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戴笠香港被拘真相揭秘 颜面尽失的三天

1936年3月下旬，香港各报均以醒目的通栏标题登载了一则消息《军统局特工首脑戴笠被香港警务处拘留》。戴笠，这个掌握着5万多名军统特务、世人皆知的杀人魔王、*许多军政要员都忌惮三分的军统头子，是怎么被香港警察拘留的？他好好的跑到香港去干什么呢？这期间又发生了哪些故事？最新一期的《党史纵横》，披露了这一切的细节。

赴港缉捕“刺汪案”主谋

1935年11月1日上午，*第四届*执委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市湖南路*党部大礼堂开幕。汪精卫登台致开幕词.20分钟即告结束。根据事先安排，全体中委会后一起到会议厅门前合影。不想，合影刚结束，正当大家准备离开时，突然从记者群中冲出一个人，拔出手枪便朝前排的汪精卫连开3枪，枪枪命中……

这就是被*《*日报》称为“*极度震惊”的刺汪案。蒋介石紧急召见戴笠，暴跳如雷，大加训斥，限3天之内查清此事！11月8日，《*日报》以头号铅字登载消息通缉相关人员。在这些“严缉”的“人犯”中，就有被指刺汪案幕后策划者--民国传奇人物“暗杀大王”王亚樵。而此时，王亚樵正在香港。1936年3月20日，戴笠亲自带领20名特务从南京直飞福州，在福州登上了开往九龙的轮船。

戴笠刚一上岸反被“抓”

其实，在刺汪案发生之前，王亚樵就已带着一些手下去了香港，住在光明台一号。当时*内著名反蒋人士陈铭枢、李济深等也在香港，他们同王亚樵关系密切，在王亚樵抵港时就已向香港总督葛洪亮提出，请他庇护王亚樵。葛洪亮一口答应，并通知了香港警务处勃郎处长。之后，王亚樵同勃郎开始交往，成为朋友。

王亚樵耳目众多，戴笠还未到港，他已知晓。于是，他立刻去见勃郎，告知戴笠将来香港捕人，请其在戴笠抵港后给予“关照”。勃郎对军统特务一向不满，因为军统局香港站经常制造暗杀、绑架事件，令香港警务处大伤脑筋。现在有这样一个出气机会，他当即点头。但戴笠老奸巨滑。此次赴港为防港警找茬，他采取了迂回策略--先到九龙，然后租借了一艘豪华游艇，想以此瞒过香港警方。游艇转了几圈，在3号码头停下，副官走进船舱请戴笠下船。戴笠点点头，拎起桌上那只小巧的澳大利亚皮箱。这是他必须随身携带的，里面装着两支美制强力式无声手枪。这次来港，因为时间匆忙，没来得及向英国驻华使馆武官办理临时枪照，所以只得放在箱子里偷偷携带入境。

正在这时，一群身穿深蓝色哔叽警服的英国警察出现在码头上。戴笠感觉势头不对，连忙将手里的皮箱和副官拎着的皮箱对调了。一名英国警官用半生不熟的广东话大声喊话，要求戴笠等人出示证件。戴笠虽然凶如虎狼，但此时身在香港，只得乖乖掏出护照。警官看了一眼，脸上露出笑容：“哦，原来是戴先生，久仰大名啊！请允许我向您作自我介绍，亨利·勃郎，香港警务处处长。戴先生首次来港，理应热情款待。现在汽车在码头外恭候，请戴先生上车。”戴笠觉得不大对头，就推辞说：“多谢勃郎处长盛意。雨农另有急事，改日再登门拜访。”勃郎继续客气而坚决地请戴笠上车。戴笠心想自己是*政界要人，谅小小一个英国警务处长未必敢怎样，于是点头应允了。

戴老板颜面尽失的三天

汽车载着戴笠直驶香港警务处。下车后，戴笠随勃郎走进办公室，在沙发上坐下，喝着咖啡聊天。一会儿，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勃郎走过去抓起电话，嘴里叽里咕噜地小声说着英语。戴笠听不懂英语，懂英语的副官又没跟来，因此不知道勃郎在说些什么。随即，门外走进来两名身高体壮的英国警察，面对戴笠立定敬礼，然后递上一张白色硬纸卡片--一张印着中英两种文字的《检查证》。

戴笠一怔，连忙转脸问勃郎：“勃郎处长，这是什么意思？”“戴先生，本处依照有关规定，对入境者进行检查。”“九龙海关已经查过了。”“本处进行复查。”勃郎依旧和颜悦色，“我国法律规定，如果有必要，对女王陛下的亲属也可以进行复查。”戴笠恨得咬牙切齿，又不得不站起来接受检查。好在那只已经调了包的皮箱里没有武器。这时，勃郎一招手，一名警察走到门外拎进来又一只箱子。戴笠一看，正是装手枪的那个皮箱！箱子打开，里面是两把手枪、十几粒子弹和一些文件。

戴笠立刻否认：“这不是我的。”“哈哈……”勃郎吩咐警察：“拿给戴先生过目。”放在戴笠面前的是一张刚冲印出来的照片，上面是戴笠同副官“调包”的镜头。这时，门外涌进一群显然早已等候在此的新闻记者。闪光灯射出一道道炫目的亮光，戴笠的窘态和非法入境的武器一一被摄入镜头。一听戴笠被港方拘留，蒋介石立刻要外交部向英国*打招呼。考虑到与中国的关系，英国*要求释放戴笠。但这时，戴笠已经在香港警务处看守所尝了三天铁窗滋味。从此，戴笠对英国人心怀愤恨，一直到1946年因飞机失事摔死，他也未曾再去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