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公子：戏说溥侗人生中的几场重头大“戏”

溥侗生于同治十三年，是贝勒载治第五子，所以有“侗五爷”之称。载治生父是奕纪，因道光帝长子奕纬无后，载治奉旨为嗣。从血脉上说，溥侗是奕纪的嫡孙，而奕纪是清中期四大书法家之一成亲王永瑆的嫡孙，因此溥侗是成亲王一脉。

光绪七年，溥侗被恩封镇国将军，随后奉旨进宫，在上书房当光绪的伴读。光绪三十三年，恩封加辅国公衔。后来的西园先生棋琴书画经史子集无所不精，有人以为这跟他少年时“上书房伴读”的经历有关;后来的红豆馆主潇洒不羁游戏人生，有人以为这也跟他“上书房伴读”的经历有关。看来，成也“上书房伴读”，毁也“上书房伴读”。

细品这分析，有几分道理，“上书房伴读”让他博览群书，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却也让他从光绪身上知晓苦难人生的可怕，生活于牢笼中的可悲。所以他成了宗室后裔中最有才华的“顽主”，位列民国四公子之一。

一出戏气坏辫子帅

1917年6月30日晚，率三千辫子兵进京的张勋张大帅，带着几位亲随叩开皇宫大门。按中华民国与逊位的宣统皇帝的约定，除每年拨专银外，故宫仍归退位皇帝使用，受民国法律保护。所以，即便有遗臣旧故欲见溥仪，也是白天按程仪晋见，晚上叩门之事从未有过。

但是，太监并未盘问，便引领来人往养心殿，逊帝溥仪早已在养心殿等候，看来这次晋见是预先“勾通”好了的。第二天即7月1日，张勋一身戎装亲带侍卫再进午门，此时的午门早就城门大开，城头也一改平日的素淡而插满了龙旗。

北京城一夜骤变，大清复辟，宣统又登帝位，用张勋的话说这叫“奉还大政”。最热闹处是四九城的估衣铺，长袍马褂成了抢手货，待估衣铺无货可卖后，人群拥向寿衣店。原本西装时髦，一时间长袍马褂成了亮丽的风景线。

正在家琢磨戏的西园先生接到宫里通知：明日在江西会馆恭演大戏，以示对大清复辟的庆祝。通知还要求辅国公溥侗登台献艺……溥侗心知肚明，这“通知”绝非溥仪“上谕”，因为按朝廷的规矩，天潢贵胄坐于亭轩之中品茗清唱为“雅”，真要登台彩唱则有失身份。何况演戏的场所选在江西会馆，而不是宫内漱芳斋，肯定是那帮“复辟狂”为拍张勋的“马屁”想出的勾当。

张勋是江西人，贫寒出身，自幼投军，因作战勇猛，按军功升迁，曾一度调进京师，为慈禧的扈从，耳濡目染，对京剧有了偏爱。在江西会馆演京剧庆贺张勋的“丰功伟绩”，纯粹是投其所好，借机投靠。

溥侗原想一拒了之，可转念一想，不如唱《千忠戮》“惨睹”一折，让那些妄想拿我当晋身之阶的鸟人知晓，我侗五爷不是省油的灯。

主意打定，立即找袁克文商议，袁克文虽为袁世凯的公子，并最受袁世凯器重，但并不热衷帝制，对帝制厌烦之心有诗为证，其诗云：“隙驹留身争一瞬，恐声催梦欲三更。绝岭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

对自己的父亲复辟帝制尚且不满，如今张勋捧出废帝，自然更嗤之以鼻。一听溥侗约他共演《千忠戮》“惨睹”一折，立刻了然其意，当即便道：“然也，正好出出这一腔怨气。”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悲歌苍凉，荡气回肠，真个是凄凄惨惨切切，唱得声泪俱下。

这出《千忠戮》是出了名的悲剧、惨剧，说的是明朝朱棣攻克南京，建文帝君臣化装一僧一道，逃出南京奔襄阳。先人是由僧而帝，建文帝是由帝而僧，*易主，腥风血雨，一路见忠臣被戮，百姓遭殃，生灵涂炭，惨绝人寰……溥侗、袁克文在台上忘形地演，淋漓尽致地唱。台下却有人如坐针毡：该唱《大登殿》才对，怎么……张勋更是兴冲冲而来，怒冲冲而去。

不买张宗昌的账

1927年，主政山东的土匪将军张宗昌想要风风光光地过个生日。

当时，劝袁世凯登基的著名复辟派大员杨度，正在张宗昌手下谋生，他投张宗昌所好，提议请“大腕儿”来济南，在张宗昌大帅府唱堂会。

这提议正中张宗昌下怀，于是备足光洋，广请名家，终于请到梅兰芳、余叔岩、李万春、程砚秋等莅临济南。在为“大腕儿”接风的宴会上，张宗昌一时兴起，向梅兰芳询问，民国四公子中袁二、侗五的戏如何？

