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倭寇多且不怕死 竟是因为这条禁令所导致的

中国历史始于约公元前2000年，一般按王朝划分。上表只是简化记录;例如，宋代一般被分为两个时期(它在异族入侵后瓦解，并在另一个地方重建了权力中心)。这个清单也没有展示各朝代之间混乱的过渡期—通常说1368年明朝夺取了政权，但它和元朝的战斗在这一年前后共持续了数十年之久。

明朝的贸易禁令经常被形容为中国文化缺陷的标志(兰德斯称其为“儒教国家憎恶商业成就”)。但事实远复杂于此。海禁并没有阻断所有与海外的联系。它们批准了一个特例：“朝贡贸易”(tributepayments)，它基本上允许那些住进指定的*馆驿的外国人向统治者敬献礼品。之后，皇帝出于礼节会回赐中国商品给他们。皇帝还会允许他们出售所有皇帝不想要的东西，而这些商品通常数量不少。

沿海的商人看清了这种“海禁–朝贡”的本质：这是*控制海外贸易的方式。这项事务忙碌而利润丰厚，1403年至1404年海禁最高峰时，明朝廷接纳了不下38个国家的“贡使团”。理所当然，朝廷希望从贸易中获利，但商人本身却不是朝廷想要的;外国商品可以，外国人不行。除了少数特例，所有与海外的接触都应在京城的监督下进行。

按照官僚的逻辑，朝廷官员论断称海外贸易是违法的，因此国家没有设置海岸军队来维持贸易治安的需要。明*将海军裁减到仅剩几只舰船，根本不够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巡逻。令人毫不吃惊的是，这造成了走私的疯狂增长(如果做生意被定为违法，那就只有违法之徒会去做生意了)。

倭寇遍及东南沿海。倭寇的字面意思是“日本海盗”，但其中大多数并不是日本人，许多甚至不是海盗。虽然他们有时在日本也有基地，但主要的倭寇群体是由中国商人指挥的，这些商人因明朝的禁令或其他法规而断绝了生计，转而开始走私。他们的船员是一群各式各样陷入困境的百姓：未能谋得一官半职的秀才，破产的商贩，逃避兵役者，被官府解雇的胥吏，饥饿的农民，名声不好的僧人，逃犯，当然还有真正的职业走私犯。他们之中还有许多是被发财的承诺引诱成为海盗的老水手。每当官员试图剿灭他们，就会引发暴力对抗，而这常常导致城镇失守。“商即是盗，盗即是商”，厦门大学历史学家林仁川告诉我，如果条件允许，他们会和平地做生意;但如果不能，就没有和平可言了。

顶层统治者的昏聩阻碍了中国打击海盗的努力。明朝后期的历史就像宣传*制度优势的广告。有一位沉溺酒乡;另一位抛下大任，住进皇家园林，研究长生不老的炼丹术;更有一位皇帝长达二三十年拒绝上朝。追求炼丹术的这位就是1521年至1567年在位的嘉靖皇帝，他将帝国交到了宰辅组成的内阁手中，但大臣们只关心个人的进退，而不是东南沿海的海盗之患。

遭海盗骚扰最严重的是中国东南部资源贫乏的福建省，它隔*海峡与*相望。福建省大部分地区都是不高但陡峭的山脉，覆盖着红色的风化土;平坦、宜耕种的土地主要集中在河谷和狭窄的沿海带状地区。“高者山至崔巍，力耕未止。”一位13世纪福建作家感叹道，“卑者弥望斥卤，不可种艺”。饥荒是长久的威胁;尽管进行了大规模开辟梯田和开垦土地的工程，福建的粮食生产仍然无法自给自足。

该省一半的稻米必须从外省运来，这并不容易，因为群山将福建与中国的其他地区隔绝开来。多礁岩的扇形海岸上分布的诸多天然良港，是这一地区为数不多的自然资源之一。理所当然的，大海是福建的依靠。长期以来，福建都是中国的海上贸易中心—在靠帆船航行的时代，这意味着它就是中国的国际贸易中心。当国际贸易被官方取缔后，福建人发现自己的位置非常不妙，他们从陆地上也得不到什么。

