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契丹族为何未能在五代时期夺取中原？

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07年建立契丹王朝，为实现其“广土众民之志”，积极进行对外扩张和掠夺。经过历代契丹统治者的征战，其境“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①尽管历代契丹统治者都对中原虎视眈眈，耶律德光甚至乘灭亡后晋之势，一度占领了中原政权的中心大梁，最后还是*放弃，回到草原。目前，学术界多数学者认为是契丹的残暴杀掠，激起中原人民的反抗，迫使耶律德光不得不撤离。②笔者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简单。本文拟以947年耶律德光南征中原失败，分析契丹自身存在的缺陷，探讨当时契丹未能统一中原的原因。

一、契丹政权政治思想不成熟

从草原民族发展历史看，契丹的崛起并不是偶然的，以前匈奴、鲜卑等民族都曾逐鹿中原。在契丹之后，女真、蒙古、满族等相继南下，并入主中原与汉民族轮流执掌*。契丹民族南下之所以没能确立在中原的统治，主要在其政治组织和社会思想等方面还不成熟，他既没有摆脱落后的旧习俗，又缺少成功的经验。

自阿保机建国以来，契丹统治者常有觊觎中原之心，往往插手中原割据*间的冲突，从中渔利。936年，耶律德光扶持石敬瑭取代后唐，不但使后晋成为契丹的附庸，而且直接占据了燕云十六州。942年，石重贵继位，不顾国力尚弱，有心摆脱藩臣地位，对契丹称孙不称臣。从944年起，耶律德光屡次大举攻晋。但直到灭亡后晋，耶律德光也并没有做好统一中原的政治和思想准备。

首先，在进入大梁前，耶律德光对统治中原的方式并无既有方案。按以往的经验，面对双方人口和经济文化悬殊的差距，往往只能扶植傀儡政权来间接地统治中原。在战争之初，耶律德光就委以赵延寿经略中国，曰：“若得之，当立汝为帝。”又常指延寿谓晋人曰：“此汝主也”①;在与杜重威的大军决战时，耶律德光又以帝位为诱饵，对他说：“赵延寿威望素浅，恐不能帝中国，汝果降者，当以汝为之。”②这些言行不能一概视作耶律德光的权谋之术，否则后来赵延寿也不敢求立为太子，一再试探耶律德光能否兑现其诺言。如何对中原进行治理，其实他并没有既定的方案。进入大梁后，耶律德光在皇宫接受百官参拜时，曾对身边的侍臣说：“汉家仪物，其盛如此，我得于此殿坐，岂非真天子邪？”他还征询后晋降臣的意见，“欲择一人君之”。③这些言行反映了耶律德光受传统的中国“华夷观”的束缚，自认夷狄的自卑心理在作祟，表明此时他对称帝中原仍缺乏信心。后晋的降臣们奉承道“夷、夏之心，皆愿推戴皇帝”。耶律德光在众口一词的吹捧声中，自我膨胀起来，开始相信自己已经是“人心所向，天命所归”。于是耶律德光决定对中原实行直接统治，改元“大同”，国号“大辽”。对征服后的中原，耶律德光表现得过于骄傲和自负，声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战马，轻赋省役，天下太平矣”④。

其次，进入大梁后，耶律德光墨守陈规，没有顺应形势的发展，对契丹落后的旧制度进行改进，最终错失良机。针对契丹诸将如萧翰、耶律郎五、麻答等肆意杀掠的暴行，张砺曾向耶律德光进言：“今大辽始得中国，宜以中国人治之，不可专用国人及左右近习。苟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亦将失之。”然而，耶律德光当时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在北返草原途中，耶律德光亲眼目睹战争造成的满目疮痍和中原人民的反抗，才反省道：“朕此行有三失：纵兵掠刍粟，一也。括民私财，二也。不遽遣诸节度还镇，三也。”在向李胡介绍军情时，他认为：“所在盗贼屯结，土功不息，馈饷非时，民不堪命。河东尚未归命，西路酋帅亦相党附，夙夜以思，制之之术，惟推心庶僚、和协军情、抚绥百姓三者而已。”事情远非耶律德光所说的如此简单。以耶律德光为首的契丹贵族仍然深受传统的华夷观念的束缚，往往以“夷狄”自居，没有信心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夷狄”既然不是中原“正统”的主人，自然就没有必要爱护这块土地上的子民，而专以劫掠财富为乐事。这种思想上的认识导致耶律德光根本无心改革契丹陋习。史载“契丹主(耶律德光)广受四方贡献，大纵酒作乐，每谓晋臣曰‘中国事，我皆知之，吾国事，汝曹不知也。’赵延寿请给上国兵廪食，契丹主曰‘吾国无此法。’”

