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功臣为何反而支持袁世凯称帝
谈及袁世凯洪宪帝制开启的标志，筹安会的成立往往被视为最重要的时间节点，这在时人和后世的记载中多可寻绎。据记载，当1916年各省反对帝制声势急涨之时，袁世凯已开始与身边亲信几次密商取消帝制。就在发布退位申令的当口，袁氏几经犹豫反悔，诸妃、长子更是纷纷哭谏，吁请坚持到底。袁长子克定在最后的恳请书中，开首即言：“由筹安会发生以来，讫于今日，已历七阅月矣。”(许指严：《新华秘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161页)民初久处京师、对洪宪史事颇多闻见的革命元老刘成禺，在《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中也多以筹安会的发生作为袁氏帝制活动大肆开始的标识。此外，曾担任袁世凯机要秘书的张一麐在为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所作的志语中，也以筹安会事起作为其洪宪帝制经历的开始(《袁世凯与中华民国》江东阿斗志)。
筹安会的缘起
因此可说，袁世凯洪宪帝制的由来也就是筹安会的起源。不过，记载追究袁世凯清末民初的称帝野心由来的正史、野史、秽史，以及各种掌故、笔记层出不穷。翻开这些记述，张一麐的记录最为笔者所相信。张氏自清末便担任袁世凯的机要秘书，深受亲信，但在袁世凯帝制最火热的关节，张氏一反众人的阿谀攀附，力劝袁氏勿跳火坑。加上张氏为人正直清醒、忠义双全，故其留下的种种笔记和回忆可以看作当时的实录。
张氏作为亲历者，指出洪宪帝制的起源实在伏根甚久。在张氏的追溯中，首先被提及的是辛亥年冬，在南京临时*派员北上迎袁世凯南下时发生的兵变，当日某公子(应即是袁克定)曾召集中下级军官欲夺清帝位，但被冯国璋所阻，此为初步试验。第二是癸丑之役，即二次革命时期，张勋属下曾欲劝张氏请愿大总统为大皇帝，为张喝止。第三在1915年9月，当国体争论激烈，参政院认定改变国体不合事宜之时，安徽倪嗣冲入京欲再效陈桥兵变事，拥戴袁氏称帝。的确，当二次革命民党溃败、领袖外逃之后，袁世凯周围攀龙附凤之徒纷然崛起(张一麐：《五十年来国事丛谈》《记筹安会始末》)。
后来列名筹安会的严复在帝制结束后不久与学生熊纯如的信中，回顾民初袁世凯往事云：“项城自辛亥出山以来，因缘际会，为众所推，遂亦予圣自雄，以为无两。自参众两院捣乱太过，于是救时之士，亦谓中国欲治，非强有力之**不可。”严复所谓的“因缘际会”大抵正是张一麐所述的几次关节，因为即使如反对洪宪帝制的张氏也承认，辛亥和癸丑这两次称帝时机远远好于后来的洪宪帝制。
不过帝制运动还是直到1915年才开始有大的动静，而筹安会的发起，除大事件之外，还有小细节。有研究认为，在1915年解决对日问题后，投机政客徐佛苏、丁世峄等窥伺出袁世凯的隐衷，秘密呈请袁氏改行帝制，袁曾命长史夏寿田就商于杨度。袁氏本意是想由杨度做一居间人，幕后指挥徐佛苏等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团体，并网罗一些名流参加，借为帝制打下基础。又因为杨度自清末已入袁世凯之幕府，袁系的色彩太浓，袁氏本不愿其出面。可杨度却宁愿亲自出马，不愿做无名英雄。最后夏寿田转达极峰的意见，命杨氏联络当时知名之士研究帝制问题，于是就有了“筹安会六君子”，即由杨度领衔，加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共计六人(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二集，中国友谊出版社1992年版，56、57页)。