港口城市月港(Yuegang)附近的冲突尤为激烈。月港位于九龙江出海口(JiulongRiver)，其海港中分布着许多小屿、沙洲和其他危及行船的障碍。当地以多雾闻名，导航相当困难，走访月港时我曾在港口附近徘徊，有时甚至连几百码外的船只都看不见。重要的码头都要沿着九龙江上溯数英里，在如此浅的水中行船，必须借助涨潮来拖曳船只。这个位置设计是为了防御海盗：盗匪不敢袭击码头，因为对于入港必不可少的凶猛潮水会让他们无法逃跑。同时，月港的许多船主也是海盗，这个港口保护他们不受同行侵袭。

密布着唐代庙宇的月港老城，由一条高架走道与明朝新建的城镇连接起来，城墙高耸的新城更深入内陆。两座城内都建满了房屋，“盗贼之渊薮，”16世纪60年代一位官员讥评称，这里的居民“通番倡乱，贻患地方者，已非一日矣”。月港的确是海盗的天堂，以至于京城曾经决定将当地人按每十户分为一组，每五天点检组内成员;如果某一户做了违法的事，十户都要连坐受罚。

这幅17世纪的中国地图描绘了城墙围绕的城市“月港”，它曾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今天它的地位已经被现代化城市厦门(当时的厦门村)所取代，后者位于这座港湾的一个岛屿上。

帝制时代中国的日常历史，大部分都记录在各县呈交给北京的地方志中。月港县倭寇问题频发，因此编修县志的人最终撰写了一个特别附录：“寇乱”(BanditIncursions)。

寇乱始于1547年，当时一群荷兰商人兼海盗兼走私团伙在浯屿(WuIsland)建立了据点，浯屿是不久前撤防的水师基地，它位于月港港口正南方。称他们为“荷兰人”并不太准确;这些商人挂着荷兰国旗，但其实是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混混以及一些马来人半奴隶纠集起来的乌合之众。中国和日本的倭寇，以及月港的合法商人都愿意派船与他们互市;一个繁忙、多语言通行的市场很快在浯屿狭小但实用的海港里冒出来了。但时任闽浙提督的朱纨(ZhuWan)并不看好这块居留地。他派兵驱逐了外国人。

浯屿由两座多岩、陡峭、林木苍翠的小山冈构成，中间是马鞍状的低地。荷兰人以其中一座山顶的临时堡垒为掩护，迫使明军攻上山。在一场小规模冲突中，商人、海盗的联合团伙击退了明军。朱纨改变了战术：他拘禁了90个曾在浯屿做生意的当地商人。荷兰人派使者请求朱纨放他们的盟友一命，即便对他们不具同情心的地方志也形容这是一种善意姿态。但他们的恳求被驳回，朱提督斩杀了所有90人。荷兰人放弃了浯屿，也放弃了公开贸易的尝试;后来他们在这片海域出没，靠掠夺曾经的合作伙伴—福建商人和走私者—为生。

朱纨并不满意。这位刚正不阿的前任知州(magistrate)在一系列愤怒的奏疏中谴责了朝廷各层级的腐败，这激怒了他的上级。朱纨相当坚持原则，他的家人来任上探望时，曾收下他属下馈赠的礼物，他竟然罚了自己一笔高额罚款。1548年年底，朱纨在浙江突袭了一个重要走私据点，凿沉了非法船只1200多艘。在声名狼藉的李光头指挥下，数以百计的倭寇逃到福建最南端的一处新据点。三个月后，朱纨的部队追捕而来，杀死约150人，还抓捕了许多葡萄牙、日本和中国的走私犯。

曾经的海盗据点浯屿岛，位于月港外雾气迷蒙的水域，如今已成为渔业和水产养殖中心。

李光头一伙中竟有许多来自月港的商贾大族。这个证明地方精英与外国走私者经常性勾结的证据震怒了朱纨，他下令处决所有俘虏，这是两年内的第二次处决。处决导致他的政敌开始联手攻击他。月港的富人们向朱纨的上级，也就是沉迷炼丹术的嘉靖皇帝的大臣们控诉。朱纨先是被降职，后被革职，继而遭到出于政治动机的审讯。面对控诉，他选择在1550年1月服毒自尽。“纵天子不欲死我，”朱纨说，“朝中重臣必杀我。纵重臣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

