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周作人因何汉奸？竟是因为怕自己的日本老婆
羽太信子不肯南迁，周作人为什么不坚持要南迁呢？因为性格软弱的周作人是个十分怕老婆的人，事事十分牵就羽太信子。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位巨匠，和其胞兄鲁迅一起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可以说是不亚于鲁迅。但是，周氏二兄弟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鲁迅在逝世后，尤其是解放后，其地位简直被神化了，而周作人却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附敌当了汉奸而遭世人唾弃，晚年生活也是在“穷、病、闹”中悲惨度过的。可以说，周作人的人生，是悲剧的人生。产生这一悲剧的根源，当然跟周作人自己软弱怯懦和苟且偷生的性格有主要的关系。但是，周作人的妻子——日本女人羽太信子，对周作人的人生悲剧也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想而知，没有羽太信子，更没有周作人晚年的“穷、病、闹”。
历史在必然的同时有很多偶然。假如周作人没有当汉奸，那么他一定也会跟他的大哥鲁迅一样功德圆满，一定会备受世人崇敬。但是这毕竟是假设。真实的历史是：周作人自1939年始“下水”当汉奸，抗战胜利后受到审判，1945年至1949年一直被关押在*，解放后，在困苦和屈辱中度过，1955年还被北京市法院判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7年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寂寞的死去。
周作人当汉奸无疑是他悲剧人生的开始。关于周作人为什么要当汉奸的原因，学术界看法颇多。有人说是周作人自己骨头软没有民族气节。有人说是他和鲁迅失和后，故意为了塑造自己和鲁迅相对立的形象，这样一来，习久成真，鲁迅革命，他偏反革命，终于使自己滑入当汉奸的下场。有人说是迫不得已的，情有可原的;有人说是一念之差，偶尔失足的。还有人说是并非投降日寇，而是中国*人让他留在北平，深入敌人心脏搞地下工作的。还有人说，周作人本来也是准备南下的，但是舍不得多年苦心积累的藏品，所以留在了北京。总之，说正说反的都有。但一般都忽略了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对他当汉奸一事的影响。
1937年，北平陷落前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宣布南迁。但是南下的队伍中始终没有看见周作人。周作人的很多朋友和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有识之士，都纷纷写信给他，或者在报纸上撰文，盼望周作人南下，据说，原本他也与诸同事好友计议着南迁。如果真是那样，也许逃难的颠簸竟可以抵消他此后一生的坎坷与羞耻——他可以就此躲过了任伪职当汉奸的机会，可以堂堂皇皇地做一辈子教授。但是，为何周作人最终还是没有南下呢，最终以至于沦落为汉奸呢？我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
1、周作人的性格喜欢安宁平和，不想颠簸流离地逃难。受到日本人胁迫时(1939年元旦有特务刺杀周作人，但子弹正好打在腹部的铜钮扣上才没有丧命)缺少骨气，苟且偷生做了汉奸。
2、周作人对抗战胜利缺乏信心。他对当时形势有错误的估计，他曾经对别人谈过：我是学海军的，我很知道海军的作用，而中日之间海军的数量是很悬殊。我们这样一个海军，去对付日本那样一个海军，是对付不了的。所以他认为中国是必败的。
3、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他妻子是日本人，使他对日本文化有特殊的感情，他一直把日本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4、羽太信子的拖累。
前三个原因，论述的人很多，这里我只论述第四点。我列举以下几个论据来说明：
1、羽太信子是贪图享乐的人，一直过惯了奢华的生活，自然不肯颠沛流离地加入到难民的队伍中。况且，占领北京的是来自她祖国的军队。
据周建人讲：“她(羽太信子)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在北京兄弟失和前)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小孩等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饭菜退回厨房，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花样，层出不穷。”
据周海婴讲：八道湾的房屋高敞，是被称为三进的大四合院。父亲(鲁迅)让兄弟住后院，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小侄子们可以有个活动的天地;又考虑到羽太信子家人的生活习惯，特意将后院的几间房子改装成日本格式。而他自己屈居于中间二排朝北的“前罩房”。这屋子背阳光，比较阴冷。房子整理安定之后，父亲为全家着想，以自己和弟弟作人的收入供养全家。他们兄弟还约定，从此经济合并，永不分离，母亲年轻守寡辛苦了一辈子，该享受清福。朱安大嫂不识字，能力不足以理家，这副担子自然而然落到羽太信子的身上。父亲自己除了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都交给羽太信子掌管。没想到八道湾从此成为羽太信子称王享乐的一统天下。在生活上，她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毫无计划。