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德明君李世民的真面目 狭隘虚伪爱耍阴谋
公元618年，大唐武德元年六月七日，唐高祖李渊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
一个人被立为太子，就注定了他是未来的皇帝！这就要求他必须学习如何治国、如何理政，注定了他将不再如创业之初那样东征西杀，也注定了他不会再立战功。
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后，常要按照李渊的指示学习治国之道。也正因此，才让李世民的累累战功被世人所见。在李世民开疆扩域过程中，一直跟随他的齐王李元吉对其可谓洞烛其奸。
元吉本是一介武夫，之所以与建成走得很近，不过是因为建成毫无心机，仁厚宽简。此性格让建成做人做事都无遮无掩，这就让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李元吉觉得此人“可交”。在这里倒很有必要说一下元吉这个人。被篡改过的《旧唐书》里说，元吉也有夺太子之位的想法。但他却没有如李世民那样直接和建成太子对抗，而是先和太子建成联合杀李世民。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和号召力根本不可能与李世民相比，待杀掉李世民后，他再图建成太子。我不知道这是哪个笨蛋文人篡改的，首先就没有一点逻辑思维。建成本是忠厚老实之人，李元吉如果不是*自然就能想到下面这一招：杀掉李世民诬陷建成太子。他杀李世民的机会多不胜数，常和李世民在外征战。在战场上，机会多的是。何必要招摇过市地和建成太子联合呢？
假设李元吉是*，他也的确有篡太子之位的想法，作为武夫的*做事肯定是以武力来取胜，他齐王府不是没有武功高超之人，况且他自己就是一员比李世民要厉害出许多的猛将。他想杀李世民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
从他和建成太子来往频繁可以得知，他不是*，他懂得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又从建成被李世民射死后，他想把李世民勒死的表现来看，他和建成的情谊之深厚毋庸赘言。那么，《旧唐书》何以要篡改关于李元吉的事情呢？原因只有一个：这个头脑简单的武夫太忠于建成。而李世民早就在《旧唐书》上把建成定义为不忠不义之人，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元吉这样忠诚的朋友呢？
李世民的城府之深、诡计之多，让李元吉觉得跟这个二哥在一起很费脑筋。因为常和李世民奉父皇之命定天下，他清楚地知道李世民绝不是甘心当秦王的主！他跟建成说，老二常和父皇来我府上，我的护军宇文宝武功了得，让他埋伏在我寝室，把老二干掉。
建成急忙摇头，此事不可，你绝不要做！
元吉大怒：我是为你好！看来我是狗拿耗子了？
此事不久，突厥郁射设屯军河南，入围乌城。太子建成便跟李渊建议用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讨，李渊答应后，建成又怕元吉出事，便希望李世民的部下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与之同行。
元吉趁势向高祖建议，将秦王手下的两个狗头军师杜如晦、房玄龄赶走。高祖对李世民“广纳狡诈之人”的事也略知一二，便答应了。元吉又道：“秦王狼子野心，若提防不得，请杀之！”
高祖回答：“诸大臣都认为他有平定四海之功，况且，他并无夺太子之位的行动，一旦杀了他，何以向天下人说？”
元吉回答：“他出征时常违诏敕，初平东都之日，偃蹇顾望，不急还京，分散钱帛，以树私惠。违戾如此，岂非反逆？但须速杀，何患无辞！”
高祖不语，元吉见此情形，怏怏而退。
适值李渊要避暑太和宫，按照惯例，李世民与李元吉要跟随。元吉找到李建成道：“到了太和宫，当兴精兵袭取之。抓住他后置土窖中，只开一孔以通饮食。”
建成还是没有同意。不久，李世民抢占先机，发动了玄武门兵变，元吉与建成被杀。李元吉虽然洞烛其奸，但却迟迟得不到下手的命令，是以大败。而李世民却是一个只凭传言就杀人的人。
他的猛将李君羡，因促成了“便桥之盟”，所以李世民当着众臣夸奖道：“使皆如君羡者，虏何足忧！”但就是这样一位功臣却在不久后被李世民杀掉了。早在贞观初，白日接连出现太白星，有太史占曰：“有女人要当皇帝。”其时又有谣言：“当有女武王者。”
有一次，唐太宗大宴群臣，行酒令，各言小名，李君羡就把自己的小名“五娘子”说出来。李世民张着嘴半天没回过神来，好久，才阴笑着说道：“明明是一个男儿，怎么叫女孩子的名字？”
