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末代皇妃李玉琴的爱情 溥仪入狱她苦等十年
近日，随着电视剧《末代皇帝传奇》的热播，关于溥仪和他身边人的故事又成了不少人热议的话题。在这部电视剧中，溥仪和“福贵人”李玉琴的感情戏是全剧的热点之一。其实在真实历史中，这两人之间的感情之跌宕比剧中有过之而无不及。“福贵人”李玉琴祖籍正是即墨。今天的《发现青岛》，我们就来说一说她和溥仪的故事。
她祖辈闯关东去了东北
关于李玉琴的祖籍，在史学界一直有多种说法，在十年前，才有定论。
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刘翔宇《“末代皇妃”即墨人》一文所述，此问题的突破是在2004年。当年，即墨市史志办主办的内部刊物《古今即墨》第2期刊发傅瑞珉等人的文章，考证出李玉琴祖籍为山东即墨县李家庄。
艰苦的考证工作肇端于全国第二轮修志工作启动后，即墨市史志工作者在搜集史料时发现了一位退休工人张方纲提供的文字资料：伪满“康德皇帝”傅仪的“福贵人”李玉琴生前自称老家是山东省莱州府即墨县李家庄。随后，即墨市史志工作者在充分意识到了该段文字史料价值的情况下，不辞劳苦，远涉李玉琴生前工作地——长春，经过多方努力，征得有价值资料30余万字，珍贵图片30余幅。又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研究，终于考证出了李玉琴的祖籍。
按照李玉琴生前自述，其曾祖本是山东省莱州府即墨县李家庄农民，世世代代种地为生。“也不知同治还是光绪年间，大灾大难从天而降，切断了曾祖一家的活路。曾祖挑副担子领着年幼的爷爷，‘闯关东’逃荒来到东北。”李玉琴的父母均是贫苦农民，其父待人十分和善，在当地有“李老好”之称，李家得以在东北扎根，跟其父不无关系。李玉琴曾说，直到父亲十多岁时，其家道依然艰难，“连条遮盖的裤子也穿不上，就为了几斗米的工钱给地主老财放猪”。但他的父亲“老实厚道，又听话、又肯干，还能吃苦”，因此在进城给人当学徒的过程中渐渐受到老板青睐。
1928年，李玉琴出生，“我作为父亲和母亲的第六个孩子已经长到六七岁了，父亲才把母亲和孩子接到城里(长春)分居单过。”
末代皇帝传奇李玉琴剧照溥仪看照片选中了她
被溥仪选中成为贵人完全出乎李玉琴的预料，这个平常人家的女孩子，15岁那年(1943年)在伪满新京南岭女子优等学校念书，据《末代皇妃李玉琴自述》记载，一天，日本人校长小林带着女教师藤井到各班挑选学生，从每班六十人中挑选三四名，条件是学习好、长相好，各方面表现都不错的。选好了集合在一起，到了一家较大的日本人开的照相馆，每人照了一些四寸相片。据说照相的有百十来个。她不知道，这是溥仪选妃的前奏 ，李玉琴的照片后来被溥仪看中了。
李玉琴被皇帝选中的事儿在家里立刻引起风波，老实本分的父母觉得自己家境贫寒，配不上皇族，因此诚惶诚恐。全家讨论也拿不出主意，日本人则态度强硬，“皇帝陛下的命令，好的学生选到宫里去念书，念书好的皇帝陛下喜欢了还要选做妃子。”李玉琴当时考虑可以念书，又能改变家族命运，也就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
和溥仪的第一次见面李玉琴记忆犹新，多年后我们读到这些文字依然能看到两个人当时朦胧的感情。“到了楼上，二格格把我领到一间屋子里。我们围着沙发中间的圆桌坐下来。一会儿进来一个男人，正是我在楼梯上看见的那个人，宽肩膀儿，细腰，戴眼镜，穿着深绿色呢子衣服，也不是军装，也不是协和服，介乎两者之间，领子上还戴两个铜花，衣服非常合身，样子很和气，看样子还不到三十岁。”行礼过后，溥仪和李玉琴开起了玩笑，当时屋里挂着一张溥仪的画像，“他就问我画得好不好，我大胆地看了看溥仪，我说：‘画得不大好，不像。’他听了哈哈笑起来。笑完了又和二格格交换了一下眼光，两个人又都笑了起来。回过头来又和我说：‘对，你说得对，画得是不太像。’(以后我曾问过他，当时为什么那么笑，他说谁敢那么直瞪着眼睛看溥仪，谁都是奉承他这个像太好了，谁敢惹老爷子生气呢。所以，他一见我便很喜欢我，也就是发现我直爽，不虚伪奉承。)然后又问我吃饭没有，给我预备饭。又问了问我的家庭情况，在哪里念书……”
