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岛芳子是否在东北度过其余生 川岛芳子生死之谜
一、川岛芳子缘何栖身新立城
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以“替身”逃脱极刑后，川岛芳子的胞兄宪立曾猜测：芳子可能前往靠近苏蒙边境的地区，那里有清朝肃王府的领地;或者前往更北的苏联……众说纷纭。但死里逃生后的川岛芳子一定会小心谨慎，经过深思熟虑严格选择其日后栖身之地。
那么川岛芳子为什么要选择距离长春较近的新立城栖身隐居，可能有以下几方面考虑。
首先，新立城是远近闻名的平原村镇，位于长春南部16公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着名的新立城水库位于伊通河中游，水库上游有伊通河的河水滋润，两岸青山环绕，其水源涵养森林，为城市南部构筑了一道浓密的绿色屏障。库区幅员辽阔，远看天水相接;近看波光粼粼，极目远眺，林海葱郁，重峦叠嶂;湖水清澈，水鸟翱翔。碧水蓝天青松绿草，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锦绣长卷。懂得周易，会看风水的段连祥一来到这里就赞不绝口，认为新立城是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是川岛芳子隐居的理想之地。尽管川岛芳子在国内熟悉的地方甚多，但可选择的目标却十分有限。如天津、上海等地，社会复杂，绝非是她隐姓埋名的理想生存空间;内蒙古亦不具备其赖以栖身的环境和条件;至于荒凉闭塞的边境地区更缺乏周旋余地。
其次，新立城镇历史悠久，早在清朝嘉庆五年就在伊通河东岸设置长春厅，称为新立城。成为长春市的最早设治，故有“先有新立城，后有长春市”之说。长春地区曾先后是古代扶余国和渤海国的属地，辽金时代是长春地区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在农安境内设“黄龙府”，辽代古塔至今犹存。清初，长春一带是蒙古郭尔罗斯前旗王爷扎萨克的领地。1644年清军入关以后，东北是龙兴之地，是满族的故乡。川岛芳子是清肃亲王的第十四格格，拥有显赫的皇族世家身份，自然对祖宗的发祥之地有着特殊的感情。川岛芳子劫后余生，能在其祖宗发祥之地安度余生，也是一种情感的回归和心灵的慰藉。
再次，长春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在这里她曾度过“灿烂”、“光辉”的人生岁月，又是她戎马生涯的故里，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新立城地处离长春不远的农村，不易被人所注意，遇事有可回旋余地，实属隐居安度余生的理想之地。
最后，1948年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当年6月7日至10月21日，长春被解放军围困，解放后百废待兴，一切均处在兵荒马乱后的重建阶段，选择在1948年末潜入新立城，恰是绝佳的时机。
二、庇护川岛芳子隐居新立城之经过
在最初提出已被枪毙的川岛芳子又在长春市郊新立城神秘隐居生存30年，众多人士均觉得荒唐无稽，实不可信。
段续擎曾听父亲详细讲述过，他们四人见面时商讨庇护川岛芳子的情景。
