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坛庆亲王 从“圣眷不衰”到“葬送清朝”

庆亲王奕劻，在波云诡谲的晚清政坛中，堪称是“权势熏天”的人物。在晚清最后的岁月中，担任了首席内阁大臣以及内阁总理大臣。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可以说一直是“圣眷不衰”。然而，在许多晚清的遗老眼里，他又是亲手葬送了大清*的家伙，这主要是因为他为了钱财，力荐袁世凯的复出，最后甚至在利益的驱使下，帮助袁世凯一起哄骗着隆裕太后退位。

奕劻的祖父是乾隆皇帝第17 子庆僖亲王永磷，父亲是永磷第6 子绵性。在晚清宗室当中，他算得上一位比较有权势的亲王。甚至成为晚清最后三个铁帽子王里的成员。另外两个是恭亲王奕？和醇亲王奕譞。奕？作为晚清最后的议政王，在晚清政局上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而醇亲王奕譞作为光绪皇帝的父亲，成为铁帽子王自然也是无可厚非。但是，奕劻本是宗室疏族，父亲还犯过事。这样的宗室，在晚清车载斗量，能混碗饭吃，已经不错了。但是他却一点点爬了上去，由辅国将军，贝子，贝勒，郡王，亲王，最后成为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自己是首席军机大臣，儿子载振，一个纨绔子弟，也做到了商部尚书。晚清最后几年，外放的官员，不到他家送礼，即使得到了委任，也无法到任。

最关键是，庆亲王的贪腐几乎人尽皆知。时人说他家是“细大不捐，门庭如市”，“异常挥霍尚能积蓄巨款”。著名的《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也提到他家就是中国官场“集市”，连门房都设了“收费站”，当时的人们还戏称庆王府为“老庆记公司”。

既然奕劻贪得如此高调，为什么还能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坛中，从边缘进入到核心，并且一直屹立不倒？究其原因，还是来自于慈禧太后对其的信任与重用，当然还有他对慈禧喜好的把控与奉迎。

慈禧在咸丰年间与其弟桂祥通信，常由奕劻代为捉笔，奕劻虽无学问，却写得一手好字，深得慈禧的好感。而他真正开始被重用，主要是由于慈禧与恭亲王奕？的博弈与争斗。1884年(光绪十年)，慈禧太后再一次罢斥了已经与其争斗多年的恭亲王奕？，本无实权的奕劻因缘得接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主持外交，并进封庆郡王。中法战争暴露出中国海防力量空虚。事后清*总结教训，提出“大治水师”的方针。清廷于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日(1885 年10 月13 日)谕命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奕劻和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会办，第二年，命奕劻在内廷行走。十三年，奕劻代表清*与法国代表在北京签署了续议商务专条和续议界务专条，中国开放广西龙州、云南蒙自和蛮耗为商埠。光绪二十年(1894 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懿旨封奕劻为庆亲王。

戊戌政变以后，朝野排外之风甚烈。奕劻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反对不加区别地杀害传教士和教民。他在二十六年的一份奏折中称涌入京城的义和团是“外来奸民”，说他们“妄造符咒，引诱愚民”，相率练拳，“散布谣言，张贴揭帖”，“藉端煽动”，并说北京洋人教士很多，“亟应设法保护使馆教堂，弹压地面，并访拿匪徒传授拳会暨匿名揭帖之人，获案究办，以免别生衅端”。

奕劻的态度引起义和团愤恨，称他为“二毛子”、“天主翁”。天津的一张揭帖警告奕劻：“你若不改过，悔之晚也”。朝中载漪等人提出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的口号。龙指光绪，虎指奕劻与李鸿章。

载漪这个人人的地位不容小觑，他差一点就成了晚清第二个“醇亲王”。戊戌年后，慈禧将光绪皇帝*于瀛台，并且希望可以换掉光绪，于是就立了一个大阿哥，意思就是储君。而大阿哥的人选就是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载漪在义和团的事情上，几乎是“不明外事，专袒义和团”。因此，载漪等把奕劻看成是必须清除的政敌，义和团们则将他描绘成了大汉奸，攻击奕劻的大字报贴满北京街头，已经失控的民间暴力清晰地将矛头指向了这位王爷。在此后讨论局势的高层会议上，奕劻一概装聋作哑，但从未改变自己的观点。

