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上元帝国竟然也有经济危机
至元十六年(1279年),汉人降将张弘范指挥蒙元军在崖山消灭了南宋最后的抵抗*,陆秀夫背着八岁的幼帝赵昺投海殉国,南宋灭亡。但支撑大元帝国骇人军事行动的财源日渐枯竭。在忽必烈眼中,谁能为帝国搜刮更多的金钱,谁就是真正的“忠臣”。忽必烈面对的最紧迫问题是财政问题。为了得到必要的资金,忽必烈先后任命两位财神爷。
第一位财神爷:阿合马
阿合马,“回回人也,不知其所由进”,《元史》中对他早年叙述不详。从中亚、西亚的史籍研究中发现,此人是花剌子模国费纳客忒人(今塔什干),青年时代依附忽必烈皇后察必的父亲,得以成为皇后斡耳朵下属侍臣。从1262年后在中书省任平章政事到1282年死去,阿合马负责国家的财政管理。
刚开始的时候,阿合马很有一番作为,“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就铸农器二十万事,易粟输官者凡四万石。”由于敛财收赋干得好,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忽必烈超拜阿合马为中书平章事。又过两年,忽必烈下旨任阿合马以中书平章政事兼领使职,全国财权皆集于他一人之手。
(阿合马 (?—1282),回族,元朝开国皇帝元世祖时期的理财能手。图片来源于网络)
官升得快,阿合马主意也越来越多,一会儿上奏改铸金银,一会出主意禁止太原当地人煮盐贩卖得利,哄得忽必烈心花怒放,又任命他为“平章尚书省事”。
阿合马并非是一般巧言令色的佞臣,他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众人咸称其能”。此外,阿合马有口辩,常在廷议时与丞相安童等人争论时占尽上风,口舌如簧,滔滔不绝,忽必烈“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无不从”。阿合马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并向忽必烈表示:“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得自择”,忽必烈允诺。这样一来,阿合马把人事大权又抓于己手。
至元九年,元廷并尚书省入中书省,阿合马又被任为中书平章政事。忽必烈1260年设的中书省是当时元朝*最高的行政机关,中书令由皇太子真金担任,但只是名誉头衔,而左、右丞相之位又常空缺,平章政事实际上就是真正的中书省主管,类似今天的国务总理和首相。元朝的尚书省原先的名字是“国使使司”,类似今天的财政部,忽必烈曾把“中书六部”改为“尚书六部”,正是想突出“财臣”的重要性。阿合马倒是挺“举贤不避亲”,转年,就把儿子忽辛任命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
由于行事太过擅权,右丞相安童多次向忽必烈进言,皆无效用。阿合马蹬鼻子上脸,又派枢密院的心腹上奏皇帝要以忽辛任“同佥枢密院事”,想让他兼任“国防部长”。
忽必烈这次没有同意,他把任命予以驳回,因为老皇帝深知阿合马的草包儿子担当不了如此重任。
此后,阿合马有所收敛。随着江南收为元朝所有,阿合马为忽必烈出主意,在南宋旧境行盐钞之法,禁止官员私自买卖药材。为了最大限度征利,他又帮忽必烈设置诸路转运司,征利颇丰。高兴之余,每遇财政问题,忽必烈都会说:“此财务事,其与阿合马议之。”至元十五年,忽必烈对人感慨到:“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兼此三者,乃为称职。阿里海涯、麦术丁等,亦未可为相。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可见,当时在元世祖心中,阿合马名列群臣中的第一。
大权独揽之下,阿合马“益肆贪横,援引奸党郝桢、耿仁,骤升同烈,阴谋交通……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无敢论列。”得知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和右丞燕贴木儿不买自己账,阿合马便奏称这二人擅支钱粮,很快以贪黩罪杀掉二人。
阿合马致怨满天下,竭力排毁汉法以及儒士,使得儒臣与太子真金对他恨之入骨。对于阿合马被杀的过程,《元史》的《裕宗传》中记载:盗知阿合马所畏惮者,独太子尔,因为伪太子,夜入京城,召而杀之”。
但是杀掉阿合马没有解决元帝国的财政问题。由于忽必烈多次发动对日本和东南亚的远征,在阿合马死后税收需求变得更加紧迫。
第二位财神爷:卢世荣
阿合马死后,卢世荣任中书省右丞,管理财政。和阿合马一样,他试图加大*的税收来应付朝廷不断增长的费用。
实际上,卢世荣所采取的措施,起初非常有利于民,例如减免江南农民的租课,给内外官吏适当加俸,收赎江南失业贫困人民因贫困而卖出的妻儿,免除民间包银三年等。不久,针对钞法虚弊,卢世荣又提出要仿习汉唐两朝,在天下括铜铸至元铜钱,并在国内推行新的绫券,与纸钞同步使用。看到卢世荣献上的崭新绫券样币,忽必烈大喜,马上说:“便益之事,当速行之。”
见忽必烈如此支持自己的“改革”,卢世荣胆量倍增,脑子天天转得飞快,不久又上奏新的经济改革方案。忽必烈点头称赞,尤其卢世荣所奏出官钱买马让蒙古人蓄养而后*收利一事更是赞赏有加,“此事亦善,太祖时欲行之而不果,朕当思之。”
卢世荣闻言喜出望外,忙叩头言道:“为臣行事,多遭人嫉恨,日后必有上言说臣坏话的人,为臣十分害怕,请陛下做主。”
忽必烈闻言,说道:“你别害怕朕对你有什么不利,还是小心爱卿你自己的饮食起居吧。善跑猎犬,狐狸肯定不喜欢,主人又怎能不喜欢!爱卿所行之事,皆出自朕意。现朕为你增加从人侍卫,爱卿可小心自卫门户。”忽必烈不仅口头上支持,还亲自下旨安童给卢世荣增派保镖。
不久,卢世荣又设立“规措所”新机构,选取的官吏皆是些“善贾”的买卖人。忽必烈阅奏,不清楚“规措所”这个新增的秩五品机构是干什么的,卢世荣忙解释说此所用以“规画钱谷”。立即得到批准成立。
得寸进尺之余,卢世荣又上奏:“天下能理财者,从前皆奔走于阿合马门下,现在他们都被划入黑簿中,怎能因一人之故而尽废其才。为臣我想从中择选一些有用之人,又怕有人说我是任用罪人。”忽必烈觉得卢世荣言之有理,表示“可用者用之”。
卢世荣的经济计划与他的前任理财官员阿合马一样引来敌意,指责他牟取暴利、任人唯亲以及剥削他的汉人同胞,还指责他迫害、追捕甚至处死竞争者和对手。这些指责的准确性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史料中并没有说明卢世荣本人对这些事件的看法。
和阿合马一样,卢世荣只是试图提高极度需要的税收,但是他的努力引起他的许多汉人同事的敌视。皇太子又一次成为反对卢世荣的领袖。
1285年5月,卢世荣被捕并且在这年年底被处死。卢世荣的死可能除去了一个被人视为横征暴敛的人,但是不能缓和元帝国的财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