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悯农诗人李绅：李绅品行低劣生活奢华？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唐代诗人李绅，以一首短短二十个字的悯农诗《锄禾》，名声响彻古今中外，然而近年来，常有文章揭发他后来品性不端，如生活奢侈糜烂、对百姓不复有悲悯之情甚至严苛以待，在官场上用非常规手法栽赃陷害打压政敌，甚至有人还爆料说连那首《悯农诗》作者都不是他。

如此众说纷纭，是否为真，是否有抹黑的成份，且看下文一一分析。

小目录：

1、悯农诗《锄禾》是否为其写

2、关于其后来的奢靡生活

3、众说纷纭的“吴湘案”

4、党争背景下的复杂人格

5、张又新事件见其为人

6、刚直削刻的真实性格

7、存小恶，以成大善

1、悯农诗《锄禾》是否为其写

在纷纷扰扰的众多批判李绅的文章中，最为耸人听闻的当属一篇考证说《锄禾》诗作者甚至不是李绅而是另一位诗人聂夷中的文章。假若此论成立，则关于李绅的一切争论都可以终止了，既然连作者都不是他，那再去指责他一边怜悯农民一边过奢侈生活还有意义吗？

该文作者署名司马牛，文章标题为《李绅与<锄禾>诗》，发表于2009年12月14日的太原日报文史版，作者认为，有部分史料笔记记载本诗作者是李绅，但是却另有一些史料笔记将此诗的版权归到另一位悯农诗人聂夷中的名下，他经过考证后认为，聂夷中才是《锄禾》诗的真正作者。

他的立论基础是：其一、最早记录《锄禾》诗作者为聂夷中的是《北梦琐言》一书，而这本书的作者是生活在唐五代时期的孙光宪，距离李绅生活的年代很近;相比之下，说《锄禾》诗作者是李绅的书最早是南宋时期出现的《唐诗纪事》，这本书的著作年代距离李绅生活的年代已经过去两百多年了。因此，他推论出，《北梦琐言》的记载更可靠，也即聂夷中才是《锄禾》一诗的真正作者。

其二，聂夷中出身贫苦，比较能了解民间疾苦，而且他写了好多其他的悯农诗，都是站在农民的立场抒发情感的，与聂夷中相比，该文作者认为李绅“生于官宦之家，中进士后仕途虽有坎坷，却总体是步步高升”，后来又历任高官，甚至当过宰相，像他“这样一个高高在上、享尽荣华富贵之人写出《锄禾》诗，也真是难为他了”。

针对第一点论据，笔者找到确实可靠的证据可推翻其结论：生活于唐僖宗时期的范摅所著《云溪友议》一书已经明确记载，《锄禾》一诗的作者是李绅，而不是司马牛认为的直到南宋时期出现的《唐诗纪事》，这本书的著作年代比《北梦琐言》还更早，因此，该文第一点论据立论基础已失，站不住脚了。

其二，李绅虽然出身不错，曾祖父李敬玄曾当过宰相，祖、父两代也都当过小官吏，但是他六岁即丧父，从此家境衰落困苦不堪，好多史料都有他童年生活过得相当困苦的记载，为了读书他只好跑到寺庙里蹭书看，甚至曾因将佛经拿来当书稿涂画而遭到寺僧的仗打。

与他有相似命运的有诗圣杜甫，杜甫的祖父杜审言还是宰相呢，可杜甫不是照样得在长安城过着“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李绅后来虽然凭其勤奋苦读而与李德裕、元稹等并称“翰林三俊”，甚至一度官居宰相，飞黄腾达，但他年少曾经经历过的贫困生活也是事实，有如此生活经历要写出《锄禾》这样的诗也不算太为难他吧？

除了这两点之外，还有不少例子能证明李绅是有能力写出这种诗的。

其一是他后来在治理地方的时候，曾用一个很具农家特色的比喻重申要坚决将法令执行下去：没见过扬麦子吗？饱满结实的都留在下面，只有那些秕糠才会随风逐流，那些因法令严厉就要流窜到外地的人，好比这种随流的秕糠，不必管他！结果，自那以后外流的人反而少了，他治下的区域从此趋于稳定。若非熟悉农事，如何做得出这样的比喻？