这所谓“筹安会六君子”，在当时筹安会宣言发布时(1915年8月14日)，其所排座次便是如此。而座次自有座次的道理，后来帝制取消时，追究帝制祸首也仅以为首的杨、孙二人入围。不过就后世的知名度而言，杨度为筹安会长，自不必在谈论此会时多言。严复为西学东传之渊薮，刘师培以古文考据著称，二人于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占据极高地位。其余“六君子”中的孙毓筠、李燮和、胡瑛诸人，实则皆因辛亥年的革命而各有其历史地位，并非籍籍无名之辈，但究竟这几人在洪宪帝制期间扮演何种角色，尚可再加缕析。故本文以后几位参与洪宪帝制的活动为主要叙述主题，排比史事。
孙毓筠的过与悔
孙毓筠，字少侯，安徽寿州人，与清末的状元大学士孙家鼐为同族，且颇有家资，清末时已捐过道台。后因看了些佛经，受其感化，决定毁家纾难参与革命。在被清廷逮捕后，又因家世关系，两江总督端方卖了面子，使孙毓筠未获极刑。
辛亥革命爆发时，先前由南京转移*于安徽的孙毓筠因早年参加革命的资历和功勋，被推为安徽总督。虽之后很短的时间内，孙氏因在皖省权力斗争中失败而*离境，但凭其前后身份，为袁世凯所看重。袁氏希望以孙氏来分化革命党，借其革命名士的身份为帝制活动掩人耳目。
孙毓筠在离开安徽后，便到了北京。据其晚年自述(孙毓筠：《我对于一切人类的供状》，《星期评论》1919年12月21日)，初到北京时就与袁世凯有过会面，且深受重视。当时的孙毓筠认为袁世凯虽不可能实行共和政治，但人民对其武力统一很有信仰，而若于此时对抗，则于己身不利。故孙氏入袁世凯彀中，虽未曾担任袁氏授意的教育总长和陕西省长诸职，却依次参与过与袁世凯有深切政治关系的国事维持会、政友会，当过国会*，后来更是做了袁世凯操纵的约法会议的议长。彼时孙毓筠因领有袁氏慷慨馈赠的大笔进项(孙自称每月三千元)，故能沉湎于鸦片和古董字画，在京城以豪客自居。
从当时留下的文字可以发现，孙毓筠是“筹安会六君子”中杨度之外，最为积极，也无需邀请的人员。筹安会以杨度为会长，孙毓筠则是副会长，杨、孙二人也确是该会活动的主要主持人和操弄者。朱德裳就曾记载云：“筹安会起，最初以为是慈善组织。而往往在北京饭店开会，主席者非杨度则孙毓筠。”(《三十年闻见录》，岳麓书社1985年版，10、11页)另外，当筹安会创立，有绅民上书反对其在*体下讨论进行所谓帝制问题的研究，甚至有请重责取缔者。如李诲上书内务部(鹤唳生：《最近国体风云录》国体类函件，27页，《李诲上内务部之略禀》)，其云：
孙毓筠等倡导邪说，紊乱国宪，公然在石驸马大街立筹安会事务所，如期遵照结会集社律，已经呈报大部，似此显违约法，背叛民国之国体。大部万无核准之理，如其未经呈报大部核准，竟行设立，藐视法律，亦即藐视大部。二者无论谁属，大部均应予封禁，交法庭惩治。顷过筹安会门首，见有警兵鹄立门首，盘查出入，以私人之会所，而有国家之公役为之服务，亦属异闻。若云为稽察而设，则大部既已明知，乃竟置若罔闻，实难辞玩视法令之责。去岁，宋育仁倡议复辟，经大部递解回籍，交地方官察看，以此例彼，情罪更重。若故为宽纵，何以服人，何以为国？
该禀帖以孙毓筠为筹安会代表人，实属少见。帖中直斥筹安会所为乃是背叛民国，且未报部核准，应予取缔。李氏所言更是指责筹安会乃是受人指使，且有军警守护，绝非常情常理所能容忍。虽然此事由袁世凯亲自压下，但毕竟也是筹安会仅仅维持两个月的重要原因。
而历数孙毓筠在洪宪帝制前后的重要举动，除任约法会议议长时炮制袁氏约法外，因孙氏早年信佛，在筹安会成立后，孙毓筠倡议迎名僧月霞、谛闲来京讲《楞严经》，恭颂政教齐鸣之盛(《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68页)。此外，筹安会成立后，梁启超发布《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宏文，帝制派一方力图寻人来撰写回应檄文，孙毓筠便作为枪手，撰成《论国体书》一文加以回击(《协和报》，1915年第6期)。而后，据目击者记载，当1915年12月11日参议院开会通过帝制之日，孙毓筠与胡瑛更是在和者甚少的情况下，带头大呼皇帝万岁(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15页)。