二、新旧*分歧的牵制

契丹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制约契丹王朝发展的一个痼疾，几乎贯穿于契丹王朝的始终。史载：“自太祖之世，刺葛、安端首倡祸乱，……李胡而下，宗王反侧，无代无之，辽之内难，与国始终。”⑨而在契丹王朝的前期，最尖锐的是新旧*之间的斗争，也就是契丹贵族中改革和守旧的斗争。关于契丹王朝初期的社会性质，陈述先生在《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中指出：“阿保机的汗国(帝国)是以奴隶占有为基础的各部落联合”。在辽圣宗完成契丹社会的封建化改革之前，契丹仍处于奴隶制的发展阶段。虽然契丹占领渤海国，耶律德光时又得到幽、云等十六州，增加了契丹社会的封建化改革的可能性，但是顽固的奴隶主贵族*还十分强大，他们竭力维护既得利益。灭晋战争并未赢得契丹贵族的一致支持，始终受到以述律太后为首的保守*草原本位主张的掣肘。

在南征中原的时机、方式和目标上，新旧两派*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以述律太后为代表的一部分契丹贵族对中原的兴趣仅在于掠夺财物和奴隶上，并无意将中原纳入契丹王朝的版图。相反，耶律德光继位后，思想有了一定的转变，占有中原的欲望也日渐增长，因而在这一问题上，与述律太后产生了深刻矛盾。

但是927年曲阳之战的失败使耶律德光南下的野心受挫，他只得谨慎地考虑述律太后的意见，甚至欣然接受她的要求，册封其弟李胡为拥有皇位继承权的天下兵马大元帅，从而韬光养晦，等待时机。直到石敬瑭向契丹求援，耶律德光才借助神人托梦来说服述律太后：“吾尝梦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岂非天邪！”援晋灭唐战争大获全胜后，由于耶律德光感到中原人民会反抗异族的奴役，契丹进行直接统治的时机尚未成熟，于是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让他成为契丹的藩属。石敬瑭甘当儿皇帝，割让幽、云等十六州，并向契丹纳贡。耶律德光威望得到空前提高，对保守派的斗争处于上风。

后来，耶律重光与石重贵结怨，连岁入寇中原，后晋疲于奔命，契丹人畜亦多死，反对战争的声浪也此起彼伏。述律太后极力反对南征，“汉儿何得一向眠！自古但闻汉和蕃，未闻蕃和汉。汉儿果能回意，我亦何惜与和！”耶律德光进入大梁后，曾对李崧等人说：“向使晋使再来，则南北不战矣。”可见述律太后虽然没能成功阻止耶律德光，但也给契丹的南征留下影响。由于有后顾之忧，当耶律德光面临困境时，就无法一心一意克服困难，而是急于“归省太后”，甚至感叹“我在上国，以打围食肉为乐，自入中国，心常不快，若得复吾本土，死亦无恨。”

当耶律德光遗体运回草原，述律太后不哭，且说：“待诸部宁一如初，则葬汝矣。”这一方面反映了她对违背她意愿的南征耿耿于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她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皇位继承斗争做准备。当初阿保机去世时，述律太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曾利用殉葬风俗杀死太祖亲信，前后所杀者以百数。述律太后又排斥了主张契丹封建化的皇太子耶律倍，册立当时政治上倾向于自己的耶律德光为帝，并杀害或拘禁了大批同情耶律倍的契丹贵族。因此当耶律德光死于征战时，南征的契丹将领都担心述律太后大肆杀戮，危及自己。被述律太后所杀的契丹贵族的子孙一直心怀不满，也欲借此机会复仇。于是耶律倍的儿子耶律阮被南征诸将拥立为帝，即辽世宗。述律太后偏爱幼子李胡，加之与耶律阮政见分歧，听到消息后极为愤怒，调派军队南下讨伐。耶律阮与述律太后为争夺契丹政权几乎酿成一场大规模的内战，留守中原的契丹军队也发生了动摇，匆匆北还草原。