其二，他写过另外一首版权无争议的诗，也是跟底层民众的生活有关的，只是格调方面就显得欢乐一点了：

乡里儿，

桑麻郁郁禾黍肥，冬有褴襦夏有絺。

兄锄弟耨妻在机，夜犬不吠开蓬扉。

乡里儿，醉还饱，浊醪初熟劝翁媪。

鸣鸠拂羽知年好，齐和杨花踏春草。

……(节选)

由此可见，李绅对于农家生活是相当熟悉的，如没有一定的生活经历如何能够将这类农家生活写得如此详尽细致、充满原生态的味道？

因此我认为，《锄禾》一诗的版权归属到李绅名下没有任何疑问。至于为何会有部分史料笔记将这首诗归到另一位悯农诗人聂夷中的名下，这乃是事件在流传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张冠李戴现象，不必在此过多追究。

2、关于其后来的奢靡生活

李绅后来曾官居宰相，即使在深陷党争漩涡被贬出朝廷之后，也时常担任节度使、刺史等地方高官，一直享受着高俸禄高收入的待遇，因此，他后来的生活的确也过得相当奢侈，这点毫无疑问。

比如，最典型的例子可参考“司空见惯”这个成语的来源。这个词来自刘禹锡写的诗：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诗名叫做《赠李司空妓》，这里的李司空，就是李绅，刘禹锡的这首诗乃是赠给李绅家的一位美貌家妓的。

此诗的背景是刘禹锡应邀参加李绅家的宴会，在宴会现场李绅让一个貌美如仙的家妓给他陪酒，酒酣之下，刘禹锡全身血脉喷张，对这位陪酒的美女也十分中意，于是便当场挥毫写下了这首艳诗赠她。李绅倒也豪爽，当晚就把这个家妓送给刘禹锡陪他过夜。

另有一个网传的段子是说，李绅为官后“渐次豪奢”，一餐耗费多达数百贯，特别是他喜欢吃鸡舌，每餐一盘，要耗费活鸡三百多只，院后宰杀的鸡堆积如山，与他同一时代的众多文人皆对其嗤之以鼻。传闻既出，不少网友反应强烈，称“没想到从小就被伪君子骗了。”这个例子比之上面的例子更加恶劣，因为上面的例子只是豪奢，这个例子则是浪费，浪费比豪奢更让人无法容忍。

为了查找此处说法的来源，笔者查阅了大量史料，一一排除，但至今仍未发现有上述记载，记述此事的网文往往还有板有眼地说，“据史料记载”，“有些史料记载”，但从未有一处明确说记载于哪本具体的史料，只是这般含混其词地带过。

不过这个事情已经被证实是今天的人们伪造的传闻，段子的始作俑者承认并没有依据相关史实编造了这个说法。开玩笑，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一天三百只活鸡，一年就是一万多只，哪个地方的经济经得起他这般挥霍？

但是，一餐吃三百鸡舌的事情虽然为假，李绅当了高官后生活过得相当豪奢却是事实，特别刘禹锡说李绅对那种香艳场面早就“司空见惯”了，可见平日里李绅生活过得有多滋润——但是，这是否值得诟病呢？

以今天女权的视角来看，私养家妓并随意赠送，当然是对女性的一种极大不尊重，但是，今人在看待历史问题的时候却又当遵循其时代特征来看，我们应当看到，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这种私养家妓风气相当浓重，几乎所有朝廷高官都有类似的行为。李绅一度官居宰相，亦不能免俗，我想不应遭到特别的苛责。

李绅之所以写悯农诗，除了自己曾经有过底层生活经历，也与当时所兴的“新乐府运动”有关，新乐府运动由白居易、元稹等人发起，旨在用乐府诗反应更多的社会问题。作为元白两人的好友，李绅也是这一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包括悯农诗，还曾著有《新题乐府》二十首。

但从本质上说，新乐府运动的目的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听”，即希望能够通过他们所作的乐府诗，上达天听，让深宫高墙里的帝王听得到来自民间底层的声音。而另一方面，写这类哀悯人间疾苦诗歌的同时，又不妨碍士大夫们继续过属于他们这个阶层应该有的奢侈生活，所以，也就不必奇怪，能够写出《卖炭翁》等伟大现实主义诗篇的白居易，家中一样美妓成群，在其笔下，甚至还经常出现跟好友元稹相互交换心得的诗作。

