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为何都爱被外派？远离皇帝好耍威风

这是欧阳修《早朝感事》中的两句。虽说是白描百官上朝图景，但语气间很透着一些得意情绪同样是当官，可牙牌这东西，只有京官才可以用，插在腰间去金銮殿上参议国政，有多神气！所以《卓异记》里说两个官员互相嘲戏，做京官的便说“输我腰间三寸白”，当面取笑做地方官的缺少这块牙牌。

然而在明人李诩所撰《戒庵老人漫笔》中，倒有了更加实惠的说法外任官与京职官相遇，外任官曰：“我爱京官有牙牌。”京官曰：“我又爱外任有排衙。”这个“排衙”，照《土风录》的解释，就是大“陈执事，役吏叫头，皂隶吆喝”，从而成为官署里“装门面”的代用词。那等处在“天高皇帝远”条件下极尽威风的情感体验，更不是连打一把伞盖亦不许可的京官们有机会获取的，伏在天子脚下捧一块三寸牙牌，又哪能与之相比？

“装门面”的场景太多，有关催科、问案、科考等部分，我们将放在以后的章节中叙述，这里则撷取若干通见常例来说说。先说“衙参”，就是典型的苍蝇脑袋蚊子头，螺蛳壳里做道场。其根据是每个月必有若干日期是大小佐属官吏参见县太爷的时间，有事议事，无事扯淡，最要紧的是制度和礼仪不可稍有废弛。《笑笑录》云，“州县衙参情状可笑，有分段编为戏出者”。我们不妨就以该书所引戏目，来略微说说衙参的情况。

“一曰乌合，二曰蝇聚，三曰鹊噪，四曰鹄立。”

这是讲一班县丞、主簿、训导、教谕、典史、巡检、驿丞、税监之流，尽管都是八九品乃至不入流的芝麻绿豆官，有如蚊蝇之微，倒也是一人一顶乌纱帽，赶在黎明前来到县衙门里;先是一阵吵吵嚷嚷，好比鸦聒鹊噪;随着堂上梆发炮响，全都各就各位地站好了，是为“鹄立”，又叫“小站班”，好比是百官上朝那种大场面的翻版。

“五曰鹤惊，六曰凫趋，七曰鱼贯，八曰鹭伏。”

二梆敲过，堂鼓击响，于是肃然起敬，像鸭子般摇摇摆摆，似游鱼般首尾相接，一起走上堂去参见知县。为什么叫“鹭伏”呢？原来鹭鸟的特征是颈足俱长，高大瘦削，而这些佐杂官吏们见主官时，又不用大礼，只须做礼拜的样子便可，身体是不会矮下去的。

“九曰蛙坐，十曰猿献，十一曰鸭听，十二曰狐疑。”

官身虽卑，毕竟都有个座位，但坐的姿式得带点前倾，以示恭敬，是为“蛙坐”;坐定后，献茶谢茶，听大老爷讲话，若无搭讪的话由，便是“静默五分钟，各自想拳经”，或者猜疑老爷此话因何而出，有何特别含义，心里忐忑，仔细琢磨，所以称“狐疑”。

“十三曰蟹行，十四曰鸦飞，十五曰虎威，十六曰狼餐，十七曰牛眠，十八曰蚁梦。”

衙参的门面摆完了，县太爷端茶送客，各人走出来的时候，也得有一定姿式，这就叫“蟹行”;到了大门外，全无拘束了，又如“鸦飞”;接着便各自大耍“虎威”，唤轿夫，骂跟班，上轿后一路威风回家去，赶紧饱餐一顿迟到的早饭后，再上床补睡一觉，做一个“蚂蚁缘槐夸大国”的美梦。这等“小国君臣”、“土朝会”的情状，不是很滑稽吗？

次说“出行”，那就更威风八面了。同样是七品官阶，假使在京朝当个主事，雇一匹脚力还得自己掏钱，倘若是放到地方做县太爷，便是天壤之别了：稳端端坐在蓝呢大轿里，前头一把蓝伞，一匹顶马，亲兵护卫、差役喝道不算，还有四块、六块乃至八块衔牌帮着逞架子，官儿再小，拆开来写也有好多花头精，比如“丁未举人”、“甲寅进士”、“某县正堂”、“七品顶戴”、“赏戴蓝翎”、“加三级记录三次”，这就凑成六块了。轿子后面，还有当跟马的，捧护书(公文袋)的，押班次的，再配上敲锣打鼓吹唢呐的衙门“乐队”，这气派如何？再说“行香”，这又是在老百姓面前“装门面”的机会，依据是地方官员必须于每月朔、望两日，依着顺序去文庙(孔庙)、武庙(关帝庙)、城隍庙、玉帝庙、文昌庙等处去拈香，且听任民众围观。

最后，“过节”也是值得一提的话题。中国古代的法定节日，通称“三大节”，即“万寿”、“元旦”和“冬至”(也有些朝代以夏至替换冬至，别称“长至”)。所谓“万寿”，也就是当朝皇帝的生日。每逢这“三大节”的早晨，地方主官要把写有“当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请出来，香案供奉，张灯结彩，并率领合衙佐杂行礼朝贺。以明朝的制度为例，据《典故纪闻》载，“洪武初，凡遇正旦等节，在外大小衙门庆贺，俱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礼。”因为这也是允许老百姓一起参加的大典，大大小小的乌纱帽们又视其为抖露两手表演“团体操”的绝好机会，早早排练过好几回。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十四拜变成了九拜，“至宣德时，以安庆府潜山县知县俞益言，始定五品以下衙门仍旧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礼”。看来这位俞大人是嫌九拜还不过瘾。

“三大节”外，诸如上元、端午、中秋、重阳等民俗节日，也要铺张热闹一番，不仅是为了“装门面”，也缘于这些都是趁机扰民生财的好题目。这里引录一段南宋真德秀所写的《劝谕事件于后》，便可略知一般状况：“前在任日曾有约束，圣节锡宴在近，窃虑诸县循习成风，或于行铺科买物件，不依时价支钱;或于寺院科配钱物，并措借器皿幕帘之属，因而干没;或妄追乡村农民充乐社祗应;或勒令良民妇女拘入妓籍。如违，许人陈诉。”(《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此集乃宋人编纂的官府公文及诉讼判决书汇编)像这些现象，放在京都官员中，是不太容易办到的。这就叫“衙门做节，百姓作孽”。如李伯元在《南亭笔记》里说的一件事更妙，谓绍兴主官刘狱云用黄纸印刷“龙牌”，饬差传谕居民购买供奉，每纸售钱24文，共售出一万余张，真是“创收”有道啊。

山呼舞蹈之后，接下来就是大吃大喝。观剧狎妓，也皆是保留项目。更有趣味的是，衙门里也组织机关节日舞会，即便是平素做惯道貌岸然模样的县太爷，此刻亦得意忘形，和同寅、属吏以及歌伎、舞女们一起狂欢。明人彭大翼所著《山堂肆考》上说，商则当廪丘县尉时，为官清廉，而县令、县丞等皆贪污。在衙门里举办的节日舞会上，县令率领大家一块跳舞，商则仅仅做了两个旋转动作。县令问他，为什么跳舞时两只手不摆动。他回答说：“长官动手，赞府(指县丞)亦动手，县尉再动手的话，百姓还有活路吗？”于是全场大笑。有人幽默道：“令丞皆动手，县尉止回身。”当然，这只能算是“装门面”过程中不多出现的扫兴事，况且也当成佐料给消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