李玉琴进宫一个多月后，溥仪挑了个良辰吉日，给她行册封礼。溥仪说：“你是很有福气的，就叫福贵人吧，以后遇到什么不吉利的事情，用你的福就可克服了。”此后三年时间，李玉琴就和溥仪一起生活。溥仪是比较喜欢李玉琴的，很多当事人回忆，因为是个傀儡皇帝，溥仪经常面带忧色，但从李玉琴那里出来后，溥仪就会气色好很多，跟大家说的话也会多。李玉琴回忆，当时自己很同情溥仪，养了十几只小鸡消磨时光，捡鸡蛋给溥仪吃，她还学会了做菜，给溥仪做点爱吃的，“我曾拔下院里的小头蒜当韭菜，包饺子吃。”
不过当时并非和平时节，加上溥仪是日本人的傀儡，事情由不得自己，大多数时间，李玉琴是要一个人度过的，这是历代后宫都要忍受的痛苦。李玉琴自己曾说，“在伪宫两年半，见过的男人除溥仪外，只能见大夫，见过一次吉冈和梅津，此外未见过任何男人。他二妹三妹五妹都不常来，常来的是内廷学生的家属和他的乳母王二嬷及女佣人。两年半内见到的一共不过二十个人。”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伪满洲国垮台之前，李玉琴始终被“圈”在伪满宫内那个狭小的天地里——大部分的活动局限在同德殿楼上的东部，最大的活动范围也超不出内廷的院落。连见一见父母及亲人都不那么容易。在这三年宫廷生活中，她竟连伪宫内廷的大门槛也没有迈出去过一次。
提出离婚，两人哭了一夜
1945年，日本战败，伪满洲国解散，溥仪仓皇出逃，临走前，他对李玉琴说：“一两天后火车来接你们到日本去。”从此杳无音信。
20岁的李玉琴就这样一个人回到长春的家中，等待着溥仪的归来。鉴于那时的政治气候，李玉琴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傅仪研究专家王庆祥在《傅仪改造全纪录》一书中介绍：一个生死不明的丈夫，接踵而至的是失业、种种社会压力和无数的实际生活问题，使她怎么也不能够解脱。她在长春的亲友大多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满洲国”期间又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认为溥仪引狼入室，是软骨头，都反对李玉琴苦等溥仪，有的说：“当汉奸的都镇压了，没毙的也被关了起来，康德是大汉奸，还在苏联关着，早晚得崩。”有的说：“你不离婚就是当汉奸家属，永远找不到工作。”
就这样，李玉琴等了十年，希望出现了。1955年夏天，当大姐夫把刚刚收到的一封很普通的信专程送交暂居堂兄家中的李玉琴并轻声告诉她“康德来信了”的时候，她愣住了。其实，溥仪也一直记挂着李玉琴。在苏联被监押期间，有人告诉他李已经改嫁，溥仪就不相信。回国后，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经过长时期的调查，知道李玉琴一直在等待溥仪，就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据看守员说，溥仪给李玉琴写完信后，夜间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是怕妻子不再理会他，在信的开头，他这样称呼曾经的福贵人：“亲爱的玉琴”。
