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为何要封笔 跟创作萧峰、令狐冲人物有关
金庸小说里有两个人物形象是超越了传统武侠的，一个是萧峰，一个是韦小宝。
萧峰这种人物是中国文学没有的，这是古希腊悲剧英雄的经典形象，悲剧英雄之所以为英雄，是因为人物超凡的能力，而英雄的悲剧之所以为悲剧，就在于这些英雄因为命运的捉弄犯下了错误。
莎士比亚的笔下，有一个跟萧峰十分类似的人物，大家可能很熟悉，《科里奥兰纳斯》，或者翻译成《大将军寇流兰》，萧峰和科里奥兰纳斯简直如出一辙，科里奥兰纳斯是身为异族为罗马立下汗马功劳却为罗马人猜忌，与萧峰一样，这样的命运根本不是他们所能把握的，若是他们身为凡夫俗子，可能尚能容忍这样的捉弄，但身为英雄，他们对命运的反抗必然强烈而执着，而命运因此加诸于其身的惩罚也将残酷而深沉。
悲剧英雄被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情节，使人物的英雄和人物的悲剧下场共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雄浑美，这就是人们欣赏悲剧英雄的缘由。这是萧峰不同于令狐冲的第一点。
拉奥孔集中体现了古希腊的悲剧美，人物在命运面前挣扎的痛苦正是人们欣赏英雄的缘由。
传统武侠到了梁羽生手里，有一个讲究，就是人物一定要是正义的，爱民爱国的，所以梁羽生写的武侠用四个字可以概括，”家国天下“，金庸早期基本继承了这一写法，而且发展了这一写法，甚至塑造了这一种类型人物的巅峰----郭靖，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如果再细分一下的话，还有个胡斐，在朝则郭靖，在野则胡斐。郭靖以仁，胡斐以义，共同构成了儒家武侠的巅峰。
塑造这一人物秉承的是中国最传统的儒家理念，但是，这种人物是有缺陷的，这种人物的特点就是苦大仇深，根正苗红，要么是身负家仇国恨，要么是陈家洛那样出身名门正派，或者像袁承志那样两者兼有，它解决不了的问题是，不苦大仇深，不根正苗红怎么办？或者名门正派不那么正怎么办？
中国人讲，得意时学孔孟，失意时学老庄，金庸探索了一条新路，创造了一种新型武侠形象，道家武侠，给了失意的武侠人物一条出路，也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第一个尝试的是杨过，《神雕侠侣》中的全真教这种名门正派并不那么伟光正，杨过虽然也有襄阳的壮举，但走的一直是避世的路子，对他而言，最理想的地方莫过于终南山古墓。相对于传统的武侠来说，他没有了那么多家国天下的束缚，而开始追逐内心，杨过的特点就是至情至性，当然杨过这个人物还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如果不是他悲惨的童年，这个人物简直可以用讨厌来形容。
但是，金庸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塑造出了令狐冲这个人物，达到了道家武侠的一个巅峰，令狐冲这个人，从一开始就是诗酒放诞(当然他不会诗)的形象，这是中国文人失意时的经典形象。他的一生就是逃避，令狐冲从来不想做英雄，也不想做高手，即使他成了一代高手，想的也是逃避，但是令狐冲的逃避并不是弱小，在传统文化里，邦无道则隐，既然事不可为，独善其身就是最好的。
尤其置身于《笑傲江湖》这部政治寓言里，相比较左冷禅的狠辣，岳不群的伪善，任我行的权欲熏心，令狐冲的冲淡自然，逍遥*就显得十分可爱了。
令狐冲是中国式审美，尤其在文人阶层一直就存在的。
道家的侠，也有一个困境，那就是对自己的仇人如何，侠客退隐了，那些逞凶的奸邪如何，《笑傲江湖》的结尾，其实已经隐藏了这种疑问，金庸的选择是让奸佞小人们纷纷作法自毙，这样的结局虽然不能说坏，但是却给人意犹未尽之感，我们不免产生疑问，难道真的能一逃了事吗？
换言之，儒家之侠参与政治，道家之侠逃避政治，参与也好，逃避也好，都是政治的一部分。
在朝则郭靖，在野则胡斐，在隐则令狐冲，这都不脱中国传统文人的出路。
金老先生毕竟高才，早在《神雕侠侣》之后，他就开始了另一种探索，佛家之侠。
第一个这样的侠客是张无忌，张无忌看起来懦弱可欺，但却是直面问题的，那就是对于仇人和奸邪都是可以用善良和佛法化解的，在《倚天屠龙记》里，连成昆这样的大奸大恶都不是一杀了事。
射雕三部曲其实特别有意思，三部书的男主角，正好是儒道释三家不同哲学的体现。
萧峰形象的第二点超越令狐冲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也是佛家之侠，萧峰的形象模板虽来自古希腊悲剧英雄，但却是超越了这一范畴的，古希腊的悲剧英雄，在他们的性格缺陷放大时，是以毁灭英雄的形象出现的，例如大将军寇流兰，当他遭遇到罗马人的不公待遇时，他想到的就是引异族毁灭罗马。
