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毒酒案前后 军统与日伪之间谍战的生死较量
大陆目前所能见到的记述“南京毒酒案”的文字，几乎全部是以詹长麟个人为叙述主体的。实际上，在这场精心策划的投毒案中，军统南京站是“南京毒酒案”的策划实施者。
从《英雄无名》中挖掘史料
目前，大陆已出版和发表的记述“南京毒酒案”的文章大同小异，所叙述的史实大都没有超越央视《寻找英雄》栏目组以及《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当中的相关内容。我一直希望发掘出一点新资料，尤其是希望找到策划此次投毒行动的军统南京区的资料。
冈村宁次曾在其回忆录中提及“南京毒酒案”，但是很简短，未涉及军统：“1939年6月中旬，我南京总领事馆的中国仆役，在宴会开始时在酒中放了毒药逃走，因而，造成主客死亡及病害事件。”
在军统老牌特工陈恭澍的回忆录《英雄无名》中，我找到了相关史实。陈恭澍是戴笠极其赏识的得力干将，先后在北平、天津、河内、上海等地制裁诸如汪精卫等大汉奸以及唐敬尧等预备投敌分子，可谓“功勋卓著”。抗战期间，他被派到上海主持军统的暗杀工作，后被汪伪特工总部76号捕获，“*落水”，不过很快又和重庆方面取得了联系，“继续”从事反间工作。在*加入汪伪特工总部之后，陈恭澍仍然和戴笠保持密切联系。
陈恭澍在《英雄无名》第4卷“反间活动中‘南京区’牺牲惨重”一节中，介绍了抗战期间军统南京区的情况。在介绍卜玉琳烈士的生平时，他提到了“南京毒酒案”。相关文字如下：
民国廿七年抗日战事重心西移武汉，南京区遂成为敌伪政治活动中心及后勤补给枢纽。“南京区”亦奉命兼及拓展对敌伪之行动工作。二十八年七月初，“南京区”接获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内线同志钱念慈、张建华等之报告，得知日本派遣军总部将邀宴日本在华陆海军高级将校、以及当时伪组织“维新*”首要梁鸿志、温宗尧、高冠吾等与会。“南京区”经妥善布置，透过该领事馆工友张建华兄弟之执行，乃置毒剂于酒瓶中。(其间，因毒剂限量与酒品种类之配合等问题，曾发生困扰，又一一予以克服)。事后获悉，此役功亏一篑，未竟全功，仅毙领事馆馆员一人、大佐军官一人、以及伪组织高冠吾口部灼伤而已。当晚，日军宣布戒严，紧闭城门，大肆搜索，但一无所获。本案即卜玉琳同志全权擘划，曾经局本部通令嘉奖。
从陈恭澍的文字可以看出，詹长麟应是军统内部人员，而不是普通工友。日伪举办宴会的情报是“钱念慈、张建华”主动报告的。钱念慈、张建华可能是詹长炳或者詹长炳的化名，也有可能是陈恭澍记错了。毕竟詹长麟、詹长炳只是军统南京区的基层人员，而陈恭澍贵为军统上海区区长，把两个基层人员的名字记错很有可能。
仔细对照陈恭澍的《反间活动中‘南京区’牺牲惨重》和央视《寻找英雄》栏目组的《1939年的毒酒案》，我发现它们可以互为佐证。首先是参与1939年投毒事件的关键人物：钱新民任军统南京区区长，卜玉琳、安少如等人协助他们投毒—这方面，两方认知相同。不过，《1939年的毒酒案》将南京区副区长的姓名写成了尚振武，而多次出现在陈恭澍文中的却是尚振声，可以肯定的是，两者为同一人：“尚振武”系詹长麟记忆错误或者“武”字系印刷错误；第二，双方都提到了赵世瑞，而且对于赵世瑞的职务—首都警察厅特警科科长，记忆也是一致的；第三，投毒的情节、参加宴席的日伪要人的组成、投毒的后果以及为什么投毒功亏一篑的原因分析，两者几乎一致。
军统南京区的四任区长
“南京毒酒案”背后有一整个支持团队。
首先，要知道抗战时期军统南京区的领导者。从源头上来说，军统南京区首任区长是赵世瑞，第二任区长是汪兆龙，第三任区长是钱新民，第四任区长是尚振声。
赵世瑞与陈恭澍是黄埔军校同学，当时编在一个连队。赵世瑞生于1903年，卒于1952年，浙江诸暨人，黄埔军校四期生， 1933年下半年任职于南京首都警察厅，1935年因化解“藏本事件”有功，晋升陆军少将，后调任军事委员会驻宜昌办事处主任。汪兆龙是黄埔三期生，1935年秋接任南京区区长。
钱新民是云南人，黄埔军校出身，于1937年4月接任南京区区长。当时，尚振声由军统河南站站长调任钱新民的副手。至1940年11月15日，钱新民一直担任南京区区长，在他任内，军统南京区有很多出色表现。
钱新民接任南京区区长之时，适逢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有大量日本间谍向国民*的首都南京渗透。其间，军统南京区的代表作是破获了行政院秘书黄浚父子间谍案。当时，这对父子被日本间谍南云造子拉下水，向日本间谍机关提供了很多重大的绝密情报，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国民*准备*江阴江面、发动偷袭、全歼日本游弋在长江中上游航道之内所有日本军舰的绝密情报，泄露给日本情报机关。南京区雷霆出动，一举破获黄浚间谍案，生俘南云造子等多名日本间谍。