虽然此后耶律阮在同述律太后的斗争中取了胜利，但是经过连年战争的契丹，人民疲惫，财政匮乏，南征中原不得人心。守旧派契丹贵族更是对耶律阮十分不满，谋杀行刺事件不断发生，史载“帝慕中华风俗，多用晋臣，而荒于酒色，侮辱宰执，由是国人不附，诸部数叛。兴兵追讨，故数年不暇南征。”此时中原的政局已开始发生重大变化。951年正月，郭威取代后汉建立后周政权，国势日益强大。北汉刘崇约耶律阮南下，合击后周。但契丹内部发生了*，*被镇压后，耶律阮被杀，继位的辽穆宗“年少，好游戏，不亲国事”，契丹又一次丧失了入主中原的时机

三、农业发展不能支撑战争供给

契丹本是游牧民族，生产以游牧方式为主，畜牧业是其立国之本。在建国后，契丹仍将畜牧业放在首要位置，畜牧业的兴旺是契丹社会的经济基础。在建国初期，农业在契丹经济中仍处于次要地位，只是传统畜牧业经济的补充，而军事掠夺则是其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王钟翰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中指出，契丹的农业生产是由于中原大批逃亡或被掠汉人的进入带来的，他们凭借丰富的生产经验，在今滦河上游一带开垦田地。阿保机夺得辽东和灭亡渤海国后，获得了农业比较发达的第二个农业生产区。938年，耶律德光从后晋得到燕云十六州，使契丹国又增加了一个富饶而广阔的农业区。尽管当时耶律德光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但因为燕云十六州归附未久，又遭契丹与后晋的连年战争破坏，契丹农业的发展仍很薄弱。契丹本来就地广人稀，气候恶劣，农业生产能力有限，加上多年的大规模战争，早已不堪重负。粮食等物资的匮乏导致契丹军队只能依靠掠夺来以战养战，耶律德光灭晋之际，中原财物几乎被席卷一空，就是最好的说明。

契丹军既然无辎重粮饷，所到之处，“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丁壮毙死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自东、西两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畜殆尽’;又多以其子弟及亲信左右为节度使、刺史，不通政事，华人之狡狯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敛货财，民不堪命。”⑨于是各地人民聚众反抗，使契丹的统治无法稳固。如《旧五代史·汉书一》也记述：

时契丹以族人朗五为澶州节度使，契丹性贪虐，吏民苦之。琼为水运什长，乃构夏津贼帅张乙，得千余人，沿河而上，中夜窃发，自南城杀守将，绝浮航，入北城……契丹主初闻其变也，惧甚，由是大河之南无久留之意。

面对风起云涌的中原军民反抗，耶律德光无力稳定统治，只得放弃。

四、军事力量不足以控制整个中原

虽然契丹铁骑以剽悍勇猛闻名天下，但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契丹军队并非百战百胜。甚至，与被他们打败的晋军相比较，在人数、武器装备和地利等方面，契丹军队都不占优势。虽然契丹灭掉了后晋，但是各地的军阀割据*依然很强大，而投靠契丹的汉族将领，也掌握着相当数量的军队，他们更关心自己能得到多少利益，且随着局势的变化随时可能改变立场。

契丹军队的优势在于骑兵的机动灵活。契丹是所谓马背上的民族，“其富以马，其强以兵”。他们自幼生长于艰苦的游牧生活，自然练就一身精湛的马术，这是生长于农耕生活中的中原军队无法相比的。但是，《辽史·兵卫志上》这样记载契丹兵制：