当然，最后义和团失败了，在八国联军的枪炮声中，老佛爷带着大大小小的一群人开始了逃难。把京城的烂摊子留给了庆亲王和李鸿章。

两广总督李鸿章受命为议和全权代表，到上海后即滞留观望，迟迟不行。太后等西逃之后，大学士崑冈等人与总税务司赫德商议如何善后。赫德认为议和之事，李鸿章来不来无关紧要，但奕劻必须“急速回京”，因他在总理衙门多年，“谨慎平和，为各国所钦佩，是以各国均愿与庆王爷早日商议和局大事”。光绪等接到崑冈等的奏折，发布上谕，“著奕劻即日驰回京城，便宜行事”。又明降谕旨，授奕劻为议和全权大臣，“会同李鸿章妥商应议事宜”。二人虽同为全权大臣，但大事皆决于李鸿章。两人列名给西安行在的电奏，都是李拍发之后，“始知照庆邸”。为此，二人之间还闹了些矛盾。《辛丑条约》签字仪式在西班牙公使馆举行。奕劻在答词中对各国代表的“友好意愿”和“让步”表示感谢，并保证义和团运动那样的事件以后“决不会再发生”。

按《议和大纲》第十二款规定，清*谕令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以庆亲王奕劻为外务部总理大臣。因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奕劻的地位和权力进一步加强。慈禧、光绪等由西安返抵开封，奕劻也于同日赶到迎驾，懿旨赐奕劻在紫禁城内乘二人肩舆，并“赏食亲王双俸”，以资奖励。

1903年，荣禄病死，袁世凯得知奕劻将到军机处任职，立即派亲信杨士琦给奕劻送去1张10万两的银票。奕劻假意推辞。杨士琦说：“宫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所以这些钱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听了这番话，奕劻欣然收下了银票。此后，袁世凯对奕劻“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供奉不断。袁世凯还和小自己17岁的奕劻长子载振结拜为兄弟，与奕劻套近乎。

奕劻没有“辜负”袁世凯的期盼，在荣禄病故的翌日即被谕命为军机大臣。奕劻身兼数要职，内有太后之宠，外有袁氏之助，权位日隆。

奕劻做事，善于猜测慈禧风向，“荣辱忽焉，皆在圣意”，慈禧对其很信任。与八国联军打过一仗之后，慈禧有些心灰意冷，日常政事由奕劻主持。而奕劻则视袁世凯为最可信赖的人，时常向他问计。奕劻、袁世凯两人的*迅速膨胀，投靠奕劻父子、袁世凯门下成了不少人升官发财的捷径。

在清末最后十年中，奕劻与袁世凯沆瀣一气，一个掌朝，一个掌军，不折不扣地完成了一个“大北洋”政治框架，朝野军政，大半北洋。甚至于袁世凯在1909年*，也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北洋系在军事上的垄断地位，这无疑是为清朝的灭亡备好了掘墓人。

奕劻也不是总顺风顺水的，在推动改革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往自己兜里大把捞钱，高调地成为大清国的“首富”之一。晚清两次以反腐败的名义出现的台谏风潮，矛头都直指奕劻。

第一次是1907年的一起“权色交易”。奕劻的儿子、商部尚书载振出差路过天津，看中了名歌姬杨翠喜，候补道段芝贵随即用重金为美人赎身，献给载部长。如果到此为止，无非是一段风流佳话而已。但不久，段芝贵便被破格提拔，一跃成了黑龙江巡抚，御史赵启霖立即上奏弹劾，认定是“性贿赂”。朝廷派了载沣等人去查，结果“查无实据”，赵启霖反被革职，激发了御史们公愤，最后，赵被复职，段巡抚被免职，载部长主动辞职。

第二次是三年后(1910年)，另一御史江春霖又向奕劻发难，弹章的题目就是《劾庆亲王老奸窃位多引匪人疏》，火药味很浓，震动朝野。江被责为“沽名钓誉”、“莠言乱政”，但处分仅是“回原衙门行走”，换个工作岗位，结果江干脆辞职，炒了朝廷的鱿鱼，一下子名动四海。御史们群起效仿，“不让江氏一人独为君子，访查中外大臣劣迹，联名入奏，以尽职责”，掀起了舆论监督的大高潮，逼得奕劻只好请假躲避。