尚振声，单名一个“方”字，河南省罗山县人，出身当地名门望族，其伯父曾担任河南省教育厅长。弱冠之年，尚振声就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后又入*训练班学习，因成绩优异，被分配到国民*军事委员会工作。1935年，他出任军统河南站副站长，后升任站长；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调任军统南京区副区长。尚振声面目清秀，与同事关系融洽。他调任军统南京区不久，即成钱新民的得力助手。
淞沪会战爆发之后，军统南京区就在部署上做了两手准备：他们将指挥部转移到了江北的六合瓜埠山区；挑选精干力量组成“南京行动总队”留守南京，执行除奸和暗杀日寇任务。管容德化名徐曦，担任总队长。12月初，日军兵临城下，军统决定让副区长尚振声留在南京，统一指挥南京的军统特工。南京大*期间，很多军统人员避入国际安全区，四处搜集日军制造南京大*的证据，报告上级。
由于情势变化，军统南京区将人员和机构分散在南京和上海两地。因上海有租界的庇护，南京区在上海另外设立了一部电台，南京区的指挥机关书记室也一分为二，南京上海都有，而外勤人员(也就是具体执行任务的人员)分散在南京和上海两地。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被日伪一网打尽。
叛徒致敌，军统南京区遭重创
在叛徒陈明楚投敌之前，南京区策划和实施了很多次针对汉奸和日寇的行动。军统的组织严密，日伪多次试图破坏，均没有得逞。堡垒最终还是从内部被攻破了。
汪伪“特工总部”的大小特务原先就有很多来自中统、军统，这批投敌分子恰恰是汪伪特工总部的骨干。他们落水后，牵连了一大批中统和军统特务落水。南京区被日伪破获，就是原任南京区助理书记的陈明楚投敌导致的。
陈明楚原名陈弟容，1937年底从南京区调到上海区，担任助理书记。1939年初，他加入汪伪“特工总部”任第一处处长。他的同乡，时任军统南京区专员的谭文质在其拉拢下投敌。他们大肆出卖军统南京区、上海区的组织，军统留守南京和上海的大批特工被汪伪“特工总部”抓捕。谭文质成为南京区的“犹大”，交出了当时南京区的留守成员名单。汪伪特工们按图索骥，钱新民、尚振声、卜玉琳等骨干分子首先被捕。
1940年11月15日下午，汪伪特工总部万里浪的手下林焕芝发现钱新民现身上海，正在上海南京路大新公司理发厅理发。林焕芝一面留守盯死钱新民，一面派人到汪伪特工总部76号召唤大批汪伪特务前来增援。
钱新民没有发觉异样情况，等他理完发下楼，已经走不了了，出路都被特务堵死。钱新民落入76号手中。由于他随身携带了通讯录，76号的汉奸特务们根据通讯录上的电话和地址展开大搜捕。军统南京区在沪书记室人员大都被捕。76号将他们押往南京，关押在汪伪“特工总部”下设的南京区*，由汪伪特务头子马啸天、苏成德亲自审讯。
尚振声的得力助手、时任南京区助理书记的卜玉琳被抓到南京白下路日本宪兵队(原国货银行大楼旧址)关押。卜玉琳出身天津巨富之家，是北洋纱厂的少东家。少有报国之志，毕业于北洋大学，为人精明干练，沉默寡言，尽忠职守。抗战爆发前入军统特训班受训，毕业后先到汉口工作，后调任南京区政治组组长。
卜玉琳是南京毒酒案的关键人物，日伪希望从他身上打开缺口，但卜玉琳从从入狱之日起就开始绝食，没过多久即悲壮成仁，时年34岁。卜玉琳去世后不久，军统南京区行动总队大队长王愈也牺牲。
大批潜伏特工暴露
拔出萝卜带出泥，汪伪特务无所不用其极，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对一些意志不坚定者颇见成效。
汪伪特工总部顺藤摸瓜，一举捕获潜伏在南京、上海一带的江苏省教育厅长马元放、京沪铁路与沪杭甬铁路特别党部主任委员李达三、军统南京区特派员黄征夫等，并且逮捕了打入汪伪政权内部、已经取得一定地位的军统人员黄光逸和邵明贤。黄逸光和邵明贤都是军统高级特工，平时只与钱新民保持单线联系。
黄逸光与汪精卫有旧，打入汪伪内部的目的就是伺机刺杀汪精卫。黄逸光原籍广东赤溪，墨西哥华侨，曾在墨西哥只身搏虎。黄逸光爱好旅行，1935年，他与好友结伴徒步环游世界，途经巴黎，在欢迎会上见到了汪精卫，两人由此相识。
1938年，他在非洲旅行期间，听闻南京沦陷，立即中断旅行计划，不远万里，乘船火速赶回祖国，在汉口再度遇到汪精卫，急切地表达了抗日愿望。此时的汪精卫尚有与日本抗争之心，留黄逸光在家中住下，写信推荐他到昆明航校受训，并赠路费。在昆明航校学习期间，黄逸光因身体条件不太适合，只能转做地勤人员。
