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后 孙中山为何“弃日联俄”？

俄国对于中国辛亥革命，基本没起作用。但是，辛亥革命十年后，辛亥革命的主力军——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却一度掀起“俄才热”，中国一部分青年的学习对象，由“东洋之才”向“俄才”转变。这是为什么？众所周知，日本是辛亥革命的大本营。孙中山在日本的民间、*都有亲密战友，但是，辛亥革命后，进入北洋*时期，孙中山却决定“弃日联俄”。

首先，中日*关系已经发生变化。清*时，日本对中国是欺辱排斥态度。两国关系是敌对国。而北洋*时期，日本对中国虽然欺辱，但并不排斥，而是扶植。北洋*三系中，有两系(奉、皖)是日本一手提拔起来的。在与日本的亲密接触上，北洋*已经占得先机。在对待中国各政治派别的关系上，日本对北洋明显比对革命党人亲。尤其在皖系主政北洋*期间，日本不可能抛弃“一切跟日本人协商后行事”的段祺瑞，而示好孙中山。所以，孙中山不可能再联日革命。

其次，20世纪初叶，“日主中从”的局面让华人看不到“崛起”的希望，中国的革命力量不得不开始“另寻出路”。此时，恰好俄国发生了红色革命，引起世界瞩目。其中，当然也吸引了苦无革命“外援”的孙中山。苏俄哪点吸引了孙中山？ 有人认为是“军火和卢布”，然而事实证明：最有吸引力的，不是“硬件”而是“软件”。史料显示，孙中山最欣赏俄国的，是“党务”——即俄共的组织和宣传能力。而这也正是由革命党转为*人所严重缺失的。孙中山对“俄共”的组织和宣传之强赞不绝口，认为“党务”最为关键。

“政治进行是靠不住的，随时可以失败。军事进行，现在也有了多年，靠着他来改造国家，还说不定成功与否。所以政、军两种进行，成败都未可必。只有党务进行，是确有把握的，有胜无败的。……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宣传的结果，便是要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

“古人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宣传便是攻心。又说：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我们能够宣传，使中国四万万人的心都倾向我党，那便是大成功了。……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我们要晓得宣传这种武器，服一人便算得了一人，传入一地便算有了一地。不比军队夺了城池，取了土地，还是可被人推翻的，还是很靠不住的，所以我们要对宣传切实来下番工夫。不如此，这目的就难以达到。”

从俄共的迅速壮大和自己革命的教训中，孙中山意识到：*缺乏组织，缺少革命精神和巩固基础，“故十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为此，他明确提出：以后当“师法俄人”，“以党治国”。学俄共“组织和宣传”特长，是孙中山“师法俄人”的主动机。而俄共这样的组织，日本是没有的，北一辉的黑龙会，宫崎寅藏的浪人会虽然也叱咤风云，但他们和后来的日本*一样，难成大气候。可以说，在孙中山接触的会党中，无论中国日本还是东南亚，没有一个像俄共这样能夺取国家政权的，所以俄共之“组织和宣传”能力不由令中国这位革命先驱眼前一亮。

虽然孙中山毫不掩饰政治上与苏俄的不同，在与共产国际代表达林的谈话中，明确表示，自己的政治榜样是“美”非“俄”、“三*义”起源于美国，与林肯总统“民有、民治、民享”的意义相通，但是，党见与党务是两码事，党见不同，并不影响两党在能力方面的“取长补短”。怎么才能学到俄共“组织和宣传”的特长呢？吸收*员加入*，正是孙中山汲取俄国经验的一种尝试。孙中山后来在解释他将*员谭平山引入**执行委员会担任要职时就说过，他看重谭就是因为谭“有能力和有才智”。用他孙中山的话来说：“彼*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二百万人，可见彼等奋斗之成绩。”

扩张组织，扩大宣传，折服一人算一人，传入一地算一地，这就是孙中山掀起“俄才热”的初衷。一言以蔽之，“俄才”有利革命。于是，苏联军事顾问来了，军火来了，卢布也来了，清一色的苏式训练、苏式装备，苏式编制黄埔军校也成立了……最要紧的，是*的“党务”有了重大起色，其组织力和宣传力与昔日革命党人已不可同日而语。一边致力“党务”，一边打造黄埔军校北伐军的孙中山，看到了*一统的希望。受此影响，中国一部分青年的学习对象，也开始了由“东洋之才”向“俄才”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