梅兰芳回答说，那两位是行家中的行家，梨园界向来敬重。原本是饭桌上的闲谈，问者未必有心，殊不知杨度闻言又献忠心：不就袁二、侗五吗？拍封电报请二人前来就是。

袁克文接到电报与侗五爷商议。两人交情不浅，同台唱戏是寻常之事。可侗五爷断然拒绝，还痛骂了张宗昌一番：“你个土匪将军，反复无常的小人，有多少姨太太都弄不清，如今过个贱辰竟要爷去捧场，爷乃正人君子，天潢贵胄，岂能与你为伍！爷不去！爷不赏你这个脸！”

随后，又劝袁克文也别去捧这个臭脚。可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此时的袁克文手头拮据，羞对人言，碰到这能大把挣光洋的机会，不愿放弃，于是一人南下抵达济南。至于此行挣到多少光洋？肯定不少，光为张宗昌写一幅中堂，就收了光洋？千大枚。

堂会上，袁克文与程砚秋唱了出《琴挑》，看客大饱眼福，张宗昌更是得意：袁世凯的公子为我登台唱戏贺春秋，我张宗昌太有面子啦。然而，风光过后是劫难，几个月后北伐军攻克济南，张宗昌成了丧家之犬。北伐军追究起堂会之事，梅兰芳、余叔岩、李万春、程砚秋等原本伶人，以唱戏为生，无可厚非。民国第一罪人袁世凯的公子袁克文成了众矢之的，一时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袁二与土匪将军勾搭连环，表明袁二绝非善类”的议论盛传。

民国*借此颁发通缉令，称袁克文为军阀余孽，连他所著之《洹上私乘》也严禁发行。袁克文只身逃往上海租界，他想起侗五爷那段痛斥张宗昌誓不与之为伍的“道白”，后悔不迭：“侗五爷高明！早知如此，这光洋不挣也罢！”后又从上海租界转天津租界，1931年去世，才四十多岁。

当然，这怨不得别人，袁克文的放荡不羁与侗五爷的潇洒不羁不同，他抽大烟、宿青楼是寻常之事，而侗五爷虽对老规矩、旧礼教不以为然，但对大烟之类是断然不碰的。袁克文的丧事成为当时天津的奇闻，轰动一时，僧、道、帮会组成送殡队伍，其中最招人眼球的是为数不少主动前来的青楼女子。

事后，有人为侗五爷叫好，说侗五爷有先见之明。侗五爷实话实说：“后边的事做梦也没想到，我就是瞧不上张宗昌的德行，烦他那号人，不愿搭理他。”

生活如戏

侗五爷兄弟五人，三位夭折，只有四哥溥伦和他成人。他们哥儿俩共居一处，由于四哥承袭贝子衔，所以居所被称为伦贝子府，位于王府井大甜水井胡同。两人分家时，伦贝子特意着人在中间彻起一堵墙;朋友来家做客，侗五爷指着那堵墙开玩笑：“四哥看我整日与你们为伍，说我交友不慎，把我赶出家门了，日后你们得管我。”

可没过多久，溥伦因欠债惹上官司，法院查封房产抵债，正因为这堵墙，贝子府保住一半。还是那帮朋友，侗五爷又开起玩笑来：“我四哥疼我，特意垒砌了这堵墙，要不然我溥西园岂不无处安身了？”

张作霖坐镇北京时，心血来潮，成立了“乐律研究所”，聘任侗五爷当所长，月薪四百光洋。这笔天上掉下来的横财让侗五爷好不风光，添置了汽车，还经常不断地出城兜风。

最好去的是北京西北南安河南的成子山，那里有一座嘉庆朝成亲王永瑆留下的别院，园子不大却池馆台榭错落有致，轩堂亭阁各得其宜，尤其书房、书案更清幽脱俗，其紫檀书案系乾隆朝精品，上有清初大家宋牧仲的题跋，尽显昔日大书法家成亲王的情趣见识。

侗五爷来此并无他事，品一杯茗，弹一曲古琴而已。当然或许是追幽思古，寻求灵感也未可知。可惜好景不长，附庸风雅的张大帅败退关外，命丧皇姑屯，冤大头走了，月薪四百光洋泡了汤，侗五爷又靠典当度日了。

福人天佑，清华大学开戏剧讲习班，侗五爷受聘讲昆曲。清华学子听课踊跃，不少热衷昆曲的闺秀名媛也进清华听课，像朱自清夫人陈竹隐和廖书筠、陶重华、袁敏宣等，都是昔日戏剧讲习班的常客。伪“满洲国”一成立，侗五爷便发议论：“我反对！你溥仪在东北当儿皇帝，我誓不去东北，而且要携家往南。”侗五爷此说是表达对复辟的不屑，对溥仪的不满，是不是当真携家南迁，一说而已。岂料此言传至南京，中华民国高层认为溥侗深明大义，气节可嘉，竟聘请他往南京做官。其实并不是官，是个拿干薪不上班有名无权的委员，以此表示民国*与伪“满洲国”誓不两立的态度。