因此，我的态度是，高高在上的士大夫们能够将笔端指向底层的民间已属不易，不必再苛责他们在私人生活方面的作风，不必用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一千多年以前人们的行为举止。李绅当上高官，生活过得好一点，不当因其曾写过悯农诗而遭到过多的诟病。

三、众说纷纭的“吴湘案”

李绅一生，不管其年少时悯农受人嘉奖也好，官居高位后生活奢华遭人诟病也好，争议最大的毫无疑问是他晚年所经办的这个“吴湘案”。

关于“吴湘案”，前后大致如此：这位吴湘犯了事，被时任淮南节度使的李绅查办，罪名主要有两项：1、贪赃;2、强娶民女。按照当时对于贪赃的严惩力度，是死罪，但强娶民女却只是普通的刑事犯罪，罪不至死。

如果二罪并罚的话，取最重刑罚，判个死刑没问题，于是李绅就将吴湘判了个死罪，呈报上去。但问题来了，按照当时的惯例，不管犯人有多罪大恶极，要执行死刑都要等到立秋之后才进行，也即通常说的秋后才问斩。但李绅显然很着急，等不到立秋，在大春天的就将吴湘给砍头了。

关于这个案件，背后有极深刻的党争背景：李绅生活在著名的中唐“牛李党争”时代，而且是李党的骨干力量之一，一直坚定不移地奉行跟着李党老大李德裕走的政策，而这位犯事的吴湘曾经与李德裕有过很深的积怨。由李绅来查办吴湘这个案件，到底有没有徇私枉法的现象呢？

特别是当后来李党再度失势，牛党卷土重来，吴湘家族的其他成员又投靠牛党成为骨干成员的情况下，这个案件被附加了太多政治色彩，变得极其复杂。比如吴湘家人后来的申诉材料中，对贪赃一事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而将主要笔墨都放在强娶民女一事上，甚至反过来攻击说是李绅自己要娶那位女子为妻故意抹黑吴湘;更有甚者，有些史料还进一步渲染说是李绅想夺这位女子送给李德裕以巴结之，但吴湘不同意，李绅便以调查经济来源的手法给他安插贪赃的罪名迫害他。

自此，案情变得错综复杂、扑朔迷离。而那个时候，李绅已经老死，无法再张嘴为自己申辩，只能任由对方在换过任后的皇帝面前说一面之词。

幸而，今天的学者在查阅了大量笔墨官司材料后，大致可将这个案情的本来面目还原：1、吴湘贪赃一事属实，按照当时的律法，判他死刑没有任何问题;2、关于强娶民女一事，是吴湘主导，李绅与该女子并无关系，是否构成强娶罪名尚有争议，但因贪赃罪名属实，此罪已无关紧要;3、李绅还没等到秋后就迫不及待地将吴湘给砍头了，带有讨好李党老大李德裕的色彩，属于司法程序上的非正义，特别是李德裕还将对此事不满的几个言官贬出朝廷，乃是一种赤裸裸的党争手法，应当遭到鄙视。

无论吴湘是不是合该万死，李绅的做法，毫无疑问带有徇私枉法公报私仇的成份，乃是出于党争的需要而使的卑劣手段。党争的特点是只论立场不论对错，李绅身处时代的大漩涡之中，亦做不到超然物外淡然处之，无法走出党争本身的怪圈，这是他身上的局限性。

由于在这个事件上李绅的处理不当，后来的牛党便以此为切入点大举反攻倒算，李党从此彻底失势，延续了四十年的“牛李党争”自此画上句号，李党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李绅虽然早已身死，但仍然被剥夺曾经拥有的荣誉官位及爵位，甚至累及子孙，子孙都被严令制止不得进入官场任职。

不得不说，党争之恶劣，简直无以复加，株连九族都不算，当事人的名声还会因此被彻底搞黑搞臭，李绅身后也被牛党附会了不少卑劣事，于是，今天的人们就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写下《锄禾》诗流芳百世的人，同时也留下诸多黑材料“遗臭万年”，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诡异性所在。

