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乱世的时候哪位国君严惩贪官不手软？
五代十国时期虽是乱世，但仍出现了一位宽仁爱人的明君李嗣源。然而，后唐明宗李嗣源开明是开明，但惩治贪官污吏污却毫不留情。譬如汴州的管仓官吏由于犯贪赃罪被查处时，李嗣源的旧将王建立因与其有亲戚关系，便为其求情，请求减轻处罚。在古代，特别是唐朝的法律中有一些条文就是规定了官吏和贵族享有的特权，他们如果犯罪，可以先请求皇帝裁决，如果皇帝认为可以减免处罚，就依照皇帝的意思办。李嗣源继位后对这些特权不再照顾，他对王建立说：“王法无私，怎么能因为是你的亲戚而照顾呢！”于是，下令将管仓官吏拉出去处斩。
还有一次，供奉官丁延徽监仓自盗，犯下贪污罪。但由于他平时巴结权贵，行贿攀附，所以犯法时侍卫使张从宾便向李嗣源求情宽恕。李嗣源怒斥道：“食我优厚的俸禄，不知为国做事，反而偷我仓储财物，论罪当死！现在就是苏秦再世，也不能说服我给他减刑，你说也没有用！”然后命令处死，毫不姑息。
对于李存勖曾经重用聚敛民财的租庸使孔谦，李嗣源也是顺应了民意果断诛杀。并在所发诛杀孔谦的敕书中写道：“其使生灵涂炭，军士饥寒，成天下之疮痍，极人间之疲弊。”但是，李嗣源还是明智地宽恕了他的家属，只没收了他的家产，没有株连九族。
为警示他人，李嗣源还下了诏书，禁绝一切腐败事项，并实施“追责制”。诏书中说，百官中有人任人唯亲，干涉朝政，勾结犯法，扰乱正常秩序，从此以后，一律禁止。再有营私舞弊的犯法徇私者，原来举荐的官员也要贬官或者发配流放。
虽然对贪官污吏李嗣源处罚起来毫不手软，但是对清官廉吏李嗣源则是褒奖有加。宰相李愚得病时，李嗣源派近臣翟光邺前去探视问候，翟光邺看见李愚家徒四壁，病床之上也仅仅是一条破毯子，与官宦之家常见的雕梁画栋、锦衣绸缎、山珍海味不可同日而语。翟光邺回去后向李嗣源如实汇报了所见的情况，李嗣源听了很受感动，下诏赐李愚绢一百匹，钱十万，床上的铺陈之物共十三件。
对于敢于直言上书言政事的忠臣，李嗣源也是很高兴地给予赏赐。大理寺少卿康澄给李嗣源上书，提出了国家不足惧之事有五种，深可畏之事有六种。不足惧的事包括天上神灵发怒的自然现象，如星象有了异常、庄稼受灾等，还包括小人的谗言，康澄认为不必为这些人力无法影响的事情而影响了正常的施政行为。他又列举的六种可畏之事：即贤人藏匿、四民迁业、上下相徇、廉耻道消、毁誉乱真、直言蔑闻。他建议李嗣源对于不足惧的，“存而勿论”;对于深可畏的，要用心采取措施，避免可畏之事出现。李嗣源看后，非常高兴，下诏对他进行奖赏。
李嗣源在打击贪污浪费的同时，自己却非常节俭。在修广寿殿时，负责工程的官员请求用丹漆涂饰，再修得华丽一些。李嗣源却说：“这个宫殿因为被烧过，所以不得不修，只求宏伟壮观即可，不求华丽。”和李存勖比起来，李嗣源显得非常简朴，也非常明智。
为节省国家开支，李嗣源下诏在边疆设置马匹买卖场所，不许少数民族再直接进京献马。早先，党项族人和其他部落总是以献良马为名，将良莠不齐的马匹送到京城来，朝廷就照价给他们钱，但再加上他们住宿吃喝以及得到的赏赐，要花费不少钱物，造成极为严重的浪费，给国家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李嗣源了解情况后，当即下诏，禁止党项和其他部落再到京城来献马，只在边疆一带设马场交易，因此大大节省了开支。
李嗣源是一个很谦虚的有道明君，他时常教育儿子说：“我少年时遇上乱世，在马上取得功名，没有时间读书。你要用心读书，不要像我这样目不识丁，成了文盲。我已经老了，也没法再读书了，只是听别人讲，才明白一些道理罢了。”李嗣源虽然书读得很少，但安邦治国却做得很好。
李嗣源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他下诏废除了一些地方巧立名目加收的捐税。譬如“省耗”，“耗”，指的是粮食和银子的损耗。粮食在储存和晾晒的过程中可能会被老鼠和鸟类吃掉一些，而百姓的散碎崐银子在重新熔铸成银锭的过程中也会有一点损失。所以在征税的时候，官府就将这些损耗预先加收，一些贪官污吏则借机加大征收比例，中饱私囊。李嗣源就将这些不合理的税收废除了。
当时一些富户和官宦人家相勾结，订立虚假的卖地契约，以此来逃避赋税和徭役。地方官吏为了征够赋税，就将这一部分逃掉的赋税平摊，加到百姓身上。为防止地方官吏从中牟利，李嗣源下令将帐簿直接送到**，由*部门来征收赋税和徭役。假如有人隐瞒田地亩数，被人举报，举报人将获得奖励，然后加倍征收该户的赋税。
另外，又免去了原来征收的每亩五文的道桥钱，将五文酒曲钱减少到三文。对百姓生活影响很大的债务利息也明文限制：债主得到的利息如果已经达到本钱的数额，就禁止再收利息，只准收回本钱;如果利息累计数是本钱的两倍，本利都不准再收;这些限制对百姓来说，确实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将一些被债务压得无法生活的人解脱出来。由此可见，说李嗣源是五代时期的明君不是妄言。
后世这样评价李嗣源：后唐明宗为人纯质，宽仁爱人，在位时，力除后唐庄宗时的弊病，广纳建言、关心民生、严惩贪官、不迩声色、不乐游畋，鲜少发生战事，百姓得以喘息，可称之为明君。其晚年的重大失误：无法解决任圜与安重诲的矛盾，使任圜被冤杀;无法解决两川问题，使后蜀其后独立;听信谗言，使安重诲夫妇于自宅被处死;久不立太子，使次子秦王李从荣从怀疑，致政变，到被杀，动摇了国本;其后续位的后唐闵帝昏庸无能，周遭又是一些无用之辈，因此，后唐很快也就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