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历史上诸葛亮北伐失败背后的战略误判

荆州失守及后来刘备为夺回荆州而发动的蜀吴之间的战争，以刘备一方的失败而告终。刘备在长期军阀混战中所建立的军事实力遭到致命的打击，许多将领如关羽、糜芳、傅士仁、黄忠、黄权、潘浚，冯习、张南、吴班等或死或降，士卒物资等的损失更为严重，史称蜀军“舟船器械，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有人认为荆州之失在用人不当，不过假设刘备用人得当，能在兵力分散的情况下保持荆州吗？退一步说，即使能保持荆州，能避免与东吴之间的战争吗？而一旦蜀吴之间为荆州而爆发战争，孰胜孰败，对刘备一方来说，损失都是无法避免的。如果蜀方不能大胜，这场战争的长期化也是可以预见得到的。正如赵云所说：“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三国志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希望在保有荆州的同时，联合孙权分途出击，等于让孙权替刘备打天下，这个如意算盘打得太响了。

彝陵战役之后，诸葛亮在一段时间内采取与吴联盟，稳定后方及内部的策略，使蜀汉得到喘息的机会。经济上有恢复及发展，南征平定孟获等后，后方也获得安定。但此后的北伐，是蜀汉战略上的又一大失误，并因此直接导致了蜀汉的败亡。“北伐中原”，争夺天下，是蜀汉的一贯战略。这一战略本身无所谓错，但是诸葛亮对敌我双方的实力以及军事上实现这一战略的可能性缺乏正确的估计，又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己方的策略，从而陷入军事上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之中，导致失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寿论诸葛亮所谓“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的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蜀将魏延曾有分兵出子午道的计划，诸葛亮以此计划“悬危”，而未予采纳。有人据此认为这是诸葛亮缺乏“应变将”的表现。不过，现代史论者大都同意诸葛亮的处置。因为，子午道道路险峻，对大军作战，行动、后勤运输，均十分不便。如遭遇对方据险反击，后果严重。即使魏延能出子午道占领长安，在魏军反攻之下，以五千兵力能坚持多久呢？而一旦战事不利，诸葛亮的主力(出斜谷)无法予以任何帮助，魏延军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蜀汉军力有限，诸葛亮不肯拿蜀军有限的实力作毫无把握的冒险，这是正确的。事实上，单以用兵指挥、计谋等来说，诸葛亮是很高明的，太和二年出散关攻陈仓不果，退兵时用计斩魏将王双;太和四年故技重施，退兵时伏兵射杀魏“良将”张颌;司马懿与蜀军交手，也被打得大败，蜀军“获甲首三千”。但之所以局部虽获得若干胜利，全局仍毫无起色，原因即出在诸葛亮不顾时机，坚持北伐，这一短视行为上。

当时魏国无论在国土、人口、经济等各个方面都远在蜀国之上。所谓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小国胜大国，都是有条件的，比如对方发生大规模内乱，或经济萧条陷入困境，或对方在对外战争中遭受大的失败等等。而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曹操作为一个优秀的军事战略家，早已看出魏蜀吴之间战争的长期性，转而采取加强巩固内部经济，军事上取战略防御的方针(《三国志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后面我还会提及此点)。而诸葛亮对此显然缺乏正确的认识，始终拘泥于“北伐中原”，势必陷入军事冒险之中。从军事角度看，蜀占据汉中南郑，而魏占陇西、长安两大要点，双方隔秦岭山脉对峙。无论从哪一方来看，都是攻难守易。当时川陕通道一共四条：嘉陵道、褒斜道、骆谷道、子午道。其中骆谷、子午两道不适合大军行动，无论魏国南征或蜀汉北伐，一般都取道嘉陵或褒斜。褒斜直接联系汉中，交通近捷，但坡度过于险峻。嘉陵道有嘉陵水运之便，谷道较为平坦，沿途州县较多，考虑到军粮转运，行军、宿营等等问题，嘉陵道是最主要的通道。自汉高祖出汉中定三秦，到东汉初刘嘉和延岭战，冯异和李育等战，到汉末曹操自长安攻汉中张鲁，一律取道嘉陵。三国时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历次战斗也都在嘉陵道。诸葛亮北伐，三次出嘉陵道，只有一次出斜谷。姜维伐魏，一次出骆谷。魏伐蜀前后三次，出子午、骆谷、褒斜各两次。南北朝大小战争十多次，几乎全部沿嘉陵江线。隋唐时德宗避乱南郑，出骆谷道，但无川陕间战争。五代战争路线也大都在嘉陵道，出褒斜和子午只分别一次，且并非主力。金、元侵略四川也大抵皆沿嘉陵道，褒斜道只一次。明清川陕交通一般都沿褒斜道，但战事一起，嘉陵道就又出现，如李自成数次自四川取嘉陵道，出阳平关，往关中或甘肃。清初进军四川，也走嘉陵道。综上所述，川陕间战争路线就是这么几条，而主要的线路又集中于嘉陵道。这对于防守一方来说，是很有利的，因为非常容易判断对方的主要进攻方向。事实也是如此。比如，刘备阵斩夏侯渊，夺取汉中后，曹操亲自率大军进攻汉中，刘备“敛众据险”，不与曹操交锋，魏军不得不撤退;诸葛亮数次进攻魏国，司马懿“敛军依险”，诸葛亮也无可奈何;诸葛亮死后，曹爽率大军出骆谷道伐蜀，蜀军屯汉中兴势山待敌，魏军不能胜，反而在退兵时被伏兵邀击，遭受损失。

因此，蜀汉一方的战略进攻，虽然声势咄咄，但究其实际，除了劳民伤财之外，毫无用处。即使再有若干局部胜利，也无补于事。单军粮运输一项，即难以解决。诸葛亮虽然采用“木牛流马”以及选择若干地点建立粮仓等方法，都无法解决“千里馈粮，士有饥色”的问题。最后在渭水屯田，摆出打持久战的架势，也是穷余之策，无效果可言(因为大军远征，用粮主要仍得靠后方运输，“南泥湾”只能解决一小部分)。反观魏国，赤壁之战后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以逸待劳，反复挫败了蜀汉的攻势。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魏散骑常侍孙资就提出：“武皇帝(曹操)圣于用兵，察蜀贼栖于山岩，视吴虏窜于江湖，皆扰而避之。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诚所谓见胜而战，知难而退也。.....夫守战之力，役三倍，但以今日见兵，分命大将据诸险要，......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疲敝”(《三国志刘放传》注引《孙资传》)。后来司马懿、曹真西御诸葛亮，主要即依据这一战略方针。

有人认为诸葛亮的北伐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牵制了魏军长期在长安、陇西一带作防御战，尤其是取武都、阴平后，战争始终在魏国境内，使蜀汉内部得到了安定。其实，蜀汉连年用兵，将诸葛亮在经济上取得的一些成就消耗殆尽。诸葛亮死后，蒋琬等当政，都采取持重的防御战略。魏国的几次进攻，也都被击退。到姜维掌握军权后，又再次实行了诸葛亮的北伐战略，几乎年年出兵。结果造成经济萧条、人民厌战的局面，从而最终崩溃。当时全蜀“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可是“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三国志后主传》)，平均九个人负担一个士兵，七户人负担一名官员。东吴派往蜀汉的使者称：“经其野，民皆菜色”《三国志薛综传》)。这样的政权，自然无法维持下去。退源祸始，不能不说诸葛亮的北伐战略实在是大错而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