十多天之后，“福贵人”和“末代皇帝”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见面。彼时，溥仪已经身材佝偻，发带银丝，成了一个小老头;而李玉琴则成了一个美丽动人的少妇。据目睹这次会面过程的管教员李福生回忆，当两人紧紧地握手时都非常激动，相互注视许久，半晌谁也未说出话来。
从此之后，李玉琴三次来到抚顺探望溥仪，两人之间书信来往也很频繁，可一丝裂痕也在两人中悄悄出现。这道裂痕就是两人之间的隔膜。溥仪身在牢狱，从小过的是富贵生活，很难体会狱外妻子的艰辛。李玉琴为了工作四处奔走，溥仪没有帮上忙。李玉琴有了工作后，和溥仪的关系成了别人的话柄。《溥仪改造全纪录》中说，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李玉琴见到一幅周总理在革命年代剃光头骑大马的照片，不假思索顺嘴说了一句：“看，周总理还是光头呢！”不料，这成为一根导火线，单位开会批判她了。那位女同事说她“炫耀自己当娘娘的丑恶历史，是封建思想作怪，看不起无产阶级领袖”。说来说去还是因为她有一个见不得人的被关押的丈夫！从理智上来说，无论如何是应当结束这种“可耻”的婚姻关系了。
1956年12月25日，李玉琴第四次前往抚顺，这次她向溥仪提出了离婚的要求。这个要求对溥仪的打击是巨大的，毕竟李玉琴是他在狱外最大的感情寄托。当时抚顺战犯管理局也感到事出突然，因此竭力劝说李玉琴，李玉琴有些动摇。为了挽回这段婚姻，管理局特地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为溥仪和李玉琴安排同居了一宿，这是新中国*史上的一件大事 。两人独处了一夜，溥仪不住地流泪，李玉琴更是呜呜啕啕地哭，两人深深感到那种非感情原因离婚的痛苦，但结局是不能避免的。
1957年5月20日，法院最终同意了李玉琴提出的离婚要求。李玉琴离婚后和当时在长春广播电台的一个工作人员黄毓庚结了婚，重新建立起幸福美满的家庭。而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似乎出于刻意回避，很少再提到李玉琴。
说起李玉琴，我们自然不能不说另外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婉容。这位皇后美丽聪慧，但也有她自己的缺陷，宫内的凄苦生活惹得她不甘寂寞又吸毒成瘾，最终死在*中。
婉容的悲剧故事是不少影视片的题材，我们就不多讲了。接下来我们要讲的 ，是婉容的老师陈曾寿。这位老学者是满清的忠臣，时代的弃儿，名噪一时的学者，稀世少有的收藏家。在他有生之年，曾多次来青岛，也曾留下不少墨宝。
他祖上是清朝“一代文宗”
说起陈曾寿，我们不能不从他的家世背景谈起。成语中有个词叫“书香世家”，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独特的家族传统。以“耕读”为主的中产阶级，总会将做学问一代代地传下去，也就造成了无数个文化家族。常见的是祖上开始读书发迹，后辈把这一传统发扬光大。陈曾寿的家庭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
陈曾寿的曾祖叫做陈沆，其父不过是个小小知县，但他却把官做到了四川道监察御史，陈家的壮大实际上从他开始。陈沆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中举，二十四年(1819年)中进士一甲一名(状元)，其策论文章，气势雄浑，论述精辟，笔力奇健，授翰林院修撰，清道光二年(1822年)，任广东省大主考(学政)，次年，任清礼部会试同考官，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
