为官场半合法的收入，占了部分官员收入的大头。

据说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的时候，一次因为兴建近代事业缺钱，就打起了润笔的主意。有个富豪的父亲生前名声极差，为了粉饰父亲的生平，更为了“漂白”父亲的恶行，他就迫切想让张之洞出面为父亲写个墓志铭。有个最高父母官的肯定，谁还敢说父亲的坏话？张之洞还真写了。他科举高中，翰林出身，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自然不在话下。不过，润笔的费用也不低。一字千金，张之洞按照一个字一千两的价格向富豪狠狠敲了一笔润笔费用。他此举好的一面是把这笔巨额润笔投在近代事业上，没有装入私囊;不好的一面是完全不问对象，不顾事实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