1948年末某日，段连祥正在沈阳蒲河的家中赋闲，在四平伪警察学校时的同学于景泰(吉林人)突然来访，使段连祥异常兴奋，但他也有所预感，于景泰此来肯定有事相求。两人没聊几句，于景泰就把话锋一转，让段连祥随他到村外的公路边上会晤两个人。在村外的公路边，等着于景泰和段连祥的是一男一女。四个人照面后，段连祥仔细地打量了一下眼前的两人，男的中等身材，微胖，戴一顶蓝呢帽，围一条灰色的毛线围脖，穿一身黑卡叽布棉制服，肩上挎一个黄色军用背包，一副斯文面孔，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似曾相识;女人个头不高，头上裹着严实的黑色头巾，穿一件黑色的棉布袍，胳膊上挎着一个布包裹，只有两只有神的大眼睛机警地审视着段连祥的一举一动。
段连祥一时有些想不起来，经于景泰提醒，才恍然大悟。原来男的是他和于景泰在警校时的教官，虽然叫不出名字，但还是有印象的。于景泰让段连祥称这位教官为“秀竹”老师或叫“七哥”。女人半月后才对段连祥亮出“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声名远扬的“满洲国安国军金璧辉司令”的身份。但由于川岛芳子化装打扮，已改变了她昔日的靓丽形象。
段连祥已经得知，川岛芳子已于1948年3月25日被河北省高等法院判决执行死刑。仅才过去半年多，居然神秘地来到沈阳。此时他也不便打听川岛芳子是如何逃脱死刑而来到沈阳的细节。段连祥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天津东兴楼和川岛芳子离别多年后，自己终于有机会实现当初表示可以帮助她的诺言。
“七哥秀竹”和于景泰告知段连祥，川岛芳子今后就由“七哥”、于景泰和段连祥三个人共同照顾，她今后对外的称呼就叫“方老太太”。于景泰在长春郊区的新立城农村有一位姐姐，投奔她那里是一时之选，正好段连祥学过周易，会看风水，希望同去一趟新立城。如果条件可以，川岛芳子就打算长期在那儿隐居。段连祥丝毫都没犹豫，回到家跟妻子庄桂贤说有事要出趟远门，就跟着“七哥”和于景泰，护送川岛芳子来到新立城农村，在于景泰的姐姐逯家顺利地安顿下来。
三、庇护川岛芳子隐居新立城之神秘人物
1.神秘莫测的“老七”(“秀竹”)和“广幸”
段连祥在临终遗言中说，1948年，川岛芳子从北平死里逃生后，在“七哥”(“秀竹”)和于景泰的护送下，途经沈阳时找到了他。他们三男一女来到长春市附近的新立城镇齐家村房东逯家落脚。
经过考证确认，1948年末护送川岛芳子到长春新立城的，是段连祥、于景泰和“秀竹”三个人。称为“秀竹”的这位人士，是段连祥和于景泰在伪满四平警察学校时的教官、保护川岛芳子来东北的主要人物。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是他究竟是什么身份？
1949年春，段续擎第一次跟父亲去“方姨”家，这位“方姨”就在现场。“方姨”让她称“秀竹”为“七叔”，但可能是出于保密的需要，段续擎从未听说过“秀竹”的真名实姓。
神秘人物“秀竹”遗物：朋友赠送给“秀竹”的对联上句“诗思竹间浔”“方姥”遗物：“秀竹”使用过的*军官用的指挥棒在段连祥的遗物中，有三件物品是“秀竹”留下的。
第一件是半副对联，上写“诗思竹间浔”大字行书，题款是小字“秀竹先生属”，说明这是朋友赠给“秀竹”的，也验证了段续擎所说的“七叔”即是“秀竹”的旁证。
第二件是一幅伪满画家张紫枫所绘“老虎图”(段连祥说过，“秀竹”的画是张紫枫送给“秀竹”的，因此绰号叫“老虎”)。
第三件是一根*军队指挥官用的“指挥棒”，上端黄铜帽，木杆，根部是不锈铁套，加铁端头。据此可以推测，“秀竹”极有可能曾是*的军官。