当然，话又说回来，当时的政治环境如此严酷，朋党之争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朝中士大夫想做到不站队保持独善其身几乎不可能，即便是我们熟悉的为人正直的韩愈、白居易们也不能幸免，他们一样内通阉寺外佞权贵以结朋党，以至宋代的道学家们说到这个都相当鄙视。连唐文宗都无可奈何地说：“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现代史学大家陈寅恪亦下论断：“当日士大夫纵欲置身于局外之中立，亦几不可能”。若我们从这点去看待李绅对吴湘一案的处置方式，亦不能不对之多生出几分历史的悲悯之情。

4、党争背景下的复杂人格

李绅这个历史人物，如果仅因为他的一首悯农诗而简单将他视作一个如杜甫一般身无官职却心忧天下的苦大仇深的主，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李绅首先是个政治家，其次才是诗人，其政治家的本色决定了其身上的复杂性。

其复杂性就在于，作为政治家的李绅，卷入了当时近乎你死我活的牛李党争之中，而且他所处的李党集团，最终完败给牛党集团，终李绅一生以至李绅死后都没有再翻案，因此，那些关于李绅所谓“劣迹”的记载，应该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牛党成员故意抹黑的。但是到底哪些是抹黑的哪些确有其事，今天的我们却已经无法完全辨清了。

人性本身的复杂，决定了历史的复杂，我们从以下两种完全不同的记载可见到李绅身上截然不同的两副面孔：

李绅写的悯农诗，为我们所熟知的是《锄禾》一诗，事实上悯农诗还有另外一首：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两首风格一致，都是站在百姓的角度为之疾呼的，但据一些史料笔记记载，李绅后来官居高位渐渐沾染官僚习气，有一年天大旱发生蝗灾，李绅却竟然向上奏报：蝗虫进入他管辖的地域但却不吃禾苗。

这种奇谈怪论，与当年祸国殃民的杨国忠上报“天虽雨，不伤禾”的笑话何其相似。蝗虫入境却不吃禾苗，这种自然界的奇迹当然不可能发生，该史料记载似乎反映了李绅当官之后却泯灭了自己的良心，为了官运，不惜牺牲百姓的利益以求这种近似祥瑞的假象以讨得皇帝的欢心。

此事上报之后，李绅果然得到皇上的嘉奖，还将这个事情刻石在寺庙里大加褒扬，但毕竟不是人人都像皇上一样躲在深宫高墙里的，消息传出，李绅遭到全天下士子的一致嘲笑(士大夫无不哂之)。

在别处史料笔记中，李绅还留下不少所谓劣迹：如建立利润楼店，被指斥与民争利。如《鉴戒录》记载等他当上高官后，便目中无人，只肯接见“皇族卿相”，平常布衣百姓想见他一面简直比登天还难。再如《云溪友议》记载，李绅大冬天的要求治下民众下深水捕捉进贡用的文蛤，地方官忍无可忍，上书抗言：“现在冷得滴水成冰，那些文蛤乃生在深水潭的，必须要全身没入水中才能捞到，我们虽然贵贱不同，但都一样得尊重性命吧？”李绅听了此话，“大惭而止”，不敢再叫人去捞蛤了。

与上述劣迹斑斑、近乎穷凶极恶的无良官吏形象相比，在好友白居易的笔下，李绅坐镇地方却又是截然相反的另外一番景象：比如他从坐镇五年的宣武移镇淮南的时候，曾经是“骄强狠悍”的宣武镇人，经过他五年的教化，“人俗归厚”。更由于李绅在这五年内“捍大患，御大灾，却飞蝗，遏暴水，致岁于丰稔，免人于垫溺”，宣武镇成了旱涝保收无人遭受饥馁的丰饶之地，于是当李绅要辞别本镇到别处赴任的消息传出，当地百姓以及镇中军人数万人纷纷挈壶浆，捧箪醪，遮道争相为他饯行，百姓不舍这位真正为民着想的父母官，甚至痛哭流涕：“皆呜咽流涕，如婴儿之别慈母焉”。

要知道，宣武镇乃是唐代后期最难治理的藩镇之一，其*次数在所有藩镇中高居前列，韩愈曾作诗指斥宣武镇的乱象“健儿争夸杀留后，连屋累栋烧成灰”，特别是晚唐，这里还出了朱温这个大魔头，最终唐王朝也是灭亡于其手。李绅在其任上的短短五年居然能短暂改变这个镇镇人的风貌，殊为难得。