“八一三”淞沪开战，之后民国*先迁武汉后迁重庆，侗五爷未随行，而是投靠朋友，躲进上海租界。此时的侗五爷穷困潦倒，靠卖字度日，在上海南纸店挂起笔单。但侗五爷心有不甘，所以不经管事催促不肯开笔。南纸店为让这位爷多写，与管事勾搭，许给管事回扣，于是管事便隔三差五抱怨物价飞涨又没开销了，如此这般，挤兑侗五爷多写。

好在侗五爷弄不清物价究竟有多贵，几幅字能支应多少天，于是乎管事经常发小财，南纸店也多有收益。

躺在藤椅上的“道白”

汪精卫叛逃重庆，在南京成立伪*时，曾有人想到上海的溥侗，怎么说也是“满洲国”“皇帝”的族兄，民国四公子之一。于是硬塞给他一个“*委员”的名分，还派了一位秘书。不过，侗五爷从不上班，更不管事，整天不是找朋友下棋，就是在管事的催促下写字。

抗战一胜利，溥侗之名列入汉奸名单中，侗五爷被押解南京受审。

那天，南京朝天宫大成殿开审“汉奸”溥侗，当时他已患中风，由人用藤椅抬进法庭。公诉人称汪伪*对美宣战书上有伪国民*委员溥侗的签章，因此该按叛国罪论处。

然而，溥侗的答辩绝对比公诉人的指控精彩，他对汪伪*对美宣战书上有其名讳、签章供认不讳，但接下来细说详情：对民国*内迁，我体弱多病未能随行，深感痛心。后来蜗居上海卖字度日，并未与汪伪同流合污。至于汪伪任命我当汪伪*委员，我疾病缠身一老翁，无力抗拒却也从未到职，我作画写字的印章在管事那里，由他保管，宣战书所用印信盖由汪伪派来的秘书把持，我从未碰过。希望法庭核查，待查明真相再定我罪名不迟。

听罢他的答辩，尤其看到他满头白发一脸病容，连上法庭都得藤椅抬进，不少人当即点头。他的答辩言简意赅，是实情陈述，有板有眼有凭有据。

后来法庭既未抄没他的家产，亦未再开庭复审，而是由同仁堂、荣宝斋出面保释出狱了。是他的答辩起了作用，还是鉴于他年老病重法外施恩，就不得而知了。

出狱后的溥侗靠朋友接济度日，据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回忆，1948年梅兰芳交给他相当于300银元的金元券，让他转给侗五爷。那时的侗五爷慢说写字，就是吃喝都由人喂了，昔日台上风流倜傥的溥西园，变成了憔悴呆滞的病老头。岁月沧桑，概不由人。

溥侗有一子名毓子山，定居美国，经常往返台北，参加昆曲票社活动;一女名毓嫡，在江苏南京，是南京昆曲票社的负责人。这两位得乃父真传，在昆曲界知名度甚高。只有小儿子毓子良在北京，算起来已是70岁开外了，他自回北京起就没正式工作，后经溥杰先生帮忙，才在市民委传达室上班，好像也是临时工。

曾与毓子良聊起他父亲，他父亲1945年中风，六年后的1950年农历六月二十六日去世，他认为对一个已中风六年的77岁老人来说，解脱并不是坏事。在他的记忆中，第一位闻讯赶来的是梅兰芳。甘氏三兄弟送的礼最重，是一副上好的楠木棺材。

甘氏三兄弟，甘南轩、甘涛、甘律之是江南笛王甘贡三的儿子。20世纪30年代初，溥侗与甘贡三结识于南京。甘氏世代官宦，豪门大家，对诗词歌赋经史子集和昆曲都有研究，故而两人惺惺相惜，大有相见恨晚之慨。由此两人经常探讨、切磋，有时通宵达旦。甘贡三的三位公子对昆曲有特殊爱好，溥侗住在甘府之时，悉心教授，跟甘氏三位公子结下深厚的师生之谊。

出殡那天，梨园行和票友成为送殡队伍的主体，所经之处皆有赞叹，说民国四公子之一侗五爷的多彩一生，几多风光，几多风险，到头来睡进楠木棺材，上海出殡，葬于风景如画的苏州，算是有福之人。

并非没有埋怨的，北京西郊成子山就有埋怨侗五爷的人。侗五爷南迁离开北京时，对祖上传下来的土地作了交代，不再给看地人出工钱，也不再收租子，两下相抵。1949年以前这户人家的日子确实殷实，可1949年以后被划成地主了，尽管再三声明地是溥侗溥西园的，我只是代为看管，可没用，工作组听也不听，认定他就是地主。

这位一想起这“地主”的帽子就怨气冲天：说的就是租子抵工钱，我就是代管而已，那地压根儿就是溥侗溥西园的。阴阳相隔，九泉之下即便有知，侗五爷又能如何？开封证明信寄来？哪个给盖章，谁个给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