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 北洋军阀是怎样向学生开枪的？

读者们大概应该都记得鲁迅那篇名为《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以及里面这段朗朗上口的语句：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鲁迅的这篇文章，写的是1926年3月18日，北洋临时*卫队开枪射杀包括刘和珍在内的四十七名示威学生和群众的事件。史称“三一八*”。

但是，北洋临时执*卫队为什么开枪？这是我们诸多的历史读物，没有对读者们讲明白的事情。一个事件，如果隐去了前因，只留下后果，那么事件的是非性质，往往会发生扭曲、甚至会黑白颠倒。刘和珍一案的真相，以及当天“三一八*”的内幕，首先要从冯玉祥与张作霖打内战这事儿说起。

当年，日本扶持张作霖的“奉军”，而苏俄则扶持冯玉祥的“国民军”。

1926年3月，冯玉祥与张作霖两军正在华北作战，冯玉祥在天津大沽口一带的岸上建造了炮台，而且在水道中布施了水雷。日、英、美、法、意、比、西、荷等八国公使认为：冯玉祥在大沽口一带建造炮台等军事防御措施，违反了1901年大清国和十一国签署的《辛丑条约》第八款：

“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现已设法照办。”

实事求是地说，冯玉祥在大沽口建造炮台一事，也许的确对《辛丑条约》构成了违约。只是，这个违约行为，有没有正当性，则见仁见智，这个问题牵涉到“不平等条约是否有效”的问题，本文暂且不在此深入讨论。

3月16日，外国公使团向北洋临时执*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拆除大沽口的国防设施(如炮台等)，并限于四十八小时之内答复，否则后果自负。公使团的最后通牒，激怒了北京的爱国学生，也给予了苏俄*利用爱国学生的机会。3月18日上午，苏俄代理组织在北京煽动共约五千多名的学生，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游行示威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朝着位于铁狮子胡同的北洋*临时执*涌去。

在此，我们的历史读物，隐瞒了一则重要的细节：一些学生在此次游行示威的过程中，“出于自卫的目的”、携带了“削尖的棍棒”、高喊暴力口号、并且硬闯临时执*。

这里有一点值得读者注意：学生们自认为携带削尖的棍棒游行，是出于自卫的目的。可是，对面的执*卫队兵却未必会这样看，他们很可能会认为：你们携带削尖的棍棒朝我涌过来，不是打我是什么？我怎么知道你不是要打我？

这个逻辑是很清晰的。读者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明白。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并不是出自于北洋*的狡辩，而是当时参加那场游行示威的学生们自己所说的——他们写下了不少的证人证言。例如，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事后写下了一篇名为《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的文章，文中有关于”三一八*”的相关证言如下：

“…………(游行之前)我们特意做了准备，每人做游行示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

李葆华的回忆证言，与案发之后北洋临时执*所发布的《临时执政令》(相当于“通缉令”)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在该《临时执政令》中，有关于“木棍”的事实认定文字：

“…………游行者)闯袭国务院，拨灌大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

这里的“木棍”，和李葆华证词中的“棍子”，是互相吻合的。

游行示威学生随身携带的木棍，事后被北洋临时执*缴去的，一共有九十根，每根长约三四尺，上端有“纸旗的粘痕”。这是事后北京检察院的取证记录。

检察院的记录文名为《京师地方检察厅关于三月十八日*致陆军部之函文》，收录在人民出版社《三一八运动资料》这册史料当中。

可见，北京检察院的取证记录，和李葆华的证言，也是吻合的：部分学生的确携带了木棍，而且棍子上还有“纸旗的粘痕”。李葆华原文说的是拿棍子做“旗杆”。双方的证言，恰好吻合。

更惊人的细节是：这些木棍，竟然是削尖了的。

对此，一名署名为”自清”的现场目击证人，事后也在《三一八运动资料》这本史料里，写下了这样的证言：

“………。游行的队伍有两千人……拿木棍的并不多，而且都是学生，不过十余人…………木棍约三尺长，一端削尖了，上贴书有口号的纸，做成旗帜的样子………”。

削尖的木棍是什么？是凶器。这是不言自明的。

当然，“自清”证言中的”十余人”手持木棍，和北京检察院事后清点的“九十根棍子”，数字有所出入。但是，文字的性质是一致的：有一定数量的学生，手持了削尖的木棍。

更糟糕的是：游行队伍不但携带了削尖的木棍，而且还试图硬闯执*。对此，现场见证人于成泽，写下了一篇名为《三一八*之本校经过详情》的证言，也收录在《三一八运动资料》中。

于成泽是这样说的：

“…………这时，我看见群众中有些人，拿着很粗的木棍，上面播着旗帜…………卫队说：段祺瑞不在…群众很愤慨，齐行上前、企图涌进(执*)大门，便在此时，如狼似虎的(执*)卫士………开枪了…………”