由于声名在外，李绅从一处地方移任另一处地方的时候，竟出现“西人泣送，东人歌迎”的景象，由此可见，李绅在地方任上有着怎样受人爱戴的崇高声望。

李绅在自己的一首诗《却到浙西》序言中曾提到一件事：

太和八年(834)年，浙西大旱，庄稼歉收，米价疯涨，百姓饿死者相望于道，时为浙东观察使的李绅，其治下的浙东却刚好风调雨顺粮食丰收，出于公心，李绅主动上报朝廷愿意低价供应大旱的浙西五万斛米以救急，朝廷当然应允。孰料这一举动却得罪了浙西观察使王璠，因为他隐瞒当地的旱情不报，朝廷并不知晓浙西百姓的疾苦，李绅一番好意却让他脸上蒙羞了，于是王璠就联合朝中的牛党骨干李宗闵、王涯等反过来诬陷李绅，说他用陈米充当好米牟取暴利，李绅因此再遭贬官。后来王璠的事迹败露被诛，李绅重新得到任命，进入昔日王璠管辖的浙西，举目所见，浙西当时还未从连年大旱中恢复过来，连著名的临平湖都干涸了，水中的芦苇甚至成片干死。

在李绅自己笔下，每次他离开一个地方，当地百姓都表现出极大的依依不舍之情，如他从浙东离开之后，当地“父老男女数万携壶觞至江津相送”，离开洛阳到宣武任职的时候，洛阳城的男女老少数万人一路相送到白马寺，甚至有涕泣不成声拦住他的车不让走的。当他到曾经低价供应大米的浙西去任职的时候，当地百姓听到消息，未及等他走到府衙，早早相迎于道，在他坐船登陆点岸边即已拜倒一片。

如白居易所说与李绅自己的记载均属实，则李绅依然是那个我们印象中哀悯百姓生活的悯农诗人，与上文所载的穷凶极恶的官僚形象再度两极分化。

历史，呈现出一种今人无法理解的诡异性，上述两副面孔，到底哪副为真？

5、张又新事件见其为人

由于牛党的恶意抹黑，李绅身后，留下大量所谓的“卑劣往事”，令其在后人心目中地位一落千丈，然而，笔者在此重点强调一件事，倒可以让读者充分认识到李绅身上的基本品质：

事件主角名为张又新，其人在今天虽然名气不大，在当时可是了不得，乃是科举状元出身，而且是那种每级考试都中头名的罕见之才，即所谓的“连中三元”，整个中国历史算下来像他这样的一共才出了十七个，因此，他拥有一个“张三头”的外号。

但是，这人却又是有才无德的典型，《唐才子传》就用“淫荡之行，卒见于篇”之语评论他，在当时朝廷的党争中，他依附了奸臣李逢吉，甘当其爪牙，与一帮宵小之辈组成臭名昭著的“八关十六子”小集团，对以李绅、李德裕为首的朝廷股肱大臣极尽打压之能事。

特别是对于李绅，张又新在李逢吉的指使下，罗织罪名，将他贬到蛮荒的岭南之后还不罢休，仍然不停地上书皇帝，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可以说，这个人对李绅来说，简直有杀身之仇，倘不是李绅福大命大，朝廷之中还有正直大臣韦处厚为他据理力争，那很可能就不明不白死在这种宵小之辈手中了。

然而，中晚唐的政治气候最是容易风水轮流转了，有天年轻的新皇帝从先皇留下的一堆遗物中偶然翻出一件奏章，乃是李绅、裴度等人一年多前请求立他为太子的内容，这与此前张又新们所说的恰恰是完全相反的内容。

于是，以裴度、李德裕为首的一帮被贬大臣重新回朝来当政，李绅的仕宦之路也重现光明，而原先依附李逢吉的那伙人纷纷被贬，张又新这个名噪一时的“张三头”，遭到应有的惩罚，从此一贬再贬，在各地沦落。

也许是上天的刻意安排，二十年后，命运居然将张又新这个小人送到李绅面前，供他处置，然而，这样一个本该可以快意恩仇的机会，最终却让李绅发展为一个文学史上让人津津乐道的风流往事。

话说，张又新这种小人也许是作恶太多连老天都看不下去了，对他的打击接二连三：刚贬了官准备回家种田，坐船回家又遭风浪淹死了两个儿子，侥幸逃得一命的他居然又恰好撞入李绅的地界——当时李绅坐镇淮南，为一方节度使，要杀死他这种没有官职在身的平民百姓真可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