经历了这两次风云的奕劻并没有收敛起自己贪腐野心，虽如此还照样圣眷不衰，不仅得到了“铁帽子”，而且其妻妾中还封了6位“福晋”，超出了清制规定的亲王只能封5位福晋的限额。

光绪三十四(1908)年后的慈禧太后一病不起，开始准备身后之事。上谕授载沣为摄政王，并命将其三岁的儿子溥仪抱宫内教养。溥仪即帝位，优赏奕劻“亲王世袭罔替”。后来因为受江春霖弹劾的缘故，其心腹袁世凯被免去一切职务，让他“回籍养疴”，庆亲王的权势也大为减弱。宣统元年(1909 年)六月，奕劻被开去管理陆军部事务之职，载涛任军谘府大臣，掌管陆军。年底又开去奕劻陆军贵胄学堂差使，以贝勒载润接替之。翌年第一次国会请愿时，奕劻曾对代表说：“我亦国民一分子，自必帮忙”。三年(1911 年)清廷正式宣布撤销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徐世昌为内阁协理大臣。

武昌起义爆发后，举朝人心惶惶。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与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第一个想到能挽回局势的，就是袁世凯。而能说服载沣重新起用袁世凯的，也只有奕劻。1911年10月14日，由奕劻提议起用袁世凯，那桐、徐世昌随声附和。不久，袁世凯代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重新组阁，奕劻改任弼德院总裁。

此时载沣虽被架空，但毕竟还是监国摄政王，也是海陆军大元帅，拥有管辖调遣禁*之权，仍然对袁世凯构成一定的威胁。为了彻底除掉这个障碍，袁世凯伙同奕劻，告诉隆裕、载沣，“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隆裕问：“可否求外国人帮助？”奕劻说：“等奴才同外国人说说看。”过了两天，奕劻说：“外国人再三不肯，经奴才尽力劝说，他们才表示，革命党本是好百姓，因为改良政治，才用兵，如要他们帮忙，必使摄政王退位。”在奕劻、袁世凯的哄骗之下，隆裕让载沣退出监国摄政王之位。

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拥兵自重，琢磨着如何能让小皇帝退位，而他当时逼宫时拉拢了两个人，一个是隆裕太后身边的当红太监小德张，另一个就是庆亲王。为了能让他们劝服隆裕太后甘心退位，袁世凯向他们二人各自行贿了300万两银子。

奕劻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他对隆裕说：“革命军队已有5万之众，我军前将士皆无战意。”又对载沣说：“全国已去大半，幸能偏安，亦难持久。果能融合满汉，改良政体，似不妨和衷商办。若因固执而至决裂，则满人均为我一家所累。”载沣闻言，放声大哭。

1912年1月17日御前会议上，奕劻、溥伦主张自行退位，颁布共和，奕劻说：“要想保全皇室，除了走共和的道路之外，恐怕没有别的好办法。”但溥伟、载泽坚决反对，没有结果。第二天再开御前会议，仍无结果。会后，以良弼为首的宗社党等十余主战派前往庆邸，围攻奕劻，但奕劻不改主意。

1912年2月12日，清廷接受优待条件，宣布清帝退位。清廷大厦将倾之关键时刻，奕劻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有人这样评价奕劻：“以理内政，则内政无不荒，以理外交，则外交无不败……奕劻于皇族中，固断送满清之第一罪人矣。”

清帝退位后，奕劻迁居天津。凭借多年积累的不义之财，奕劻在那里度过了优裕闲适的6年时光，于1918年病死寓中。而他大多留给后人的，是他在晚清时期的巨贪形象，在1911年《泰晤士报》刊发《庆亲王外传》一文中曾爆料称庆亲王仅在汇丰银行一地的存款，就达到200万两之巨。奕劻去世后，其家人请求谥号。末代皇帝溥仪本想给奕劻“谬”，“丑”、“幽”、“厉”等恶谥，但最终采纳上书房意见，给了一个“密”字，意思是让他“追补前过”，在清代亲王谥号中，“密”是最差的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