川岛芳子与“秀竹”的关系非比寻常。段续擎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年夏季，父亲段连祥把她送到新立城“方姨”家，当天就返回四平铁路车辆段。第二天，“七叔”(“秀竹”)不知从哪里回来，身穿一身灰色短袖夏装，两手拎着不少东西，满头汗水地走进院来。“方姨”正和段续擎在屋里包饺子，听见院子里有动静，抬头朝窗外看，来人是“七叔”。“方姨”异常兴奋，立时放下手里的活，迅速下炕，接过“七叔”手中的东西，一边高兴地招呼：“老七，你可回来啦！”这是“方姨”当着段续擎的面，第一次称“秀竹”叫“老七”。由此可见，川岛芳子与“秀竹”的关系非同一般。
段连祥与“秀竹”在伪满警察学校是师生关系。但在段续擎儿时的记忆中，父亲在“七叔”面前，总是给“七叔”点烟斟水，毕恭毕敬地点头哈腰，犹如奴仆似的。
段续擎和父亲每次去新立城“方姨”家，如赶上“七叔”在吃饭时，总是“七叔”跟“方姨”在正房屋里吃，而父亲和她就在厢房屋里吃。只有“七叔”不在“方姨”家的时候，“方姨”才把父亲和段续擎叫到正房屋里一起吃饭。这种规矩似乎暗示“七叔”和“方姨”与父亲段连祥之间存在等级关系，即使在隐居岁月里也不能平起平坐。
对于父亲与“七叔”的关系，段续擎至今还有这样的印象，如果有第三个人在场，父亲就管“七叔”叫“七哥”。但当只有父亲和“七叔”两人时，父亲又把“七叔”称为“七爷”。这种称谓是否意味着“秀竹”与段连祥是有“组织”的上下级关系，或与“秀竹”的家世、身份有关，其奥秘不得而知。
段续擎儿时的乳名叫“小云子”，在幼年的小云子眼里，“七叔”是和蔼可亲的。上世纪50年代，每次“七叔”赶上小云子在新立城“方姨”家，都会给小云子带一些她喜欢的学习用品和食品糖果一类的东西。而且“七叔”都要问：“小云子，最近‘方姨’又教你几首诗，认识了多少字，在学校里听老师话了吗？‘七叔’有好一阵子没来了，想没想‘七叔’呀？”
据段续擎回忆，她最后一次见到“七叔”，是在1966年“*”开始不久，某日“七叔”对“方姨”说，他马上要去云南看望生病的老母亲，段续擎帮着“七叔”收拾好东西，放到包里，并把“七叔”送到长春火车站。从那以后，“七叔”就再也没回过新立城“方姨”家。
现在张钰手中保管的“方姥”所画“日本风情女子浴嬉图”上，在其落款处有一“广幸”两字葫芦形图章。在考证之初，推测图章“广幸”可能是川岛芳子作画时使用的笔名，或是一起作画的合作者名字。后来，川岛芳子转交小方八郎的信物坐狮“内胆”里，隐藏的“秀竹”所写纸条，落款处也是写有“广幸”两字的葫芦形名章。据此可以认定“广幸”可能即是“秀竹”的法号;同时也说明“方姨(姥)”描画“浴嬉图”时，“秀竹”也在现场协助作画，并签附了名字。
从佛家用语分析，“广幸”一名又多用于僧人、居士的法号。据王庆祥、何景方在浙江国清寺调查，该寺78岁的高僧乘方，早年就曾听说过有“广幸”这位僧人。因此可以推论，1981年，从浙江国清寺来吉林四平取走川岛芳子骨灰的老僧，可能是这位“广幸”即“秀竹”。
2.痴心陪伴川岛芳子身边的于景泰
于景泰是段连祥在伪满警察学校的同学。1948年末，他不但参与护送川岛芳子到长春新立城而且还是领路人。这一点已被长春市郊新立城镇齐家村“方老太太”的房东后人、于景泰的外甥逯兴凯所证实。尽管于景泰于1966年初不明不白地死去，但他留给段续擎的印象却是非常深刻的。
根据段续擎的回忆，父亲生前曾和她说过于景泰的家事：于景泰的母亲姓樊，名莲花，祖籍宁波，她父亲樊运生是清朝末年的秀才。樊莲花自幼聪明俊俏，酷爱读书，且擅长诗词歌赋。但莲花命运不好，刚满15岁，父亲就中年早逝。为了活命，母亲荣氏便带着莲花投亲靠友来到东北沈阳，后来母亲也患肺病而死。因为母亲生前治病借了高利贷，莲花就被债主卖到了赌场，做吸鸦片赌客的“装烟女”。直到有一天，她遇到了一位对她中意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手下的旅长，才为她赎身并娶她做了“外室”，其后所生男孩儿就是于景泰。这位旅长虽然没有给樊莲花和于景泰母子什么名分，但在生活上让他们娘俩过得还算舒适。