朱纨之死令海盗团伙更加有恃无恐，他们攻陷了大城小镇，大肆掳掠，“直至腐肉的恶臭让他们不得不离开”。月港北部的一座城市里，有两万多人在海盗袭击中丧生。明代史学家罗曰褧回忆道，整个中国东南部地区，惊恐万分的百姓“食不暇炊，卧不安枕。农夫释耒，红女寝机”。当倭寇来袭时，罗曰褧记述道：

或父子老弱系虏，相随于路。其死伤者首身分离，暴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沿海郡县几为丘墟。

1556年，编年史家诸葛元声写道：“倭寇焚毁房屋、掠劫妇女儿童、抢走大量财物;官民都在刀下丧命，陈尸千万，满溢沟壑;官军不敢反攻。”他写道，只要有倭寇出现的风闻，“百姓就会惊叫狂奔”。仿佛是周星驰武打喜剧中的场景：

松江递运所的转吏飞骑入城，对其从者说“来矣、来矣”，而附近百姓误听为倭寇来，一时男女奔窜如蚁，莫可禁遏，相失子女、金帛、衣物无数，当时在守御城楼箭台的六百余名军士，竟然皆卸甲抛戈而走，直闹到第二天才安定下来。

但在月港，倭寇直到1557年才回击了官府，据县志记载，当时一个心怀不满的农夫暗中为两伙海盗打开了城门。倭寇镇压了一切抵抗，“焚千余家，掳千余人而去”。

尽管十分悲惨，但这次袭击只是一个小插曲。即使备受倭寇困扰，24位月港商人还是合伙组建了一只船队与海盗合作，形成了一个类似合股公司的相互关联的网络。月港商人能进入国内市场;而走私者能带来外国商品。人称“二十四将”的商人决定在月港按区划分*范围，以控制家乡市场的准入权，这完全就是黑帮风格，每块区域由一位盘踞在土堡里的“将”全权管理。官府曾派300官兵前去剿捕，24将击退了官兵。看到这次胜利，福建其他地区的走私犯也效仿“二十四将”，集结成“二十四宿”和“三十六猛”。各个区域、地区甚至国家的商人团体和海盗团伙，为竞逐走私贸易的控制权而争斗不休，让月港变成了忠诚与背叛交替上演的狂乱、暴力的混合体。

对于已故朱纨的下属、巡海道副使邵楩来说，最后一根稻草是福建海商引3000日本、葡萄牙走私犯占领了浯屿上曾属于荷兰人的据点。邵楩满手都没有好牌。因为裁减军备，帝国海军无论在装备还是人员上都不如倭寇—事实上，它经常雇请技术和经验都更具优势的走私者为其出战。更糟的是，邵楩连许多自己手下的军官都不能相信，因为他们也来自和走私贸易勾连很深的商贾大族。

邵楩采取了一个经典策略，他与浯屿3000倭寇的前首领洪迪珍结盟—其实是通过重金收买。1561年洪迪珍聚兵，进攻月港上最大的几个走私犯据点。“(倭)死无数”，县志这样陈述。这是一个保全颜面的策略，它的用意是让与当地所有人结盟的海盗*在抵抗中与洪迪珍两败俱伤。

邵楩实际上失败了。“十年之内，”县志记录道，“破卫者一，破所者二，破府者一，破县者六，破城堡者不下二十……人号鬼哭，星月无光，草野呻吟。”这个全世界最富裕、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对其边境已经完全失去控制。1567年，新登基的明朝皇帝承认失败，废除了禁止私人海外贸易的法令。

*改弦易辙的原因不仅在于它知道自己不可能阻止走私，也不仅是它开始认识到贸易对福建民众的重要性。京城的朝廷意识到的是，这个国家迫切需要商人最重要的商品：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