不过稍好的是，在帝制消亡未过几年的1919年，孙毓筠撰写悔过书，取名《我对于一切人类的供状》，托戴季陶刊布于《星期评论》之上。文中将民国以来的种种劣迹公诸天下以求悔过，虽孙氏的措辞仅是口头的消极忏悔为多，但亦可见其勇于回转的态度。
“六君子”合称与李燮和的污名
与孙毓筠在帝制结束后有自述招供不同，李燮和、胡瑛二人均付阙如，故其洪宪帝制前后详细的个人经历，多靠时人和后人留下的记述。由于沾上拥戴袁世凯帝制的恶名，这些记述尤显细琐和歧出。
追溯筹安会“六君子”的研究和评价，不得不提到民国记者陶菊隐写的《六君子传》(原《六君子传》是陶氏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写就，由《新闻报》连载发表，但在1941年12月8日后，因日军占领租界、接管报纸而中断。抗战结束后的1945年，再由陶氏补充完整而出版。之后直到1981年又由中华书局以《筹安会“六君子”传》为名出版，内容虽颇有改动，但对于“六君子”的评价基本一概持批判立场)，此书也是仅见的直接以“六君子”为名的专书。
而李燮和的后人，后来意图为父祖洗冤刷耻，便将“六君子”说法的起源，追究到陶菊隐处。李燮和的侄孙婿——原湖南文史馆馆员刘绍东，在晚年回忆其师钱基博曾为李燮和鸣冤云：“盖尝查洪宪称帝前后，不闻燮和公有拥袁复帝一言一行之微与新贵春风疾马之适，筹安六子实只三人。陶菊隐何得顺蒋陈宣传胃口，据《时报》昙花一现之列名为实档而希旨写《六君子传》专书？”(《李燮和、李云龙研究资料汇编》刘序)而钱基博的这种说法，实可从李燮和在辛亥年上海光复中的起落找到根源。
李燮和，字柱中，湖南安化人。与众多湖南革命党相同，他首先参加的是华兴会;而与大多数两湖学生参加革命不同的是，他的革命地位和功绩主要是其任光复会首脑时得来的。李氏生涯的高光表现莫过于辛亥年在上海谋划和主导光复起义，但就在革命即将成功之际，因兴中会背景的陈其美操纵的权力斗争和暴力威胁而*放弃沪军都督一职。
此后，李氏一度居于吴淞而自命都督以分庭抗礼，后因章太炎建议而撤督称光复军总司令。不久光复会首脑陶成章被陈其美派人刺杀，李燮和也更为孤立而退出。追溯这段历史，其根源则是在1908-1910年左右的同盟会内部反孙风潮中，李燮和与陶成章、章太炎两位光复会首脑是骨干成员。这一笔兴中、光复两会的新仇旧账，终于在革命成功前后以光复会首脑的黯淡结局而收场。
李燮和在1913年应袁世凯之邀入京任总统顾问，当时的境遇，在孙中山一派的记载中，主要可由一句话加以概括，即“潦倒穷途，不得志于民党”(冯*：《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革命逸史》上册，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335页)。李氏政治前途的穷窘和不得志，即是前揭与孙中山一派新仇旧怨的结果，这在冯*的记述中已可稍见端倪。同时钱基博所谓陶菊隐乃顺蒋陈宣传胃口，也可从蒋陈二家的背景推断。
但李燮和入京之后的表现与孙毓筠并不相同，并未大量参与袁世凯的政治组织和行为。反而李氏因袁部将龚先耀以浮冒军饷、侵吞公债、敲诈商民、滥保亲属四大罪状的举报，不受袁世凯优待，且杨度亦与之渐为疏远(《新华秘记》，61页)。而李燮和则一面因对筹安会间有资财捐输，得以继续虚与委蛇;另一面，反倒可接济光复会受困同人如章太炎等，颇显仗义(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475页)。
至于附逆于筹安会一事，李燮和列名其中，公布于报端，固毋庸讳言。但具体所谓附逆期间的所作所为，则史料记载较少，不过仍有几则可以稍加剖析。掌故家陈灨一的《睇向斋逞臆谈》记云：“其时(筹安会成立时)孙少侯(毓筠)希用事，胡经武(瑛)悴憔京华，均与其谋。瑛与乡人李燮和善，以言动之，燮和亦首肯。”(《睇向斋秘录》(附二种)，中华书局2007年版，104页)此说固是指认李燮和首肯参与筹安会一事，但李氏被动的地位一目了然。