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人铁甲九事……皆自备。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皇帝亲征……各路军马遇县镇，即时攻击。若大州军，必先料其虚实，可攻，次第而后进兵。沿途民居、园囿、桑柘，必夷伐焚荡。……军行当道州城防守坚固，不可攻击，引兵过之，恐敌人出城邀阻，乃围射鼓噪，诈为攻击。敌方闭城固守，前路无阻，引兵进，分兵抄截，使随处州城隔绝不通，孤立无援。……若帝不亲征，……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不命都统，止遣骑兵六万，不许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林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内，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

可以看出，契丹军队的战术是贯于偷袭和剽掠的流动式作战。它的缺陷是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处于攻势地位时，固然可以所向披靡，一日千里，但居于守势时，则有孤军深入，远离后方，后援不继的危险。这也成为耶律德光在面临刘知远的进攻威胁时，不得不撤离大梁的最直接的原因。此外，由于契丹军队不备辎重，“人马不给粮草”，以“打草谷”作为主要的后勤保障方式，导致弊端百出。922年，耶律阿保机败于唐庄宗，就是因为“时契丹值大雪，野无所掠，马无刍草，冻死者相望于路。”①这种野蛮的抢掠既激起了人民的激烈反抗，又很难获得稳定可靠的补给，成为契丹军队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南征中原的过程中，契丹军遭遇多次失败，无数将士战死沙场。耶律德光只好多次征兵和更改作战策略。944年，耶律德光率契丹大军南下，西路军在河东败于刘知远，东路军先获小胜，旋即失利，赵延寿为先锋的中路军最后也无功而返。第二年再次南征，结果被晋军打得大败。连年的战争导致契丹国内人畜多死，诸部厌战。946年，耶律德光又挥师南下，与杜重威在夹滹沱河对峙，他利用杜重威怯懦畏战且心怀异志，断其粮道及归路，再用帝位诱降，才得以大获全胜。战争的胜利，除了依靠骁勇善战的契丹铁骑，更得益于耶律德光充分利用了后晋君臣离心离德。

但在灭后晋后，围绕如何分配胜利的果实，耶律德光与投靠他的汉人将领以及割据一方的军阀*之间的矛盾加深了。如赵延寿，耶律德光曾一再许诺立他为帝，使他心甘情愿的为自己卖命，“后太宗克汴，延寿因李崧求为皇太子，上曰：‘吾於魏王虽割肌肉亦不惜，但皇太子须天子之子得为，魏王岂得为也？’”后来，为了安抚赵延寿，“上命迁延寿秩，翰林学士承旨张砺进拟中京留守、大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上涂‘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赵延寿因此心怀怨望，在耶律德光死后即自称“权知军国事”，加重了南征契丹军的负担。再如刘知远，在后晋与契丹激战之时，不肯出兵相助，坐视后晋灭亡，借机招兵买马，不断扩充实力。在耶律德光入主东京后，他曾派人奉表称臣。但当他看到契丹贵族的残暴掠夺激起了中原人民的强烈反抗，契丹在中原的统治岌岌可危，便乘机称帝自立。许多不肯臣服于契丹的藩镇和义军将领纷纷投靠刘知远，对大梁和洛阳构成了直接威胁。随着中原局势急转直下，孤军深入的耶律德光为了避免归路被截断，陷入全军覆没的险境，*决定北撤。进入都城大梁仅仅两个月后，耶律德光便不得不率文武百官和军队主力匆忙离开了。耶律德光离开大梁时，以外戚萧翰留守，萧翰自知孤城难守，遂擅自立后唐明宗之子李从益为帝，自己撤至中京与耶律阮会合。耶律阮撤离中京时，又以麻答为中京留守，麻答贪婪残忍，克扣汉军粮饷，激起兵变，被逐回草原，契丹南征所占州县纷纷归附刘知远的后汉政权。

正是基于上述的各种原因，契丹王朝最终未能有机会统一中原并建立稳定的政权，但契丹统治者的努力也非徒劳无功。契丹屡次南征，尽管给中原人民和契丹境内的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促进了双方的交流，客观上满足了契丹王朝初期发展的历史要求。契丹南征中原不但掠回巨量物质财富，同时也引进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加快了契丹社会封建化变革的进程，促使其在思想、政治和经济等方面更快地成熟起来。契丹通过和中原的交流，也为我国北方包括契丹、奚、汉、渤海、女真、蒙古等在内的民族融合与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