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是什么派 林则徐流放之后发生了什么

林则徐是什么派，说到林则徐，相信大家第一个念头就是虎门销烟，林则徐其实就是虎门销烟的领导者，那么我们就很好奇林则徐属于什么派，下面为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林则徐，看一下林则徐被流放之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希望大家对于林则徐这个人物可以有更多的了解，在流放之后到底又有着什么样的成就。

林则徐什么派

魏源(1794～1857)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

林则徐：1785年~1850年，清朝后期政治家、思想家;

林则徐和魏源是同一个时期，属于地主阶级：抵抗派：主张是：“开眼看世界”

而洋务派则是后起之辈，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1851年—1864)过程中逐渐形成、壮大的政治派别。这一期间，林则徐、魏源也先后离世(1850、1857)

洋务派的主要代表在*是以奕昕、文祥为代表的满族官员，

在地方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汉族官员。

林则徐流放之后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以虎门销烟、奋力抗英而闻名中外，成为一代名臣、民族英雄，为后人称颂。但也是因为禁烟和抗英，使林则徐成了朝廷的一名“罪臣”，遭受了5年悲壮的流放生活。

功臣当了“替罪羊”

林则徐在广州的禁烟功绩，最初得到了道光皇帝的充分肯定。1839年7月28日，道光帝阅毕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报告，欣喜万分，誉为：“可称大快人心事！”不久，林则徐过55岁生日，道光帝又亲笔书写“福”、“寿”二字的大楷横匾，差人送往广州，以示嘉奖。不久，林则徐先后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两广总督。

但时隔不久，林则徐所面临的形势就迅速恶化起来。1840年6月，英军派舰队*珠江口，进攻广州。林则徐严密布防，使英军的进攻未能得逞。英军受阻后沿海岸北上，于7月5日攻占定海，8月9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威胁北京。这时，道光帝惊慌失措，急令直隶总督琦善前去“议和”;又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查清英军攻占定海的原因，究竟是由于“绝其贸易”还是“烧其鸦片”，意欲将林则徐作为“替罪羊”。

从此，各种诬陷、打击和指责连续降临到林则徐的头上。琦善是妥协派的骨干，当然不会错过这一陷害和打击林则徐的机会。他声称英国所不满的只是林则徐一人，只要清廷惩治林则徐，所有问题都可解决。其间，林则徐两次上奏，大胆陈述禁烟抗英的合理性和正义性。道光帝翻脸，指责林则徐简直是一派胡言，实在可恶！

9月29日，道光帝下旨，革了林则徐的职，并命令“交部严加议处，来京听候部议”。这只是林则徐受到的初步惩罚，后面还有更严重的惩罚在等待着他。10月25日，林则徐又收到吏部文件，通知他暂留广州，等待新任钦差大臣琦善的审问和发落。1841年5月1日，林则徐又接到圣旨：降为四品卿衔，速赴浙江镇海听候谕旨。到镇海后，林则徐积极参与了当地的海防建设事宜，力图“戴罪立功”。不久，接替琦善的靖逆将军奕山在率军与英军作战中打了败仗。为了开脱罪责，他竟造谣说，英方是愿意议和的，他们恨之入骨的只有林则徐一人。言外之意，就是必须再次惩办林则徐，英方才能罢兵议和。道光帝求和心切，便把广州战败的责任再次归罪于林则徐，说他在广州任职时没有积极筹划防务，以致英军发起进攻后，奕山招架不住。6月28日，道光皇帝下旨，革去林则徐“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遣戍途中治水患

林则徐再次遭到惩办，真是晴天霹雳。他深感报国壮志未酬，却身蒙不白之冤，心中充满悲伤和愤慨。他自制印章一枚，上刻“宠辱皆忘”四字，意欲把以往皇帝对自己的所有宠爱和屈辱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对仕途心灰意冷，今后但愿能为民众多做些好事。1841年7月14日，他怀着忧郁伤感的心情，一一告别前来送行的友人，凄然乘舟离开镇海。

但是，林则徐毕竟做过高官，也不是平庸之辈，只要有机会，他还是会去“戴罪立功”。在路过扬州时，林则徐接到道光帝的谕旨，要他推迟赴伊犁，先到河南开封去协助治理水患。

原来，这年8月初，黄河水势猛涨，开封西北祥符堤防决口，淹没了河南、安徽所辖六府十余县，开封城被洪水围困，当地官员惊骇万状，束手无策。清廷急命军机大臣王鼎赶赴河南治水。王鼎是林则徐的至交，他乘机向道光帝提出：林则徐做过东河河道总督，是治河能手，可以让他到河南协助完成抢堵决口的任务。王鼎的请求得到道光帝的批准。林则徐接到谕旨后奔赴开封城，旋即来到堵口工地，投入治河工程。他日夜奔波，亲自督率民工挑土筑坝。经过6个月的艰辛努力，1842年3月19日，坝口终于合龙，制住了水害。

到开封治河效力“赎罪”，本是道光帝给林则徐许下的诺言，但这一出自圣口的诺言却没有兑现。林则徐抢堵黄河决口，功劳最大，理应可以受赏免罪。王鼎也上奏道光帝说：林则徐治河认真得力，论功行赏应是第一，请皇上撤销对他的处罚，委以重任。但道光帝居然食言不认账，就在河工合龙之日下达了继续惩治林则徐的圣旨：“林则徐于合龙后，著仍往伊犁。”