这下张又新吓得可谓灵魂出窍了，左思右想之下，只好写了一篇求饶文送到李绅府上，乞借一条生路。孰料李绅看完他的长文，竟对他的遭遇生出哀悯之情，于是将他接到府上好生宴请了一番，自此以后竟尽释前嫌，待之如旧友，常有往来——非但如此，李绅还做了一件让人完全意想不到的事。

后来的有一天，张又新再一次坐在李绅家宴的宾客席上，恍惚间，忽然发现一个令他魂牵梦绕许多年的身影：当年他暗恋的一个歌妓，此时正在席间表演。

张又新分明看得真切，那人的确就是自己梦里相思多年的对象，但此刻佳人却变成李绅家的私人歌妓团成员，一席之隔，却成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想到二十年弹指一挥间过去了，佳人却依然遥不可及，张又新不禁潸然泪下。趁李绅上洗手间之际，张又新上前抓住佳人之手，拿起一个盘子，以指沾酒，一笔一划地将心中酝酿多时的诗写给她看：云雨分飞二十年，当时求梦不曾眠。今来头白重相见，还上襄阳玳瑁筵。

然而，也许是张又新入情太深，李绅更衣归来，这一幕还未结束，李绅将之看在眼中，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什么。于是就像当初成全刘禹锡一样，他继续不动声色，命那位歌妓去给张又新陪酒助兴，直到张喝得酩酊大醉而归。第二日张又新醒来，发现身边多躺着一个人，仔细一看，竟是昨夜渴望不可及的佳人——你不是念念不忘“当时求梦不曾眠”吗？那么，满足你的一切心愿。

对一个自己与他无冤无仇却曾经百般想置自己于死地的人，李绅用翩翩君子的行动告诉世人，什么叫做以德报怨——也因此，当有部分史料笔记出现说李绅对待故人刻薄寡恩的记载时，我不能不对此持怀疑态度：

第一件：李绅未发达前，常到一位同宗的名为李元将的人家中蹭饭，为巴结人家，李绅以叔呼之，但等到李绅飞黄腾达了，对这位曾经的李叔叔却横竖看不上眼，人家主动降低辈分，对李绅自称小弟甚至小侄都不能令李绅满意，直到后来自称孙子，李绅才稍稍满意起来。

第二件：有个与李绅同年考中进士的崔姓巡官大老远来李绅的辖地拜会，孰料刚刚在客舍安顿下，他的仆人就在市场上跟人起了纠纷，李绅审问时这个仆人大叫：“我乃崔巡官的仆人。”李绅听后大怒，将其逮捕入狱，随后命人去将崔巡官抓来。见是老熟人，李绅诘问道：“我跟你曾经相识，到我辖地何不来见？”崔巡官为自己辩护：“刚到时天色已晚，未做好准备不敢贸然来打扰相公，但希望相公开恩放过我和家仆。”但最后仍然被李绅笞股二十，押送秣陵。崔巡官被吓得面如死灰，莫敢恸哭。

这两件事使得当地多了一句关于李绅的闲言碎语：宗叔翻为孙子，故人忽作流囚。

但在另外一些地方，却又经常出现李绅对故人总是厚待的记载：如另一位同年进士武翊黄，在家事方面频频犯错，遭人非议，李绅以同年之故，常常为之辩护，直到众议不容，才不得不眼睁睁看着好友遭到贬谪的处罚。

有一次，故人辛邱度之子来访，这小伙子挺狂傲的，也不直接点破其父与李绅的老交情，只是大咧咧地在李绅面前道：“辛氏郎君，来谒丞相。”后来竟用当年白居易嘲讽李绅身高的诗来提醒，不过身份贵为宰相的李绅却没有生气，道：“故人有此狂儿，吾敢不存旧乎？”于是对他厚意相待。

又如，李绅镇守淮南时，有一位仍是布衣之身的处士来拜会，姓孙，这人乃李绅旧识，李绅对他相当重视，“敦旧分，待之殊礼”，临别，还到河桥上举办盛大的宴会为之饯行。年少时，李绅因为家贫，寄在惠山寺读书，与寺僧鉴玄同住十年，后来当了当地刺史后，李绅立刻放下架子与前来拜访的鉴玄和尚相谈甚欢。在回到惠山寺故地重游后，李绅不胜感慨，留下了好几首情真意切的诗作。

