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百姓为何能忍受官府极度不公平的税收政策？

有关古代赋税制度的资料浩如烟海，有关明代制度的史料也不知其数，但明人王士性《广志绎》中的一段却不可多得。有数百字，但无法删节，只能先照录：天下赋税，有土地饶瘠不甚相远者，不知当时征派何以差殊。想国初草草，未归一也。其后，遂沿袭之。如真定之辖五州二十七县，姑苏之辖一州七县，毋论所辖，即其地广已当苏之五，而苏州粮二百三万八千石，而真定止十一万七千石。然犹江南江北异也。若同一江北也，如河间之繁富，二州十六县，登州之贫惫，一州七县，相去星渊，而河间止粮六万五千，登州乃粮二十三万六千。然犹别省直异也。若在同省，汉中二州十四县之殷庶，比临洮二州三县之冲疲，易知也，而汉中粮止三万，临洮至四十八万。然犹各道异也。若在同道，顺庆不大于保宁，其辖二州八县，均也，而顺庆粮七万二千，保宁止二万。然犹两郡异也。若在共邑，则同一南充也，而负郭十里，田以步计，赋以田起，二十里外，则田以绠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约计，不绠矣。官赋无定数，私价亦无定期，何其悬也？惟是太平之时，民少壮老死，祖孙易代，耳目相安以为固然，虽有贫富轻重不等，不自觉耳。

王士性(1547—1598年)，浙江临海人，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此后在河南、北京、四川、广西、云南、山东、南京等地任职，足迹遍及当时的两京十二省，是一位经历丰富、目光敏锐、游踪广泛的学者型官员。他将这些例子录入著作，自然说明这些例子的典型意义，以及此事在明朝赋税制度中有代表性。王士性列出五组例子，每组两个对象，都是实际情况与所承担的赋税额度相差悬殊，找不到可以解释的具体理由：

一、苏州府(在今江苏)与真定府(在今河北)，后者辖5州27县，辖境约相当前者的5倍，但苏州承担的赋税是真定的17倍有余。如果折算为同样的辖境，则高达87倍。但两者分属长江南北，具有不可比性。

二、河间府(在今河北)与登州府(在今山东)，前者辖2州16县，后者仅1州7县，略低于前者之半。但后者负担的赋税额竟是前者的近3倍，如果按辖境大小折算更高至5倍半。但两者分属不同省，仍不可比。

三、汉中府(在今陕西)与临洮府(在今甘肃，当时属陕西)。前者辖2州14县，后者仅辖2州3县，不到前者的三分之一，承担的赋税额却是前者的16倍，按辖境计就有51倍了。两府虽属同省，但毕竟还不在一个道，还不够有说服力。

四、顺庆府与保宁府同属四川省川北道，辖境相邻，都是2州8县。但前者的赋税额是后者的3.6倍，惟一的理由或许是两者还不属一个府。

五、四川南充一县之内，离城10里的地方是以“步”丈量单位的，赋税就按丈量结果征收。但离城20里的地方就是用绳子来量了，50里以外连绳子也不用，估计一下就行了。

王士性认为，按常理是无法解释这样悬殊的差异的，只能是由于明朝初年*草草核定，没有注意统一标准，以后竟无法更改。但由于天下太平，百姓们习惯成自然，以为各地的赋税额度本来就该有差异，所以相安无事。其实，王士性还没有把话说透，或许他不愿意说透。首先，百姓们固然只能服从官府的征收，但他们也未必知道各地存在的巨大差异。就是地方官，除非是主管全部财政收支的户部官员，也不见得能掌握这些数据。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就深知保守国家机密的重要性，这些数据都属机密，只能由官方在修史时公布。当地也只能在修志书时才会编入，一般要到60年甚至更长的年代之后。如果每年或定期发布全国及各地的赋税额度，恐怕没有那么太平。

其次，王士性并没有比较各地的全部收支，比如在正常的赋税额度之外，还会有什么花样;又如各地是否都按照定额征收上缴，有没有豁免、折扣、补贴、返回等特殊政策;再如赋税额度相对高的地方，是否享有其他优惠，能否做到收支平衡。因为无论地方或百姓是贫是富，到他们实在负担不了时，表面的平衡就会被打破，无论是制度的改革，还是干脆连制定和执行制度的*一起推翻。终王士性之世，他没有看到这样的剧变，但半个世纪后就发生了，在历史上又何止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