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等仁人志士流亡为何大都选择日本?

1898年,曾经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以惨败而告终。谭嗣同等变法6君子喋血菜市口刑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则遭到清廷通缉。在这走投无路的关头,康、梁二人先后东渡日本,寻求政治庇护。

无独有偶,1895年,孙中山在香港筹划广州起义,失败后也辗转流亡到了日本。从此,孙中山与这片土地结上了不解之缘。据统计,在长达3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先后出入日本16次,在日本驻留时间累计达9年6个月,是他整个革命生涯的近1/3,简直把这个岛国当做了自己的“快乐老家”。

除了康、梁和孙中山,当时中国一大批有志于改良或者革命的志士们如章太炎、黄兴、陈少白都曾经来到日本避难。对这“一小撮”来自中国的政治难民们,日本*似乎也不闻不问,任由他们在这里创办进步报刊,结社立党,鼓吹各自的理念。有人说,日本是辛亥革命的摇篮,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事实上,日本*对康有为、孙中山等仁人志士,给予了极为优厚的待遇。1898年10月,当康有为率中弟子仓皇离开中国,在海上凭船临风,心里一定百感交集,酸楚不能自语。好在他来到东京后,得到了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大隈重信的接见,并得到了日本*方面提供的生活资助。比起以前那些颠倒流离、时时有生命危险的日子,可谓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

生活好了,心情就好。在日本期间,康有为在进行政治活动之余,还频繁造访亲朋好友。有一次,康有为被邀请参加华侨梁渭家的婚礼。闹洞房时,康有为兴致勃勃地写了八个大字“司月二大旦牛住了”。然后,请新郎和新娘在每个字上加上一笔,组成一句贺词。等他们加完之后,大伙儿哄地一下笑出声来。原来正是“同用工夫早生佳子”八个字。

在这种环境下,本来就三妻四妾的康有为还娶了一位日本妻子。那日宾客云集,非常热闹,一点都看不出流亡异国他乡的样子。

孙中山在与日本的黑白两道、政官财商都有广泛联系,其中包括在1931年底到1932年作过日本首相的犬养毅,战前最大的右翼社团玄洋社发起人头山满、黑龙会成员浪人宫崎寅藏(滔天)等人。这些在日本政坛呼风唤雨的人物,为孙中山的政治避难、宣传革命、发动筹款等事宜出了不少力。有的甚至还直接参与革命。在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起义中,就有许多日本友人身影。其中,山田良政是第一个牺牲的日本人,被孙中山称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创办了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什么日本会成为中国仁人志士的避难场所?

从中国仁人志士这边来看,他们愿意选择日本为最佳避难场所,第一个原因是日本的地理位置比较好,离中国本土不远也不近。当时,康、梁和孙中山可供选择避难(流亡)的国家不多,日本算一个,美国算一个,欧洲列国可算一个,除了日本,其余国家都路途遥远。虽然增加了清廷追捕的成本,但同时也增加了他们避难的成本,以后要回国发动维新或者革命也不方便。因此选择日本,是仁人志士们的主动之选。第二个原因是日本*对中国仁人志士采取比较宽容亲近的态度,进出日本则相对容易一些。那时候美国还存在着充满种族歧视的排华法案,欧洲列国在移民问题上向来比较保守。至于香港、东南亚、朝鲜一带,不但离中国本土近,而且属于清朝的*范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所以,康、梁和孙中山们最多将之作为流亡海外的跳板。

那么,为什么日本*对待中国仁人志士这么亲切友好呢?恐怕这还得从头说起。

我们形容中日关系,习惯称为“一衣带水”。但实际上,中日关系一贯很微妙。明朝时候,中日关系比较融洽(被称为倭寇的海盗,其实绝大部分是朝鲜人和中国人等冒名或混杂其间作乱),日本也比较服膺明朝的统治,以中华文明的分支自居,对中华宗主产生较强的认同感。

满清入关,在中日关系史上是一个分水岭。满清用屠刀政策推行的“辫发胡服”,在文明史上是一种严重的倒退,因此,让日本打心里看不起。在这以后,日本对中华宗主的认同感逐渐消退,对满清*更是充满鄙夷的心态。顺便说一句,不但日本瞧不起满清*,就连朝鲜、越南这些满清的藩属国也从骨子里蔑视满清*。尤其是朝鲜。表面上,每年都来给清廷上贡,可背地里,朝鲜把清廷称为“虏朝”,把满清皇帝称为“胡皇”,并坚持使用明王朝的崇祯纪年,一直延续到崇祯二百六十五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文明对野蛮的鄙夷,是进步对落后的鄙夷,是潮流对反潮流的鄙夷。也许正是在这种鄙夷的心态之下,终满清200多年,日本没有与清廷进行友好往来。不仅如此,还常常在暗地里支持“反清复明”的中国仁人志士,如郑成功。1660年,日本德川幕府等四代将军德川家纲曾经应郑成功之约,派兵援助。只不过后来遇到海难,“舟不得前,乃回师。”现在,支持,康、梁和孙中山们似乎也是题中之义了。

另一方面,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从道义上是愿意与康、梁和孙中山们站在一起。就像当年的法国*,要倾力支持美国脱离英国殖民统治一样。毕竟,不管是进行维新改良还是进行暴力革命,相对于腐朽的清廷来说,都是进步力量。所以,日本当局一直是默许、甚至是支持康、梁和孙中山的行动。

当然,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当清廷一再向日本施压,要求他们驱逐康、梁和孙中山等时,日本*也一度屈服了,先后分别送了9000元和6000元给康有为和孙中山,“礼送”他们出境——作为主人,这还算得上比较得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