此外，刘成禺的《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中引萧寿昌所著《袁氏本末》云：“李燮和附从袁党杨度，组织帝制，燮和胞弟见共和时代不宜再易专制，有碍国体，致起五族群鼓攻之，恐祸及身家，故上书国务卿转达袁氏，与和脱离骨肉关系，直陈利害，可与凯弟世彤上荣相亲供，并垂不朽矣。”(《洪宪纪事诗三种》，244页)萧氏所谓的李燮和胞弟，在后来很多记载中都认为即是前引上书痛斥孙毓筠和筹安会的李诲，但由李氏后人确认，李诲并非族人，更遑论胞弟，故萧说不足采信。因而，凡此种种反倒是加深了旁观者对于李燮和的同情。
胡瑛降顺劝进之疑
胡瑛与孙毓筠、李燮和并提，当然因其都是辛亥革命功臣，而胡与李更是同乡兼同志的关系，所以前引陈灨一的记载应该也是根据孙毓筠、胡瑛、李燮和三人之间的人脉逻辑而来。
胡瑛大名虽前后有变，但后来常以经武为字，湖南桃源人。清末两湖学生多入革命党，华兴会的主要成员便多出于此。胡瑛早年便追随黄兴学习和革命，在1903-1905年前后多次谋划和参与革命活动。后于1905年因革命形势不利而东渡日本，在日期间，胡瑛颇为活跃。1906年底，他又回国组织中国中部革命起义。1907年因有人告密在武昌被捕入狱，被判终身监禁。但即使在狱中，胡瑛仍继续从事接头以及中转情报等革命活动。因而在1911年武昌起义以前，胡瑛在两湖党人中已经获得极高威望。
待到武昌起义，胡瑛被救出狱，旋即在湖北军*中担任外交部长一职。不过这一外长只是空虚头衔，后来为参加南北和议的伍廷芳以外交代表一职所取代。但由于胡瑛在清末的革命功勋，在南京临时*时期，胡氏被举为山东都督。山东在辛亥鼎革期间，因其处于南北交通要道，故形势前后反复变幻。且当时山东被袁部将张广建围攻，而到了南北和议一成，袁世凯更是直接插足山东，以周自齐为都督，胡氏*离任。
此后胡瑛只是以湖南籍国会*身份游走京师，但由于稍后发生的刺宋案和二次革命，使得胡氏与孙中山、黄兴等*领袖一起亡命海外。由于追究二次革命的失败之责，孙、黄两位首脑发生路线分歧，而由于胡瑛与黄兴的渊源，所以胡顺理成章地站在了黄兴一方，参加了欧事研究会。欧事研究会和黄兴本人在当时被视为*的温和派，但随着袁世凯帝制活动的渐次展开，该会也成为反帝制*的一部分(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411页)。
故也有记载中称，胡瑛是代表黄兴赴京联络各个反帝制*。而胡瑛归国前，其岳父在湖南因讽刺袁世凯被害，故家人纷劝其勿入虎穴。而胡氏并未听从，到了北京后不久，便发生了列名筹安会一事，可见前后事态变幻太过迅速。当然与孙毓筠等同，胡瑛的革命功臣身份是袁世凯极意想要借重的。而除了王锡彤亲见的那次高呼大皇帝万岁外，另在刘成禺的《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中记载了一则胡瑛参与筹安会的史料(《洪宪记事诗三种》，226、227页)：
一日六君子会食*公园之来今雨轩，胡瑛曰：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还是不是走狗？杨度曰，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孙少侯曰：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严幼陵曰：我折中其说，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胡瑛曰：然则我当狗也要狗，走也不走。翌日“走狗”言志，传遍津、京。天津《广智报》绘《走狗图》一幅，曲传奇意，四狗东西南北对列，如狗也不狗，走也不走，则人首犬身，屹立不动。如狗也要狗，走也要走，则狻犬昂首，四足奔腾。如狗也不狗，走也要走，则人首犬身，怒如骏马。如狗也要狗，走也不走，则一犬长顾，四足柱立。正中画项城宸像冕毓龙衮，垂拱宝座，题曰《走狗图》，从此词林掌故，又获一名典矣。