青石桥上拍死阿朱之前的萧峰也是毁灭式的英雄，同样是与全世界为敌，”虽千万人吾往矣，“但是青石桥后的萧峰，又经辽国一番游历，已经达到了超越以往武侠人物的另一重境界，悲天悯人或者是和平主义，萧峰的思考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直接上升到人类的层次。这是他与大将军寇流兰不同的一点，虽然寇流兰也是选择了罢兵休战，但却是在亲情感召之下回归，这与萧峰经过思考之后的主动选择是截然不同的。
例如在少林寺，萧远山和萧峰以二敌三，对上慕容博、慕容复和鸠摩智，明显落于下风，慕容博却甘愿自尽，只求萧峰挥兵南下，连萧远山都有些心动，萧峰却断然拒绝。
书中这样写：慕容博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你是大辽国这臣，欲只记得父母私仇，不思尽忠报国，如何对得起大辽？”
萧峰蹭上一步，昂然说到：“你可曾见过边关之上、宋辽相互仇杀的惨状？可曾见过宋人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情景？宋辽之间好容易罢兵数十年，倘若刀兵再起，契丹铁骑侵入南朝，你可知将有多少宋人惨遭横死？多少辽人死于非命？”
而日后他与中原群雄逃出辽国，和玄渡谈起宋辽战事，已经想的是如何止战。
萧峰道：“我想请问他老人家：倘若辽兵前来攻打少林寺，他却怎生处置？”玄渡道：“那自是奋起杀敌，护寺护法，更有何疑？”萧峰道：“然而我爹爹是契丹人，如何要他为了汉人，去杀契丹人？”玄渡沉吟道：“原来帮主果然是契丹人。弃暗投明，可敬可佩！”
萧峰道：“大师是汉人，只道汉为明，契丹为暗。我契丹人却说大辽为明，大宋为暗。想我契丹祖先为羯人所残杀，为鲜卑人所胁迫，东逃西窜，苦不堪言。大唐之时，你们汉人武功极盛，不知杀了我契丹多少勇士，掳了我契丹多少妇女。现今你们汉人武功不行了，我契丹反过来攻杀你们。如此杀来杀去，不知何日方了？”
玄渡默然，隔了半晌，念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所以才有了萧峰的惊天一死，成为了金庸武侠中唯一一个死去的英雄，这一死，既是古希腊悲剧英雄无法摆脱命运的结果，也是佛家主动舍身护持苍生的主动选择。
这样的萧峰是超越时代的，不要说书中的宋朝无人理解，就是今天也很难理解，他是最孤独的，雁门关前虽然群雄毕至，帝王将相皆有，却理解他的一个皆无。
中原群豪一个个围拢，许多人低声议论：“乔帮主果真是契丹人吗？那么他为什么反而来帮助大宋？看来契丹人中也有英雄豪杰。”“他自幼在咱们汉人中间长大，学到了汉人大仁大义。”“两国罢兵，他成了排解难纷的大功臣，却用不着自寻短见啊。”“他虽于大宋有功，在辽国却成了叛国助敌的卖国贼。他这是畏罪自杀。”“什么畏不畏的？乔帮主这样的大英雄，天下还有什么事要畏惧？”
耶律洪基见萧峰自尽，心下一片茫然，寻思：“他到底于我大辽是有功还是有过？他苦苦劝我不可伐宋，到底是为了宋人还是为了契丹？他和我结义为兄弟，始终对我忠心耿耿，今日自尽于雁门关前，自然决不是贪图南朝的功名富贵，那……那却又为了什么？”他摇了摇头，微微苦笑，拉转马头，从辽军阵中穿了过去。
这些字里行间，透出对萧峰的不理解。
令狐冲的冲淡*虽然不勾于世，但是江湖之上，曾有曲洋刘正风，也有过莫大先生，风清扬，他并不是完全不为人理解的，即使在他身边，也有一个心境相通的任盈盈。
这就是萧峰的魅力不同于令狐冲的第二点。
值得一说的是，佛家武侠的形象，一直到《侠客行》的大粽子石破天发展到了一个顶峰(当然并不是说石破天超越萧峰)，石破天的无名无功，无我无人是佛家审美的极致。
但是佛家之侠的形象，从张无忌开始，都难免给人软弱可欺的印象，这也是佛家之侠的困境。
在此基础上，金庸进行了再一次突破，创造了反武侠的经典人物，韦小宝。
在《鹿鼎记》里，金庸推翻了所有武侠形象，在这里侠义没有了任何出路，要么如陈近南那样为宵小所戕害，要么如归辛树那样蠢不自知，要么像冯锡范那样为人驱使，在这里，侠义被戳得千疮百孔，不惟侠义，盛世、明君、忠臣、良将、大儒、高僧同样在这里粉墨登场，又在这里被暴露得体无完肤，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来了个总曝光，这里只有无尽的灰暗破败，只有韦小宝这个没有任何侠义精神的小混混身上反倒有了一些闪光。可以说，金庸用韦小宝给自己一手创建的江湖打了个粉碎，就此封笔。
这是金庸人物形象创作的一个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