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美女阮玲玉 遗书中没有“人言可畏”这回事

阮玲玉的一生是个大悲剧，戏里戏外一般凄苦被动，甚至连最后饮药的死法，都和她所饰演的角色相同。

关于阮玲玉的死，最著名的说法是“人言可畏”，其锋芒直指社会。诚然，社会历来是怪兽，尤其在男女平权远未实现的民国时期，黑暗是见怪不怪的常态，因此怎么批判都不过分。但我们在批判社会的同时，有两条原则不应无视。其一，不可用虚言和假语为武器，冲无物之阵施放冷箭。其二，不可全然抛开个人在其中应当承担的责任。

这里，虚言和假语指的是，阮玲玉的遗言“人言可畏”，是绯闻男主角唐季珊伪造的。连鲁迅他老人家当时也被蒙在了鼓里，因此他愤而发表的文字，就不可能与事实合辙。而且，据学者张耀杰考证，面对大富豪唐季珊，“阮玲玉同样表现出喜新厌旧、嫌贫爱富”。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我们没有权利指责。但是，我们却有权利了解真相。真相就是，阮玲玉抛开曾相濡以沫共同走过困境的爱人张达民，投入了茶叶商人唐季珊的怀抱。因此，他们之间发生法律诉讼，是自有来由的。随后，报道铺天盖地，就像今天的八卦新闻。你用一句伪造的“人言可畏”来为阮玲玉的死开脱，就把水搅浑了，好像是记者的笔戮死了她。事实并非如此。

据张耀杰称，1935年4月1日《联华画报》发表的“人言可畏”遗书出于唐季珊之手，目的是为了撇清自己的责任。而真正的遗书有两通，发表在《思明商学报》上，但因学报发行量甚小，没有引起足够关注，以致多年来假遗书流行，成为许多人臧否人事的立论基础。

两通遗书，一通写给张达民，一通写给唐季珊。阮对张说：“不应该成为你们两人的争夺品。”对唐说：“没有你迷恋某某，没有那晚你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指自杀)。”某某，指唐季珊逢场作戏的性伴舞星梁赛珍。

因此，张耀杰指出：“阮自杀的根本原因，在于她自己没有依照法律程序，妥善处理与两个男人的事实婚姻，反而极其盲目地把全部情感和人生赌注，抵押在根本不可能与她正式结婚的已婚富商唐季珊身上。”然后，面对法律诉讼，理亏心虚的她，无力直面难堪的局面，悲惨地选择了以死逃避。

那么，张达民起诉的内容是什么呢？他告唐季珊与阮玲玉通奸重婚。法律怎么宣判是法律的问题，但有一个事实不容无视：当年，是张达民不惜与家庭决裂带阮私奔。如今，阮傍上大款又来了个不辞而别，张达民内心委屈愤怒，诉诸法律，也算是正常反应。

社会就是这么个追腥逐臭的社会，历来如此，将来也会如此。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这永远都是康健者一厢情愿的梦。红尘滚滚，古往今来，多少像阮玲玉一样的人都这样掉队了。这时，不问个人原因，只一味批判社会，如鲁迅捕风捉影写就的《论“人言可畏”》，貌似义愤填膺，实则剑指虚空，反而把真相可能具备的启示意义消弭于无形了。就是说，你动辄批判社会，可社会在哪里呢？没有人肯出头为这个“社会”来认账的，批判的声浪一旦涌起，人人都会用目光默默地指认他人是凶手。

从真遗书中可以发现，阮玲玉的直接死因，是唐季珊移情别恋和家庭暴力。人言固然有压力，审判固然不好面对，但对阮玲玉及绝大部分女性来说，若有一个坚实的臂膀可以依靠，她们的韧性足以助她们挺过难关。但唐“那天打我，今天又打我”，阮玲玉的心已经冷了，斯世何世，趣味全无，死，就成了她的必然选择。

也许是因为阮玲玉实在漂亮，也许是因为她的演技实在好，我们很容易就天然认定她是无辜的受害者。同情，理解，支持，一股脑地献给她。因此，她死，就一定是别人的错。实在找不出哪个具体的人来顶包，那就是社会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