陈沆官做得好，文章也写得出色，他是清代古赋七大家之一，被魏源称为“一代文宗”。关于他的故事流传很多，科举辑萃网站有这样一个故事：清朝嘉庆年间，陈沆去黄州赶赴选拔举人的乡试，求取功名。刚行至巴河岸边，不巧渡船刚刚离岸，船上早坐满了各乡秀才。陈沆恳求艄公行个方便，将船开回岸边，一道渡他过河。那艄公见站在岸边的是位文质彬彬的书生，便乐呵呵地说：“相公前往赶考，必是满腹文才。如果你能作一首包括十个‘一’字的七言绝句，老夫即刻拨转船头，渡你同往彼岸。如若不能，那就请相公耐心等待，待老夫先将此船才子送往黄州，上岸再喝上二两老酒，慢慢过来接你。”陈沆一听急得直跺脚，忙说：“小生遵命，乞求贤翁先将渡船撑回头，我好赋诗，贤翁也好听得清楚，给予指点。”老艄公捋须微笑：“也好。”随即把船撑回岸边。陈沆一脚跨了上去。这时，恰好江心划过一条渔船，只见一个渔翁坐在船头，身边搁着一根钓竿，双手划着桨，身子一俯一仰地悠然自得，还乐呵呵地唱着渔歌。陈沆举目四望 ，见江心秋波，正随波荡漾。陈沆灵机一动，当即高声吟道：“一帆一桨一渔舟，一个渔翁一钓钩。一俯一仰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在这首短短的诗中，一连用了十个数字“一”，十分恰当，十分精妙。艄公和满船秀才无不拍掌称赞，高兴地让出座位让陈沆坐下 。
还有一则故事说的是陈沆的机敏。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陈沆得中状元后，授翰林院修撰。有一次，嘉庆皇帝问陈沆一共认识多少字？他回答：“臣识字不多，用字不错。”这个答案漂亮，对皇上谦卑，对自己肯定，两面都顾到了。
值得一提的是陈沆与魏源过从甚密，两人是至交，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此人的思想较为开明。
他给婉容当老师
作为陈沆的曾孙，陈曾寿有两个特点显而易见，一是文章好，一是对清朝忠心。
陈曾寿，湖北蕲水(今浠水)人。字仁先，号苍虬，亦作沧虬，还有耐寂、复志、焦庵等称。他的学业源于家学，自然是十分出色，我们下面会详细介绍。这里我们说说他对清朝的愚忠。
陈曾寿对清朝的愚忠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是形式上的，那就是不做民国的官，仍称清朝的号。据青岛十大藏书家、原青岛博物馆副馆长王桂云介绍，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授予陈曾寿提学使(就是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的职位，陈曾寿坚辞不就。非但如此，他还不许家人进学堂，只准随他读“四书”。他的书画所署年月仍用“宣统”年号，不许家人说“前清”“满清”，要称“本朝”，家里忌讳甚多，其愚忠可见。
在具体行动上，陈曾寿也有很多扶清的表现。辛亥后，陈曾寿初居杭州，为复辟清室，便迁往上海。实际上，他最常去的还是满清遗老的云集之地——青岛、天津。张勋率辫子军进京时，他与刘廷琛、陈诒重负责打前站，不断向上海的复辟者传递复辟信息。1917年6月中旬，他跟随张勋及其亲信胡嗣瑗、万绳栻，参与丁巳复辟活动。当他同刘廷琛、陈诒重、章梫等留在天津时，胡嗣瑗同张勋到北京后，曾接连写给他好几封信，通报复辟进行情形，可作为这次复辟史上重要的秘密文件。在7月1日，陈曾寿同刘廷琛、胡嗣瑗、陈诒重、章梫等人，都跟随张勋进到宫中，敦请溥仪复位。溥仪的复位诏书，就是由陈曾寿草拟的。无怪乎王桂云老先生评价他：“丁巳复辟时，可说是最卖力的。”
这次复辟前，陈曾寿同寓居青岛的清宦刘廷琛交往颇为密切，一到青岛就去探访，不断交流书艺为刘氏赠诗题写。复辟失败后，陈曾寿也曾到过青岛，有《过青岛访潜楼》诗，“潜楼”藏有陈曾寿之书画作品和诗作。