这则讽刺史料所载是否确有其事可暂不置评，其以胡瑛作为引子，而引出的是筹安会“六君子”中四人对袁世凯帝制的立场，至少可反映当时外界对于杨度、孙毓筠、严复、胡瑛四人的观感，也可看出四人参与筹安会的地位和立场不尽相同。在这则记载中，胡瑛的形象最为丑陋——顽固地做走狗。
但在胡瑛知交的记载中，胡氏依附袁世凯的作为，原是伪作降顺，为革命作掩护。据同为湖南革命党的杨缨甫记载：“经公(即胡瑛)怵于癸丑失败，国内外革命景象消沉，遂密商克强先生，决定屈身入都，姑示降顺，以期昵刺奸谋得当报国之深衷，乃孔子所谓大仁大勇之事。”入都期间，在助蔡锷脱身一事上，胡瑛也起了诸多作用。但后因袁世凯自毙，胡瑛所谋未成，可帝党的污名已无可洗涤。且黄兴旋也病故，所谓的入都刺奸更成了死无对证(参见《辛亥革命时期桃源人物集》，《桃源文史》第三辑，国际展望出版社1991年版。该集收录多篇胡瑛的相关史料)。
而在革命党一边，对于胡瑛的确许久不表谅解。前引孙毓筠在1919年作悔过书时，*内追随孙中山的戴季陶和朱执信，特别是朱氏，对于孙毓筠和胡瑛的“变节”，胡氏更未就参与洪宪帝制表示悔过，而在公开的文字中深表痛心和不满。当然对李燮和则完全取蔑视态度，直称其本为“竖子成名”，连痛心的资格都谈不上(戴季陶、朱执信对孙毓筠《我对于一切人类的供状》的评语)。
革命功臣的堕落
清末自洋务运动起，士人群体出现新旧分化。到甲午战败之后，激变至戊戌变法，竟以新旧相杀终局，开启的是士人群体的分裂。原来相对稳定的士人群体成为中国社会中最不安定的一类，从而导致此后中国社会长期且剧烈的动荡。尤其是晚清最后的十年和民国最初的十年，思想和政局更迭变幻的速率最为急遽。而士人群体分裂的大势下，合作缔造共和的立宪派和革命派本身也是分之又分，至于个人更有其各自的思想和人脉渊源。
大体“筹安六君子”中，杨度和严复本站在立宪一边，而尤以杨度最为一以贯之。杨氏自晚清便已入袁世凯幕，入宪政编查馆等也皆得袁氏之力。至民初政局乱象频出之后，呼唤强人的声音时起，故杨氏再倡立宪代共和，于洪宪帝制中更不甘居于幕后。
如严复者，在辛亥鼎革之际，曾也作为袁世凯任命的北方代表，参与南北交涉之中。当日严氏以师弟情分赴武昌见黎元洪，武昌党人的主张中便有赞成袁世凯为大总统，且相信可在共和制度之下，“以*宪纲箝制之”(《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502、503页)。故虽后来严复及其门人反复申诉筹安会一事乃是袁氏强力所加，但严氏实也曾承认“自参众两院捣乱太过，于是救时之士，亦谓中国欲治，非强有力之**不可”。赞成袁氏称帝未必是真意，但对共和乱象的深恶痛绝，则非惟严氏，众多晚清引领风气的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复如是。康有为更是连其原本首倡的立宪之议也痛加追悔，自认“戊戌时鄙人创议立宪，实鄙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康有为：《国会叹》，《民国经世文编·政治二》)。
而刘师培与本文三位人物，均为早年革命阵营中鼓吹践行之辈，因此显得转变最大。但刘师培在清末因革命被逮后，则已明显委顿，帝制期间也多迎合之举。至于孙毓筠、李燮和与胡瑛三人，则因参与筹安会被讽刺为“两截人”(天忏生、冬山合编：《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谈(上卷)》，文艺编译社1916年版，20页)，所指责的即是几人在共和与帝制之间的前后自我否定。三人作为曾经的革命功臣，在革命后的短短几年间极速地“堕落”，这种现象在绝大多数时人和后世的记载中，是万难被宽宥的。但其前后反覆的缘由，一面是三位人物在民初革命成功之后的不得志和落寞，是原革命党内部分而又分之下的矛盾体现。一面实则是清末倡导立宪和共和的知识人，在民初亲身缔造和经历之后，原本共和宪政理想破碎的深刻反照。筹安会“六君子”在民初的变与不变，正是反映了彼时几类上层知识人政治和思想变与不变的逻辑和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