又因为李君羡官邑属县名里都有“武”字，李世民觉得太史之占和谣言很可能要验在这个李君羡身上。他当初想要杀建成太子时也造了许多谣言，难道这个李君羡……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久，他把李君羡调到华州做刺史，又密令御史弹劾他。如他所愿，一份“李君羡与狂人为妖言，谋不轨”的奏书到了他面前，他马上下令斩之。
如果建成太子有一点李世民的狠毒之心，元吉根本就不用死了。元吉临死前很可能后悔，遇到了太子建成这样“老实”的笨蛋，不然，死的定会是李世民，而不是他。
历史就是历史，由不得半点假设。但是因为抱着对建成太子太大的遗憾与对李世民的仇恨，不得不假设一番。从古至今，区分一个君主是否昏与明、庸与聩的标准似乎就是他的业绩。而这种业绩是留给后人的，也就是说，后人才有资格评价谁是明君谁是昏君。这后人里还分两种，一种是文人，一种是普通百姓。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朝代，百姓对上都所知甚少。对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封建社会来讲，百姓诉苦的时间要远大于他想要了解朝廷内部形势的时间。大唐虽然太平强盛，但跟老百姓没有太大关系。所谓太平，不过是收老百姓的税顺利一些;所谓强盛，不过是让*的诸族臣服而已。
现在无法了解当时老百姓对李世民的评价到底是什么样的了，即使有，恐怕也不能置于史书。况且，前面已经说了，老百姓根本就没有时间和心思去参加时政。所以，太平盛世之于老百姓，就是能有短暂的安生时间来过日子而已。
后人中的老百姓会以“明君”二字评价李世民，因为他开创了太平盛世。而后人中的文人却不这样看，他们在肯定太平盛世的同时还会对皇帝之位的来龙去脉进行理论。他们理论的结果就是李世民“皇帝之位”来路不明。在他们这里，“明君”二字已经去掉了“明”字。
在前面我们讲过，贞观之治的出现是高祖李渊奠定的基础和诸多名臣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假设是建成太子当国，根据他的个性与品行，他自然也会将大唐带到太平强盛的境地中来。他还会成为世人眼中的明君。
但他失败了，他没有坐上本该是他坐的龙椅。因为他遇到了李世民，一个比他在心机上要高出许多，但在品德上要差许多的李世民。
李世民夺得帝位后，做了几件让今天的有识之士大加怀疑的事情。
贞观六年(632年)，大臣们都请求李世民去泰山封禅，借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李世民也做如是想。但魏征却反对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什么要干呢？”
李世民只好打消这个念头，但心里的结却并没有马上解开：“魏征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未服、年谷未丰、祥瑞未至呢？”
大概就是出于这种想法，他在贞观六年做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他释放了三百个犯死罪的囚犯“回家跟亲人诀别”，并要求他们在一定期限内返回来。苍天在那一年不知怎么就开眼了，囚犯们居然在规定之期限内都返回来了。李世民大喜之下又把这些人无罪释放了。万民景仰李世民，文人们开始筹划“仁德”之君李世民的教化之道。
大凡天下的蠢事都是因为某种人抱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做出来的。李世民放死刑犯无非是想让天下人知道自己的仁德感化了这些混蛋，但顾此失彼，在天下人赞叹他的教化之功时会怀疑一个问题：既然皇帝的道德感化已经做到了如此之地步，为什么*里还会有这么多犯大罪的人？
中国有句俗语叫“顾头不顾腚”，李世民此举正是此俗语的演绎。
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看国史。贞观九年(635年)，李渊刚一去世，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要看国史，时任谏议大夫的朱子奢就是不给他看，并说，如果您一旦看了，发现里面有不利于自己的地方肯定要修改。如此，后人从史中还能得到什么呢？
李世民在这个时候也不纳谏如流了，用自己夺来的皇帝权力把《高祖实录》与《今上实录》看了个遍。他发现了好多问题，就像我们今天发现别人日记里有对自己的反面评价一样。倘若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就会把写日记的人揍一顿。因为我们没有必要涂改，毕竟我们是个小人物，世人没有了解你的必要。
可李世民不同，他是一朝之主，一国之君。无论是当时人还是他的子孙们还是后人都有了解他的渴望，而解决这种渴望的途径就是看当时的皇帝实录，也被称为起居注。起居注是专门写皇帝日常生活和言论的，皇帝无权干涉，这是历来的传统，历来的皇帝都没有看，尊重史官的职权和地位，而史官也是公正直书，从不掩饰什么，从不害怕皇帝打击报复。但李世民这个所谓的明君却做了一惊天动地的大事，正如他当初杀兄逼父一样的惊天动地。他看起居注给唐朝后来所有的皇帝开了个坏先例，破坏了这个制度。