饭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她才生了两个子女，全家雇用的男女仆人少说也有六七个，还不算接送孩子上学的黄包车夫。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医生出诊。日常用品自然都得买日本货。由于当时北平日本侨民很多，有日本人开的店铺，市场上也日货充斥，应该说想要什么有什么。但她仍不满意，常常托亲戚朋友在日本买了捎来。因为在羽太信子眼里，日本的任何东西都比中国货要好。总之，钱的来源她不管，只图花钱舒服痛快。对此，周作人至少是默许的。他要的只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有“苦雨斋”里书桌的平静，别的一概不问不闻。当然他对信子本来也不敢说个“不”字……但这一切仍不能让羽太信子称心满意。她的真正目标是八道湾里只能容留她自己的一家人。就这样，在建人叔叔被赶走10个月后，她向父亲下手了……就这样，父亲也被周作人夫妇逐出了八道湾。祖母受不了这冷酷的环境，也从此住到了长子的新家。八道湾这所大宅终于称心如愿，为周作人夫妇所独占，成了羽太信子的一统天下。
因此，独自住着八道湾高敞的三进的大房子，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羽太信子，怎么肯放弃这样优越的生活去逃难？况且，占领北京的是来自她祖国日本的军队，她就更没有必要逃难了。据香港凤凰卫视6集专题片《周氏三兄弟》(阿忆撰稿)讲：“一有风吹草动，太太(羽太信子)会在八道湾周宅门口挂起太阳旗，昭示里面住的是日本侨民。”
2、性格软弱的周作人一味牵就羽太信子，羽太信子不肯南迁，周作人是奈何不了她的。
羽太信子不肯南迁，周作人为什么不坚持要南迁呢？因为性格软弱的周作人是个十分怕老婆的人，事事十分牵就羽太信子。
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批评周作人“不能明辨是非，又无力摆脱控制和掌握。”
俞芳在《谈周作人》一文中说，太夫人(周作人的母亲)认为：“老二待信子很好，这是好事，但看上去老二对她有点过分牵就了。这种情况，在绍兴时就存在，但不太明显，而且信子是日本女人，新嫁到人生地疏的绍兴，老二又不常在家，他让她几分，也是应该的。况且她有病。谁知信子到了北京，做了当家人，得寸进尺，似乎什么事都听她的，否则，就生气，发病，吵吵闹闹，弄得全家不得安宁。这样的次数多了，弄得老二有点怕她似的，这是老二性格软弱的缘故。”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引用周作人的母亲和邻居俞芳的谈话说：“祖母在与俞芳她们聊天时，谈得最多的是二儿子周作人。老人家说，信子是日本人，老二让着点可以，但过分迁就了。信子到了北平，做了当家主妇，得寸进尺，似乎什么事都得听她的，否则就生气、发病，吵吵闹闹全家不得安宁。吵闹起来还要发作晕倒，起初大家不懂这是什么病症，有一次恰好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在旁，他说这不要紧的，在日本东京也时有发作，等一会儿就好。可是这样的次数多了，弄得老二也怕她，从此就处处顺着她，种下了信子飞扬跋扈的根源。后来，信子将日本的父母弟弟接到八道湾同住，生活日本化，买东西只去日本铺子。‘九•一八’事变以后，局势稍有波动，信子就把八道湾门上的‘周宅’门牌摘下，换上‘羽太寓’的门牌，甚至干脆挂上日本的国旗，表示这是日本人的住宅。而周作人却安然自得。”
鲁迅回忆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周作人为了牵就羽太信子，曾经牺牲和兄长鲁迅的手足之情，由此可以联系到周作人也可以为了牵就羽太信子而牺牲自己的民族气节。
钱理群先生在《周作人传》里有一段叙述也可作为周作人是因为被为家庭所拖累而不能南迁的证明。“1938年8月，一封热情的诗信由伦敦寄往北京苦雨斋(此时已改名为苦住庵)主人，署名是胡适。诗中写道：‘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这是真正的朋友的劝说，也是智者的忠告，而且几乎是在‘走向深渊’前的最后时刻寄来的，周作人应该懂得它的份量。9月21日，周作人回诗一首：‘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臧晖居士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别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周作人在回信中的意思是，自己因为药顾及家小，所以不能南下，只能躲入书斋作乱世之隐居了。
3、为了满足羽太信子永无止境的物质欲望，迫使周作人为了经济目的放弃民族尊严而沦落为遭人唾骂的汉奸。
先看周作人在1938年附敌前的一段时间里的日记中的一些记载：
10月6日：“金城银行通知，昆明9月14日汇300元。还煤店欠帐”。
10月7日：“至金城取款，往孔德还前借之150(元)，……还米店欠帐”。
11月22日：“至金城取款，……下午付工资一个月20元，……又还静子35元，尚欠20也”。
不仅在煤店、米店欠帐，连女儿处也负了债，这都说明生活的困窘。日记中同时又有全家设宴之类的记载，显然经济紧张的一个原因是不善安排。显然，单靠周作人闭门译作的收入，并不足以应付这一家人的耗费。鲁迅早就说过，“隐”，也得先有“啖饭之道”，“假如无法啖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更何况，“隐”本身也是一种“啖饭之道”呢？(鲁迅：《且介亭杂文•隐士》)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一代文坛大师周作人就这样为了“家小”和“啖饭之道”，以至于沦落为汉奸文人。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