虽然一直有不少材料反映李绅对待僧人相当刻薄，但有位在李绅还未满周岁的时候曾帮他治过病的大光禅师却被他挂怀终生。大光圆寂之后，李绅还亲自撰写碑铭《墨诏持经大德神异碑铭》，在铭文中倾注了极为浓厚的感情。又如，他年轻未发迹之前，龙宫寺有个老僧人经常对他说他将来会成为当地的父母官，希望他能重修龙宫寺，李绅一直将此当作孟浪之词，等后来预言成真在当地做官，也未当回事，但当偶然回访龙宫寺，看到寺庙已经破旧不堪，不禁又动恻隐之心，当下便掏了自己的俸禄钱，重修了此寺。

再如，李绅平日所交结者，一旦为挚友则往往友谊延续终身，如元稹、白居易、李德裕、刘禹锡等，李绅与他们聚则把酒言欢，离则书信往来不断，并常有寄药、寄衣、甚至寄马之事见于文牍，浓浓友情深系往来诗作之中。

在你死我活的党争之余，李绅甚至能与牛党中人品相对较正直的牛僧孺坐在一起喝酒聊天，并留下唱和诗作。贬官在外，回忆自己的家人，得到家书之后“开拆远书何事喜，数行家信抵千金”，那种欣喜若狂的心情何其真情流露。

一切例子都在表明，李绅乃是具有真性情的汉子，对朋友够深情，对故友够义气——也许，“宗叔翻为孙子，故人忽作流囚”那样的传说，内中也混杂了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缘由吧！

6、刚直削刻的真实性格

在纷繁芜杂的史料记载中看清历史的真相、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便是今天的历史学家们要做的事情，关于李绅的那些形形色色的记载，要辨清到底哪些为真哪些为假，这是一份相当不容易的工作。

李绅个头不高，有“短李”之称，但却短小精悍，性情十分刚直，因为刚直，在有些地方则显得褊直暴躁，这是他身上最显著的性格——因这种性格，令其一生得罪了不少人，包括自己的亲族，也因这种性格，令他虽有宰相之才却屡屡遭到贬官的命运，不得屈伸。

如当年奸臣李逢吉之所以能够陷害李绅得手，便是利用李绅的这种性格，故意令他与同样褊直暴躁的韩愈同列御史台：李绅为御史台拥有实权的二把手，韩愈为京兆尹的同时兼任有名无实的御史台一把手。本来任京兆尹的韩愈需要向御史台二把手的李绅参拜，但由于韩愈同时又兼任了本来已经空缺多年的御史台一把手，变成李绅又必须向韩愈参拜——这是李逢吉故意安排的错乱，于是，性格如针尖对麦芒的两人果然渐渐生出嫌弃，后来便常借着文牒往来，互相指责，李逢吉便假装主持正义，将两位正直的大臣双双贬官。

这便是中唐有名的“台参”之争，由于韩愈对李绅曾有提携之恩，在此事件中，李绅不仅仕途受阻，更是在人品方面遭到人们的相当鄙视，以至于后人还有直呼李绅为小人者。

李绅的刚直，也曾令其在早年功名还未显耀之前就差点遭遇意外丧身。当时志在平定藩镇之祸的唐宪宗刚即位不久，各地藩镇节度使皆心怀鬼胎，镇海节度使李琦也酝酿着起兵对抗*。当时李绅恰好在李琦幕府，李琦命进士出身的李绅为他写与朝庭抗衡的文书，李绅却坚决不与其合作，甚至被刀架脖上，仍然不肯书写一个字。

要知道，这位穷凶极恶的李琦当年可是活埋过读书人的，对李绅这种态度他也恶狠狠地威胁道：“你是巴不得早点下去陪你先人是吗？”李绅回答：“绅不敢恶生。直以少养长儒家，未尝闻金革鸣。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诚得死在畏苦前，幸耳！”所幸，也许是李绅的这种不屈也令骄横的节度使有所忌惮，最终李绅并没有被杀而是被关在大狱里，在李琦兵败之后侥幸逃得一条性命归来。