汪精卫出逃河内之后，汪精卫的舅爷陈耀祖给黄逸光写来密信，核心内容是希望他在空军内运动，鼓动空军将士参加“和平运动”。对汪精卫投敌深恶痛疾的黄逸光深明大义，是非分明，当即将密信交给上级。由此，军统得知了他与汪精卫的特殊关系。
黄逸光不愿做默默无闻的地勤人员，主动请缨，希望能够上战场杀敌。军统几次制裁汪精卫都失了手，征求黄逸光的意见后，希望他打入汪伪内部。黄逸光慨然应诺。
在军统的安排下，黄逸光“出逃”南京，投身“和平运动”。汪精卫没有忘记这位“忘年交”，亲自召见，抚慰有加，非常高兴，当即表示希望他发挥“航空”专长，帮助建立汪伪的空军队伍。黄逸光先后被任命为汪伪“教育部”专员、“宣传部”编审、汪伪“航空委员会”委员。
邵明贤出身杭州警官学校，是汪伪大员梅思平的老部下。梅思平在汪伪的巨奸当中，帮手不多，所以无法与周佛海、陈公博、陈璧君等拥趸众多的汉奸抗衡。当了汉奸之后，梅思平给邵明贤写了一封密信，核心内容是“希望邵明贤参加和平运动，如能前来南京，必将委以重任云云”。邵明贤当时正在贵阳训练警察，戴笠在抗战时期插手全国警政系统，正好是他的顶头上司。同样深明大义、是非分明的邵明贤，主动将密信上报，并提出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打入汪伪内部—他也想伺机刺杀汪精卫。戴笠喜出望外，当即批准。
1939年冬天，邵明贤全家到达上海。梅思平迫不及待地安排他担任了“浙江省党部”书记长，随后又把他提拔为“首都警察厅”督察长。邵明贤深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作掩护，将军统南京区的秘密电台放在了自己的宿舍里。汪伪“*党部”占据的办公场所，就是位于湖南路上原来的**党部，职工宿舍就在路对面。
黄逸光和邵明贤利用自己在汪伪中的地位，源源不断地将大量有价值的日伪情报送交钱新民，居功至伟。黄逸光在1940年11月19日被捕，他拒绝透露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日伪恼羞成怒，12月17日将他杀害。黄逸光罹难前索要笔墨，慨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可爱的中华，我愿为你歌唱，我愿为你而死！”同日，邵明贤也就义于南京。
钱新民与尚振声的结局
钱新民的身份被76号破获后，汪伪胁迫他于1941年7月间就任汪伪“特工总部”上海“虹口区”区长。因为自己的疏忽导致南京区受到巨大破坏，牵连了很多同志，钱新民一直深深自责。经慎重考虑后，钱新民又秘密派人到重庆与军统重新建立联系。军统允其戴罪立功，让他另立电台与重庆保持联系。钱新民利用伪职作为掩护，将秘密电台设立在“特工总部”“虹口区”办公处。
被钱新民牵连的尚振声，则在南京关押了7个月，后经营救出狱。出狱后，尚振声随即与军统取得联系，恢复工作。他秘密派出军统南京区交通站负责人程希贤，经上海转香港赴重庆，报告南京区被破坏情况。尚振声随即被任命为南京区区长。因已被汪伪特工总部逮捕过一次，尚振声释放后受到秘密监视，于是他因势利导，加入汪伪政权作为掩护。利用个人关系，尚振声谋得了清乡部队某部第七旅参谋长一职，为军统南京站秘密开辟了一处新的据点。
此时，由军统局总部派出的潜伏在汪伪政权内部的高级特工程克祥(军统南京特派员)、彭盛木(*人，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生)均与尚振声取得了联系，将他们获得的重要情报转报重庆。他们都是通过周佛海妻弟杨惺华的推荐，打入汪伪“财政部”的，分任办公室主任和周佛海的机要秘书。
1941年11月8日，军统南京区上海方面的交通员被76号逮捕，钱新民出现在通讯录上。76号随后从钱新民处搜出了与重庆方面联络的秘密电台和密码本。钱新民再次被捕。据与他同时被关押并得以幸存的军统人员回忆，钱新民在狱中非常平静，静静地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12月13日清晨6时许，钱新民被日伪枪杀于上海西郊中山路刑场。
虽然尚振声此时已和钱新民脱离了组织联系，但汪伪方面认定他们是一伙的，尚振声再次被捕。1942年1月19日，尚振声就义。据同时被关押的军统人员回忆，尚振声当日似有预兆：清晨“放风”时，尚振声拾到一面破镜子，他一手拿着破镜，一手抚弄自己的眉毛，眉毛应手而落。他对难友说道，“真倒霉”。话音刚落，警卫就在门外喊他的名字。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与难友道别，并将衣物分赠难友以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