其实，他只是看倒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至多会留下违反先例的骂名。但他还改。他找来被后世称为奸佞的许敬宗修改之。把玄武门之变和建成太子的事情一概涂改之，实在改不动之处便闪烁其词，于是，史书中便有了唐朝开创之初的一切战役功劳要么是李世民一人所有，要么李建成不过是沾点星光而已。他甚至还诋毁自己的亲哥哥(这可能并不是他本意，而是那可恶的许敬宗搞的鬼)。《旧唐书》里面说“建成、元吉实为二凶”、“建成残忍异常”。这是比较客气的，《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不加细查就开始骂上了“建成庸劣”。
其实把建成太子的品德这样一改，倒反显出李世民的品德不怎么样来了。如果李世民的品德很好，还至于用“踩矬子显身高”这种愚蠢的方法吗？
后世提到李世民，便和贞观之治与纳谏如流等同起来。不可否认，李世民的确让大唐步入了封建史上难得一见的盛世。据说当时丢了东西在路上，回头还能找回来，晚上睡觉不用关门。真是乾坤朗朗，苍天可鉴。
其实，贞观之治的出现先有李渊打下了坚实的经济与政治基础，后有诸多谋臣的辅佐，打一个不雅的比喻，随便放到龙座上一个人，只要不是白痴，都能做到此一点。
关于他的纳谏如流，从贞观后期他和魏征的一段谈话里可看出背后的意义来。
魏征：陛下贞观之初诱导别人提意见;三年以后，见纳谏之人乐之。但前后相比，受谏之勉强已有了。
李世民大惊(被魏征看穿而惊)：你凭什么这样讲？
魏征：陛下初即位时，有人犯罪，您赐以死。孙伏伽谏止，认为此人罪不当死，您赏赐给了孙兰陵公主园，值百万。有人说赏太厚，您说，之所以这样，就是想让人使谏也。但后来柳雄犯罪，戴胄上谏说不当死罪，您只是给予了戴胄一番表扬而已。近日，皇甫德参上书说，修洛阳劳民伤财，您却有点不高兴，还说，国家不使一人，不收一租，我们吃什么喝什么？所以，我知道您对纳谏之事不上心了。
这段话记载于《唐书·魏征传》中，从此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李世民的所谓纳谏，不过是做给人看的。随着后来的贞观之治的出现，他便现出了本来面目。
既然他的纳谏是做给人看的，那么，历史记载的他肚量之大就可想而知了。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世民病危，他以为自己就要完蛋了，便嘱咐太子说，徐茂公这个人太忠义，当初李密*被杀，他不避嫌疑，替他收尸;他的结拜兄弟单雄信犯了死罪，他先是以官爵为单雄信赎罪，后来又割下自己的肉喂单雄信。所以，这个人虽然有才智，但你却于他无恩，恐怕我死后你上台不能服他，我先把他废黜了，等你上台用他为仆射，如果他不服气，就杀了他。
这就是李世民亲口对儿子说的话，徐茂公是什么人？参加了玄武门兵变，在并州十年，突厥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曾当众夸奖徐茂公说，古之卫青、霍去病都不及他。但这样一个为唐朝安定立下汗马功劳的人，李世民却是不放心的。
尉迟敬德，这个在玄武门兵变中出力最多、双手沾满鲜血的李世民的鹰犬后来也不被李世民所放心。他曾看着尉迟敬德的满脸横肉问：有人说你要*，为什么？
满脸横肉的鹰犬气急败坏，“对！我是要*。我跟着您征战四方，身经百战，看看我现在浑身都是伤。天下已定，您却怀疑我要反？”
说完后，还撒娇，把衣服脱了扔在地上，把身体上的伤痕给李世民看。
李世民赶紧挤出眼泪来，“快穿上衣服，我不怀疑你了”。
引上面几件事，无非是想说明一件事：李世民并不是一个有德明君，但看他治理国家之术和杀死建成之策，且可算作是有道(术)之君而已。
他失败了，他没有坐上本该是他坐的龙椅。因为他遇到了李世民，一个比他在心机上要高出许多，但在品德上要差许多的李世民。
他是大唐第一位太子，也是被历史扭曲了多年的真太子。大唐创业之初，他立下了赫赫战功，却被几个混蛋史官一笔勾销。他礼贤下士，温文尔雅，常能提出治国良策，却被几个无耻的御用文人忽略不计。他一直得父皇赏识，被朝野上下爱戴，却因居安而不思危，终被他的弟弟所残杀。
于历史贡献，我们不敢断言他登基后会比李世民做得更好，但绝不会太差。可于仁义道德上，我们敢下定论之于李世民的矫揉造作、阴险毒辣，李建成会更磊落光明、仁者无敌。
诸多人认为李世民是明君，只是出于他对历史之贡献。可历史除了这些，还有更重要的。真正的王道，不掺半点虚伪的仁德，李世民永远缺少这些，而李建成天生就具备。不然，他也不会有君子之心而血洒玄武门。
历史不能假设，所以我们只能叹息地说一声：可惜了一位仁者——太子李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