因着这份“愚忠”，加上文章出色，复辟失败之后，陈曾寿再次受到溥仪的青睐。据说溥仪曾让陈宝琛为精神已不正常的皇后婉容寻一位汉学师父，陈宝琛立即推荐了陈曾寿，说他家“大门上有一副对联：‘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见其心志与‘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的文天祥是一样的。”溥仪又问了其他的人，没有不交口称赞的，于是便召陈曾寿做婉容的汉文师傅。
据刘德桂所著《宣统皇帝》一文记述，陈曾寿的讲授对于修养婉容的心性是有一定帮助的。他就任后，每天下午都给婉容讲课。一天，婉容道：“陈师傅，这书上的字我看不清楚。”陈曾寿想了一会儿，道：“那就找一个人给皇后抄书。正好我的女婿周适君闲着没事，就让他抄书吧。”于是婉容的书都由周适君抄写，每字核桃般大小，都是小楷，书目文章由陈曾寿圈定。婉容果然改变了许多，安静了许多。她从陈曾寿进讲的文章里明白了，在中国，几千年中，皇后都是在宫中循规蹈距地度过一生的。就是有杰出才能的及德行卑污的，也绝没有离开过皇宫的。皇后就是皇后，她的高贵就在于她能抑制个人的私欲而做对国对民的好事。
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前往东北。1931年11月27日，陈曾寿护送婉容一行登上了开往大连的“长山丸”号轮船，同行的除了婉容的随从以外，还有一位女扮男装的“日本人”，她就是川岛芳子。第二天，船抵达大连码头。随后，婉容住进了位于文化台的一栋别墅之中，不久就去了旅顺。
帮溥仪争权得罪日本人
伪满洲国成立后，陈曾寿继续在其中任职，但是时间很短暂，因其触怒了日本人。
这一时期的溥仪内心中是既激动又无奈，激动在于自己好像抓住了一个“复兴清室”的机会，无奈则在于他是日本人的傀儡，处处受到控制。据陈曾寿的女婿周适君回忆，有一天晚上，溥仪召唤陈曾寿为婉容“请脉”。开了方子之后，溥仪把陈曾寿唤进了卧室，挪过两把椅子自己先坐下，摆摆手示意陈曾寿和他并排坐下 。溥仪无限壮烈地说：“我现在有三个誓愿：第一我要改掉过去的一切毛病，陈宝琛十多年前就说过我懒惰轻佻，我发誓从今永不再犯。第二，我将忍耐一切困苦，兢兢业业，发誓恢复祖业，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第三，求上天降一皇子，以继承大清基业。此三愿实现，我死亦瞑目。”溥仪把这些心里话讲给陈曾寿，自然是出于信任，也希望得到陈的帮助。
陈曾寿按着溥仪的思路帮他争权。他根据溥仪意思拟“正统系”十二条，企图扩大皇室的权力，但这纯粹是书生之谈，这么跟日本人交涉无异于与虎谋皮，后来郑孝胥就未将十二条拿出来向日本人交涉。尽管陈曾寿在溥仪身边任职，忠于职守，但最终还是被抛弃。因陈曾寿曾拒绝接受日方派到近侍处的一个事务官，又反对日人砍伐近侍处管理的福陵、昭陵的树木，其无法在伪满立足，终于在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去职。
离开伪满之后，陈曾寿先是迁居北京，后又搬到上海。1949年9月1日，一代词人陈曾寿在上海马斯南路寓所辞世，享年72岁。去世前的3天，他强打着精神写下了一阕《浣溪沙》：“日课多年取次休，春来与病久绸缪，那堪梅雨更淹留;香篆消沉闲睡鸭，小窗屈曲上牵牛，看花随分待凉秋。”或许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位有着“海内三陈”之称的大学者还在念及他的女弟子——婉容。殊不知，此前三年，婉容已经死在*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