对于“游行人员试图硬闯执*”的这个细节，还有更多的证人。

署名为“自清”的现场目击证人，也写下了一篇叫做《执*大*记》的证言，他说：

“…………但是，后来据一个受伤的(学生)说，他看见有一部分(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有些是拿着木棍的，想要冲进临时执*里面去，这事我想来，应该也是有的，但是，这绝不是卫队开枪的理由，顶多只是卫队开枪的借口…………”

读者这里要注意，“自清”说：学生携带木棍硬闯**，不是卫队开枪的理由。

但是，请读者自己想一想：如果你现在带一根削尖的木棍、不顾警卫的阻拦、硬闯国家的*办公机构，会发生什么事？如果你是单独一个人，警卫还可以鸣枪示警、将你制服，而如果你是20人、100人呢？又会发生什么事？而如果你是卫队兵，换位思考，你又会怎么做？

不要忘记：**卫队兵是军人，受军法约束。卫队兵的职责是守卫**机关，而如果你要硬闯，从理论上而言，卫队兵是可以开枪将你击毙的，否则试问：卫队兵手中的枪，是做什么用的？难道就仅仅是摆设？——当然不是摆设。卫队兵的枪，是应急用的——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开枪——不但在中国，在外国，也是一样。

而且也不要忘记：1926年，催泪弹、橡皮子弹尚未问世。

我于此，不妨插个话：假设读者你喊着“打倒冯某人”的口号、手持“削尖的木棍”、硬闯我的家，我会怎么做？——我会毫不犹豫、当场开枪打死你。而且我还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因为这叫：“正当防卫”。

更严重的是，当天游行的队伍，还在事前组织了“敢死队”。对此，李星华在其文《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中，转述其父李大钊的证言，是这样说的：

“…………。为了提防军警动武，许多人将自己的红绿小旗、糊在一根粗粗的棍子上………。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右臂上戴着白箍黑字的敢死队……。”

可见，李大钊自己说的：游行队伍不但有”敢死队”，而且“敢死队”还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这叫什么？这叫“硬碰硬”。

你让一群不怕死的强壮青年，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去和全副武装的卫队兵去“硬碰硬”，事态能不恶化吗？

而更多的证言显示：游行队伍不但试图硬闯执*，而且在硬闯的过程中，还喊出了暴力的口号。

在这一点上，现场的目击学生，有这样的证言，也收录在《三一八运动资料》这册史料中：

“…………我一进执*大门，就拼命向前挤…………忽然听到群众高喊：打进去！这时又听见卫队长叫：准备！………只听到枪声、子弹声、叫喊声…………”

清华大学这名学生的证言，记录了一个重要的细节：是游行学生喊出了“打进去”的暴力口号、并直接引发了卫队兵失控开枪。

而北洋执*卫队这边的证人，则更是直接指控：游行队伍对执*卫士进行了施暴、因而直接导致了卫队的开枪。

对此，当年的执*卫队军械员邱霖，事后有这样的证言，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当学生涌向临时执*的时候，学生拿着带铁头的木棒、殴打(执*卫队)士兵的头，骂士兵是卫队狗、军阀走狗，当时，士兵*后退，当学生快要冲进执*时，卫队指挥官王子江说：开枪吧。他本来的意思是：鸣枪示警。不料，士兵误解了、纷纷朝学生平射…………。”

如果邱霖的证言属实，那么我们可以发现：示威的学生不但骂卫队兵是“狗”，而且还用棍子殴打士兵的脑袋。

在此，我又忍不住插话了：在这个世界上，凡是有卫兵的地方，基本上都竖立着一个“卫兵尊严不容侵犯”的警告牌。不信，读者您可以到处走走看看。

血案发生之后，段祺瑞发表了《通缉令》(即《临时执政令》)，这份《通缉令》的行文如下：

“…………。近年以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由徐谦以*执行委员名义散步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似此聚众扰乱危害国家，实属目无法纪，殊堪痛恨，查该暴徒等潜赴各省区迭有阴谋发现，国家秩序岌岌可危，此次变乱除由京师军警竭力防御外，各省区事同一律，应由该各省长官饬所属严重查究，以杜乱源而安地方，徐谦等着京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以儆效尤，切切此令…………。”

各位读到这里，我想，事实真相是呼之欲出了：在1926年3月18日的游行示威活动中，有一部分激进学生手持削尖的木棍、口喊暴力口号、冲击**，并直接导致了**警卫队开枪。

这就是我们诸多的历史读物，所隐瞒了的真相。

当然，北洋卫队兵在未经鸣枪警告的情况下，突然开枪杀人，这样做，应该也是不对的。

“一个巴掌打不响”。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在纠纷升级的过程当中，通常双方都是有责任的，只不过双方的责任大小有所不同。责任全部归一方、而另一方完全无辜，这种纠纷案件是很少见的。

许多人似乎都懂得这个常识性的道理，可是一到了读史、写史的时候，这个常识往往就失灵了。为什么？这个也许值得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