李绅的刚直脾气甚至令自家亲戚与自己反目成仇，他有位侄子名为李虞，这位李虞作风有些矫情，虽然文采不错，但却时常跟人说不想当官，然后躲到山上当起隐士来，以此表明自己的孤高不群。而当隐士这种事，历朝历代都有，有的人如陶渊明是真的不习惯官场风气一心想当隐士，有的却只是以此沽名钓誉，走终南捷径，李虞便属后面这一种。

待到家族中有人当上了高官，李虞便迫不及待写了封信请求推荐个官职当当，不过，很不幸，这封信却被误送到另一位亲戚李绅手上来。李绅览信毕，非常生气：你小子整天说不乐仕进，想当隐士，原来都是虚情假意啊！便写了一封回信加以讥讽，在大众广庭之下也不避讳，逢人便骂此侄的矫揉造作。

李虞颜面无光，遂怀恨在心，自此与这位叔叔为敌，在奸臣李逢吉迫害李绅的过程中，他可谓出了大力，不仅将李绅平日里对李逢吉的不满偷偷告知李逢吉，还与上文的张又新组成“八关十六子”小集团，对叔叔的迫害行动始终不遗余力，致使李绅被一贬再贬，甚至差点丧命。

事实上刚直只是其一，李绅身上，甚至看得到威烈、暴刻的影子，这种性格体现出来就是喜欢用重刑处理政务，所谓乱世用重典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此行为却与更喜欢口头说教的儒士们产生严重冲突。当年他与韩愈闹矛盾其中有件事即是他械送了一批囚犯到京兆尹处，要求韩愈对这些囚犯施行仗打之刑，号为大儒的韩愈却大怒，坚决不同意执行，两人的嫌弃因此升级。

对犯事者严厉打击我认为是正确的，诸君不见，在中晚唐乱象丛生的藩镇之中，别处总是天灾人祸不断，而李绅治下的百姓却每每能够丰衣足食，每当有离任则依依不舍百里相送，得知其将来赴任则欢欣鼓舞百里相迎。而因为这种喜欢用重刑的习惯，又令他得罪太多人，在一干不务正业的官僚眼中自然被恨之入骨，他最后被扣上“酷吏”的帽子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也许是太刚则亏，李绅在有些方面真的做得有点过了：

麾下一名老兵犯错认罚，李绅并不因其已经年老而有所宽宥，提笔直书：“臭老兵，倚恃年老，而刑不加;若在军门，一百也决。”又因年少时蹭书看曾遭寺僧殴打，李绅终其一生对犯事的僧人都不留情面，如在游览龟山寺时，看到好友元稹留下的告诫寺僧不得到放生池偷鱼的诗，嫌那诗写得太文艺：劝汝诸僧好护持，不须垂钓引青丝。说：这些僧人敢来偷鱼，我就将他们扔进湖里。

后来真有僧人偷鱼被捉住，李绅说到做到，果然命人给活生生丢进湖里。又觉得元稹诗的示范效果还不够，李绅另外写了两首相当刻薄的诗贴在原处警戒僧人，其中有“剃发多缘是代耕，好闻人死恶人生”句，堪称中唐诗人中少见的对僧人的刻薄用语。有个老僧人听闻李绅的行为，想用因果之说来劝导他，一见面李绅就问：“阿师从何处来？”老僧人不知厉害，还用老套的禅语跟他打哈哈：“贫道从来处来！”结果立刻吃了李绅的二十记军棍，领了一句“任从去处去”灰溜溜滚走。

不过此事却反而引来好效果，据说那些轻薄之士再也不敢轻易上门自荐，李绅麾下，少浮华之士，皆实用之才。

与偷鱼的僧人遭遇相似的，据说还有一群江上给人摆渡的船家。曾有准备赴京赶考的举子来向李绅投诉，说这些船家不愿开船渡江，耽误了他们的考期。李绅下的判词是：“昔在风尘，曾遭此辈。今之多幸，得以相逢，各抛付扬子江。”意思是当年他也曾有过相似的遭遇(船家不给渡江导致他耽误考期)，今天有幸让我再碰到你们，好了，全给我扔进长江水里学鱼游泳去吧！

总之，在李绅身上，混杂着各种各样的传说，有些也许夸张也许是对手的恶意中伤，有些却很有可能是真实的案例，而这些真实的例子恰恰很能反映他刚直削刻的真实性情。

文：宇文若尘转自：天涯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