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长沙“文夕大火” 戴笠负责完成焚城计划

说到长沙抗战，文夕大火是绕不过去的一段历史。在诸多面世的文章中，有一个关键人物却很少有人提及，那就是军统局副局长、“特工王”戴笠。近日，戴笠发给蒋介石的一份电报原件以及各方资料浮出水面，诸多真相得以解密。原来，文夕大火前，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竟然在长沙，严密监控焚城计划……

一份电报，最终使蒋介石痛下决心毁城

1937年，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大批城市沦陷。焦土政策开始被国民*重视，李宗仁还将此策略汇编成册。其时，汪精卫等人对此策略提出反对意见。

1938年10月13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军统局副局长戴笠联名电呈蒋介石，汇报江西九江失陷前未能贯彻焦土作战，被日军获大量物质的情形。原电文为：“九江自沦陷后，暴敌除奸淫烧杀外，并将有历史性及珍贵之物品悉数搬运回国。近将各商店居户搜出之日用品及我军遗弃之大米万余包，分发汉奸与难民以示小惠，或贱价售于苦工以收人心。现市民颇感敌军之来反获利益，宁肯冒险亦不远离。查此实因由我党政军警，对*坚壁清野、焦土抗战之政策，未能贯彻实行，以致资敌利用也。”

同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严令实施焦土政策，并责成戴笠与军统人员在武汉督促方案的执行。然而，*内部意见不统一，武汉警备司令郭悔擅自先行撤退，焦土计划未能全部完成，最终机场为敌所用。

戴笠的这份支持焦土政策的电报，以及武汉等地的失地资源被敌利用，最终使蒋介石排除他议，痛下决心烧毁长沙古城。

严密监控张治中布置计划，以免焚城不力

自武汉失守后，军统总部临时迁到长沙小吴门外东庄米家花园。遵照蒋介石命令，戴笠在长沙坐镇指挥，严密监控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布置焚城计划，以免焚城不力。

11月10日，日军逼近汨罗江一带，戴笠所领导的军统局开始加紧负责撤离人员，分两批，一批从沅陵转重庆、一批从衡阳转重庆。11日下午，蒋介石查看情况后离开长沙时，戴笠前往火车站送行，在车站遇见酆悌，问及焚城准备情况。酆悌告诉戴笠：已经布置好了，由警备司令部负责，保安处协助。同时问戴笠，是否军统局也来参与？戴笠要求酆悌拿出具体行动计划再决定。当晚，戴笠指派军统长沙站的负责人李人士去了解情况，回复却是还没安排好计划。

1938年11月12日上午9点左右，张治中接到蒋介石来电(文侍参电)：“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因蒋介石所发的电报代码是“文”，大火又发生在夜里(即夕)，后称此次大火为“文夕大火”。)

张治中接到电报后，立即召集在长沙的省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会商，亲自指派警备第二团团长徐崑为总指挥，将所属士兵3人编为一组，共100组，负责焚城。同时通知部属如闻警报声，或看到一处起火，即可行动。

电告蒋介石当时起火与混乱状况，任务“圆满完成”

11月12日下午，岳阳失陷。军统此时留在长沙大约有200多人，因无车可派，戴笠要求他的秘书曾坚等领队，乘最后一班火车到衡阳，然后步行从广西、贵州到重庆。随后，戴笠亲自在长沙市内视察，看见秩序混乱，也无警察出面维持，打电话给警察局长文重孚厉声质问，并要求文重孚前来面谈。文重孚见到戴笠后告知，接到酆悌的命令，要求警察集结在各自警局待命，待火起即刻撤出城外。于是，戴笠马上给酆悌打电话询问，得到答复：煤油、炸药已经准备好，但仍无具体行动计划。戴笠鉴于此情况，与酆悌约好，决定晚上10点亲赴警备司令部面商。

11月12日晚9点，文重孚来电话，称酆悌晚上有事外出，届时不必前来。戴笠预感有什么事会发生，马上电话联系酆悌，但对方无人应答。这时戴笠的部下、交通科长胡子萍前来报告，说军统负责运载疏散人员的汽车被警备司令部人员扣留在新军路，用于运送爆破人员与焚城材料。

晚12点，城内外火起，军统本部附近的航空委员会、汽车兵团车厂亦相继起火。戴笠因惦记尚有军统人员在东车站候车，急乘车前往看望，途中见到警戒兵朝天乱放枪。从车站回来后，戴笠将当时起火与混乱状况电告在韶关的蒋介石，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11月13日上午8点半戴笠离开长沙市内，9点在猴子石码头看见张治中的副官在码头找保安处长徐权。下午5点，戴笠改由湘潭渡江，在湘潭西遇见酆悌部属与其行李车，不久该车接到命令返回长沙，调查焚城事件。

文夕大火到底是谁放的？

至此，戴笠结束了在长沙的日子，而他的任务也“圆满完成”。这场大火却一直延烧了五天五夜，导致长沙30000多人丧生，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经济损失约10亿元。

文夕大火到底是谁放的？这一直是史学界探究的谜团。时任国民*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曾认为是军统放的火。但从戴笠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军统只负责监督，并未参与。还曾有谣传*放火，时任湖北省*主席陈诚在回忆录曾明确说：吾深不以为然。目前的公论是，由于南门外伤兵营医院不慎失火，结果被误认为焚城信号，全城一起放起火来，造成震惊中外的“文夕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