虽心怀寒酸，但皇命难违，林则徐只能继续上路西行，踏上了前往伊犁的艰难旅途。

旅途中，林则徐曾因病滞留西安3个月。病体初愈后，他便告别不辞万里赶来送行的夫人，由两个儿子陪伴着继续向伊犁行进。他在离别家人时，写下了千古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1842年12月10日，林则徐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伊犁。在伊犁，林则徐在精神上感到最不愉快的事情是失去与家人、亲友通信的*。作为一个充军到边塞的官员，林则徐的言行都要受到严密监视，连来往信件也要被拆封检查，有些甚至被退回。为了能够保持与家人和亲友的正常通信，了解国家大事和海防情况，林则徐得到了伊犁将军布彦泰的大力帮助，借用官方信封将林则徐的书信寄送关内。

此外，布彦泰还让林则徐借阅只准在职官员阅读的、一种叫做《京报》的内部资料。就这样，林则徐在迢迢万里之外的边陲，继续与家人、师友保持联系，能够继续了解到时局、国事。由于这些消息和材料来之不易，林则徐将它们视为珍宝，都一一抄录、编辑，汇集成两册《衙斋杂录》和一本题为《软尘私议》的笔记，多少冲淡了一些郁闷心情。

垦荒屯田修水利

林则徐到*后，不仅看到了沙俄的勃勃野心，还目睹了这里的荒凉景象。林则徐认为，要充实边防和改善人民生活，最好的办法是实行屯田备边。他建议将垦地分给当地*人民耕种，并把原来的屯兵制改为操防制，使边防驻军既从事耕种土地，又进行军事训练，做到屯田与边备结合、兵与民结合，在西北边疆筑起一道铜墙铁壁。

鸦片战争“替罪羊”林则徐流放*大有作为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林则徐向布彦泰将军提出开垦荒地的要求，布彦泰采纳了这一意见。从1843年秋天开始，林则徐以他衰老的病躯，不辞劳苦，当起了“愚公”，负责开垦惠远城东边的阿齐乌苏荒地。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繁重的工程。要将不毛之地变成可以耕种的良田，必须开挖渠道，引水灌溉。林则徐带领民工，挑挖沙石，建坝筑堤，足足耗时一年零四个月，用工10万余，最终修成一条6里长的主干大水渠。水渠修成以后，为当地垦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屯田收到显著效果。到1844年11月，林则徐已开垦了大量荒地：阿齐乌苏地区33350亩、阿勒卜斯地区161000亩。

布彦泰在林则徐的垦地成功后，给道光帝写了一个奏章说：林则徐到伊犁后，劳绩可嘉，是一位好官，平生所见之人，再也没有比林则徐更好的了，如此有用之才，废置边塞，实在可惜，要求对他既往不咎，重新起用。但由于投降派从中作梗，道光帝不仅没有采纳布彦泰的这一建议，反而命令林则徐到*继续开垦荒地。

布彦泰见林则徐年老多病，便关心地问：是愿意去远的地方还是愿意在近的地方？林则徐毫不犹豫地回答：“林某愿远”。启程后，林则徐到一城，查一城，一年之内先后到达库车、乌什、阿克苏、和阗等九座边城，行程3万余里，足迹遍及天山南北的广袤地域，丈量和查勘垦地共计689718亩。从1843年秋到1845年11月，大约两年的时间，林则徐在*百姓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下，总共开辟各方屯田884068亩。有书籍记载林则徐的这一功绩说：“由于林则徐的查勘开垦，使*的大漠广野，都变成肥沃良田，农户炊烟相望，田野耕作皆满，合兵农为一体，每年为国家省经费无数，回民的生计亦由此而充裕。”

林则徐在开垦荒地中，都十分重视兴修水利，改善农田灌溉。在吐鲁番，他发现一种被当地人称为“卡井”(坎儿井)的水利设施，看到水在土中穿穴而流，惊叹不已。后来经询问当地群众，才知道这是一种因地制宜、可长期采用、效果良好的地下水利工程。他很快就把这一灌溉方法加以改进：增挖穿井渠，每隔丈余挖一口井，连环导引水田，使井水通流。并推广到*各地，使“卡井”有如繁星满天，在伊犁河谷一带到处出现。*百姓就把“卡井”称为“林公井”，把水渠称为“林公渠”，以表示对林则徐造福地方的深切怀念和感激。

此外，林则徐在*还积极传播纺纱技术。内地人民使用的纺车，很早就传入吐鲁番等产棉地区，但一向不被重视。林则徐认为，像吐鲁番这样的产棉地区，棉多质好，更应该提高棉纺技术，改善纺纱质量。在他的倡导下，各地纷纷采用纺车，使内地的纺纱技术得到比较广泛的推广。当地人民为了纪念林则徐的这一贡献，便把他推广的纺车称为“林公车”。

跑遍*的林则徐绘制了很多翔实的边防地图，专门送给钦差大臣左宗棠，为左宗棠后来收复*帮了大忙。

到1845年，鸦片战争早已尘埃落定，投降派官员的罪恶真相大白。这时，道光帝终于良心发现，觉得还是林则徐可靠。于是，这年10月28日，道光帝以布彦泰奏陈林则徐在*开垦功绩为由下诏，命林则徐回京以四品京堂候补。

至此，经过5年的苦熬，已经61岁的林则徐终于摘掉了“罪臣”的帽子。后来，林则徐又得到朝廷的重用，先后被任命为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并因制止回、汉冲突有功，被皇上授予“太子太保”头衔，赏戴花翎，重登人臣之极的地位。1850年10月17日，已经告老还乡的林则徐，又被新登基的咸丰皇帝再度起用，派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镇压天地会起义。但抱病出征的林则徐，未及抵达广西，便于11月22日病死在广东潮州普宁县行馆，终年6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