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鸿逵与国宝疑案始末 稀世国宝最终到哪去了？

马鸿逵临终献国宝

马鸿逵从南京回来后，派人到北京找永增号军服店的李云祥带两个古董商到泰安，名为定做军服，实为给宝物估价。古董商给这两件宝物估价数万元银洋，马鸿逵微笑着说：“这东西不敢说价值连城，但也是无价之宝！你估得太低了。”古董商连忙解释说：“总指挥说得对，这东西的估价本来也难说，遇上爱家，再贵点也可以。不过，按目前来说，只有外国人才买得起，在国内恐难出手。”马鸿逵说：“我不过是请你们来估个价，并不是要卖。”

1933年3月10日，《北京晨报》以“泰山发现唐开元玉简”为题报道了此事。据说是抄录玉简原文的参谋，在马鸿逵由河南赴宁夏任主席时离开了马的部队，才敢向报社透露了这个消息。

马鸿逵一次到北京，《*》记者专访马鸿逵，动员他将宝物献给国家。马鸿逵矢口否认有得宝之事，说此事纯系谣传。不久，天津一家报纸则称：马鸿逵以数百万元将国宝卖给了美国人。马鸿逵讳莫如深，对各种讹传也从不做辩解，别人无法问津，宝物的真实去向便无人知道了，再次出土的两件国宝的下落成了不解之谜。

1949年马鸿逵逃往*，后又乔居美国。1970年1月6日，马鸿逵病殁于美国洛杉矶私邸。马鸿逵弥留之际，念念不忘叶落归根，向家人叮嘱两件大事：一是他死后一定要将尸体埋在中国的土地上;二是让刘慕侠将1930年在泰山挖到的唐玄宗和宋真宗两代皇帝封禅泰山的玉简护送回国，献给中国的文物保护单位，并一再叮嘱说：“宝物一定不能落在蒋家人的手中，一定要献给国家。只要把宝物献给国家，国家不会看着马家的后人冻饿而死的。”1971年，马鸿逵遗孀刘慕侠遵马鸿逵遗嘱，将当年泰山挖到的国宝献给了*文物保护单位。美国洛杉矶银行保险库将宝物移交到台北，陈列于*故宫博物院。国宝之谜终于大白天下。

原来，马鸿逵挖到的国宝并没有卖给美国人，而是交给刘慕侠密存。除马鸿逵和刘慕侠外，再无任何人知道。1952年马鸿逵夫妇赴美就医，将此宝存入洛杉矶银行的保险柜中。

稀世珍宝唐玉简和宋玉简

唐玉简为粉白色大理石，共15简，每简长29.2-29.8厘米，宽3厘米，厚1厘米。在玉简的上下两端各横穿一孔，用金镂串连。5简为一排，折叠3排放入铜质金匮中。

玉简放置的金匮(铜匮)，外层还有一层雕琢精致的镶嵌白玉匮。白玉匮四周由6块方玉组成，*浮雕蟠龙纹，四周有梯形镶嵌块。每块玉近角处都有一圆孔，为铆钉眼。顶盖由2块方形玉组成，*也雕蟠龙纹，四周也镶嵌梯形块，近角处也有孔。白玉匮四周及顶盖的梯形镶嵌块上都镌刻有双凤纹。铆钉均为金钉。

宋玉简为白玉，共16简，每简长29.5-29.8厘米，宽2.08厘米，厚0.7-0.75厘米，简的上下同样各横穿一孔，连以金绳。4简为一排，折叠4排放在白玉匮中。同唐玉简一样，宋玉简也是放置在内“金”外玉的两层盒中，式样、花纹均大同小异。

历史的车轮转到了1990年7月。中国考古学者李继生教授陪同**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管东贵为首的“赴大陆考察团”游览泰山时，与其畅谈泰山文化丰富悠久的情况。当李教授说到蒿里山挖出的宝物去向不明时，该团团员、*故宫博物院器物处副研究员邓淑萍女士立即回答：“国宝并未遗失，马鸿逵也未卖给美国人，现保存在*故宫博物院，不仅有唐玉简，还有宋玉简。”李教授听了欣喜若狂，要求邓女士回台后务必将有关资料寄来。一个月后，邓女士果然将其资料寄给了李继生先生，有唐、宋玉简的照片和《中华雕刻史》等资料。李教授依据资料撰写了《唐、宋泰山封禅玉简疑案真相》一文，刊载于《泰山文史资料》第三辑中。宝物的去向才渐为世人所知。

封禅祭奠。

修建纪念碑挖出国宝

马鸿逵是民国时期的宁夏地方军阀，马敦厚是马鸿逵的长子，马家驹则是马敦厚的三子、马鸿逵的孙子。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这组唐宋玉简，则是马鸿逵的15路军当年驻防泰山时偶然得到的。

1930年，马鸿逵率其部15路军参与了中原大战。在攻打泰安的战役中，马鸿逵部为蒋介石立了功。之后15路军驻防泰安，为了炫耀功绩，马鸿逵决定在泰安城西南的蒿里山修建“第十五路军讨逆阵亡将士纪念碑”和“烈士祠”。

蒿里山在泰山之南，本名亭禅山，又名社首山，为死人之葬地，是历代帝王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筑坛祭地的地方。凡于蒿里山降禅(祭地)，都要在降禅坛内埋封祭地玉简。唐、宋祭地玉册在宋太宗和明太祖时均被发现，因是“通天地神灵之信物”，故又埋于原处。

因蒿里山有这样的历史溯源，所以马鸿逵。就把修建纪念碑和“烈士祠”的地址，选在了原阎王殿神庙和文峰塔的废墟上。无巧不成书，没想到就在这次施工中，恰是这两组唐、宋祭地玉简再次出土。

马鸿逵责令总部副官马如龙负责施工，特意调特务团负责拆除神庙残基，清理平整地基。有一天，该团手枪营三连的工兵清理墟址条石时，从条石下挖出一块碾盘大小的石板，上面还钉有8个七八寸长的铁把子(挂石，即用来挂住石头便于抬起的把柄)。石板下面3尺多深处有一个一尺见方的石匣。打开一看，内装金线串连的玉简。与此同时，在另一处又挖出一个长约一尺二寸，宽约八九寸的铜匣(即金匮)，内有玉条、玉印等。在场的人谁也看不懂，不知是啥东西。团长陈有福遂令三连长陈柱柱带10多名士兵，将这些宝物原样包扎好抬到总部，交给参谋长罗震。罗震是个有学问的人，看了以后知道是唐、宋封禅玉简，便让身边的一个参谋把玉简上的文字抄录下来，又给正在南京开会的马鸿逵发了电报。马鸿逵接电报后，惊喜万状，急令随行的秘书长冯延铸拟稿复电，令罗震“密存勿宣”，待他回来后处理。

1992年1月29日《团结报》第四版刊载甘肃榆中县政协委员马家驹去*探望家父马敦厚归来写的文章，谈到了他在*故宫博物院亲眼看到了他爷爷在泰安修“烈士塔”“烈士祠”时，挖得的稀世国宝唐宋玉简。几年前，*电视台10频道《国宝档案》栏目也播出了介绍国宝唐、宋玉简的专题节目。那么，这组稀世国宝的来龙去脉又是怎么回事呢？说起来，这件事和国民时期主政宁夏17年的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