因为段连祥的舅舅于德海当年也常到樊莲花服务的这家赌场取乐，不但认识于景泰的母亲樊莲花，而且也支持那位奉军旅长讨樊莲花做“外室”，并与那位旅长结拜成把兄弟。由于父辈的关系，儿时的段连祥便和长他一岁的于景泰关系亲密，成为好友。1945年1月，于景泰和段连祥又同时考入了四平伪警察学校，共同度过大半年的培训生活，视彼此为知己。
1945年东北光复，于景泰和段连祥所在的伪警察学校解散，于景泰跟随升了官的父亲前去南京。段续擎回忆，父亲段连祥曾很夸耀地讲起于景泰的父亲与*军统头子戴笠关系甚密。说戴笠第一次见到于景泰时，就非常喜欢他，并承诺对他要重点培养。不久于景泰果真被军统派往美国受训一年，回国后做了军统情报员。
1949年，于景泰的父亲随蒋介石去了*，在走之前还给于景泰母亲樊莲花留下一笔生活费，之后就再也没了音信。于景泰没有去*，而是留在大陆照顾母亲。
据段续擎回忆，她第一次见到于景泰的母亲于奶奶是1957年的农历九月初九，那天正是重阳节，也是于奶奶的60岁生日。“方姨”还特意给于奶奶画好了一幅仿日本祝寿图：漆画画了两只上下飞舞的仙鹤，周围配有玫瑰花、菊花以及樱花，表达对于母长寿吉祥的祝福。父亲把“方姨”的画用相框镶好，于九月初九那天，就领她去于奶奶家祝寿。于奶奶个子不太高，身材瘦削，言语温和，说话非常好听，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使人感到她年轻时一定是位漂亮而不平凡的女人。1965年，于奶奶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于景泰就把“方姨”所画的那幅祝寿图交给了段续擎。
日本专家手持川岛芳子当年给于景泰母亲画的“日本祝寿图”据段续擎的记忆，于叔叔就住在房东逯家的厢房，房间里摆设很简单，只有一对箱子、两把椅子和一张吃饭用的桌子。于叔人长得又瘦又高，性格温和有耐心，待人非常热情，对她非常好。所以，她也常到于叔的房里去玩。一去于叔就把好吃的拿出来让她吃，还从箱子里拿出书来给她看。
段连祥1958年被劳动教养，一直到1965年期满，这7年间，在新立城就只有于景泰一个人陪伴“方老太太”。
1960年夏季某日，段续擎向工作单位请几天假，来到长春新立城看“方姨”。好像早有准备似的，于叔也在场。“方姨”向段续擎打听了辉南劳教总队的地址和探视制度后，就对段续擎说;“我和于叔都很惦记连祥，正好你来了，今天你也别在这住了，抓紧时间，就让于叔陪你去一趟辉南，也带去我们对他的一份关心。”
然后，方姨从抽屉里拿出纸和笔，很快地就写好了一封信，让交给父亲，信的内容大意是：“久未闻消息，今女儿云子去探望，带信一封。希望切勿气馁，特别是要格外当心身体，早日结束改造归来，这边有景泰和房东关照，勿念。”除带信外，“方姨”又用一个信封装上些钱交给段续擎，还让于景泰给段连祥带去一套被褥。临行前“方姨”还用湿润的眼神拉住段续擎的手，千叮咛万嘱咐路上要小心。
段续擎和于景泰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和汽车，才来到辉南杉松岗劳教所。于景泰没有进监所里，只让段续擎将一封事先写好的信交给段连祥。段连祥含着泪读了“方姨”和于叔的信后，用颤抖的手反复抚摸着“方姨”给做的被褥，显得非常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