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评梁启超 为什么说梁启超“事业本寻常”？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他是那个时代最知名的人物，交游遍于天下。2月17日，他在上海的故旧设奠于静安寺，举行公祭。《新闻报》载：“四壁均悬挽联，白马素车，一时称盛。”据郑逸梅所记，这些挽联出自李拔可、黄炎培、沈恩孚、高梦旦、张东荪等名家之手，他认为其中两副最是突出，一为杨杏佛所挽：

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

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

“青苗一派”指王安石。梁启超曾撰王安石传，对王推崇备至，称“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视之为三代以下之完人。单论政治，将梁启超与王安石并提，实在抬举了他，因为梁启超并不以政治见长，王安石则是中国古代第一流的政治家，然而杨杏佛笔锋一转，称梁启超“终怜凭藉”，则抹去这一缺陷，其政治生涯固然失败，反而不失为英雄。相比上联的直接，下联九曲回肠，斗转蛇行，皮里阳秋，欲扬先抑，不过主旨还是誉美。

二为杨度所挽：

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郑逸梅将首句记成了“世事亦何常”，对照下联，显然不工，应属误记。

人死为大，挽联一般都是说好话，哪怕明知过誉。“事业本寻常”、“文章久零落”云云，出现在挽辞当中，未免有些不敬，因而引人注目，众皆称奇。

杨度是写挽联的高手，挽蔡锷、黄兴、孙中山等，都是名作。纵观他的作品，极少过甚其辞，而以写实为主，往往蕴藏深意。如挽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国事不如人，寄语衮衮诸公，无端莫学空城计；世情都是戏，除此皤然一老，有谁知得上台难？”名为写谭，实则暗讽国事，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心中之块垒。基于此，他这么挽梁启超，便值得深究。

将“事业”与“文章”相对，可知杨度所云的事业，主要指政治，或者说事功。先贤论人，有三不朽之说：立德、立功、立言。今人对梁启超的印象，首先在其立言，也许仅仅在其立言：那一支笔的魔力，不亚于三千毛瑟枪。论梁启超一生事功，有所成者，一是袁世凯称帝，他间关万里，奔走讨袁；二是张勋复辟，他辅佐段祺瑞，马厂誓师，组织讨逆；三是欧游期间，高声疾呼，为“五四运动”的爆发添柴加火。不过细论这三大事功，梁启超所发挥的力量，均非主导，那毕竟是一个武力至上的时代，他只是用来装饰枪杆子的旗帜；而且在这些事功当中，梁启超流芳于世的其实还是文字，如讨袁之役，多少人记得梁启超在唐继尧、陆荣廷、龙济光、冯国璋等军阀之间奔波劳碌、苦心斡旋呢，然而举世都不会忘记他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可抵百万兵。

梁启超从政，更多是败笔。不必说戊戌变法，可将败因归于时势，单看他先后出任民国*的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等，在任上建树寥寥，皆以黯然*告终。由此正可论定，从私的方面言，梁启超不曾当上他梦寐以求的内阁总理(宰辅)，执掌一国权柄；从公的方面言，作为中国第一代宪政人，毕生呼吁“立宪”。虽然不该以成败论英雄，虽然杨度安慰道，“成固欣然，败亦可喜”，然而，以“事业本寻常”一语，总结梁启超的政治生涯，说来并不过分。

不妨说，梁启超一生，始终未能忘情于政治，却也始终未能处理好与政治的关系。同时代的政治家，如袁世凯认为梁启超仅能提笔作文，不可担当国家重任；1943年，蒋介石读梁启超，感慨道：“如梁专为学者，或终身从事于教育，而不热中政治，则其有益于国家民族必更多矣。惜乎，舍其所长而自用其短，至今犹不免为后人所不齿。”

梁启超从来不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常为局势和师友的意见左右。偏偏他的朋友圈中，有人劝他少谈政治，如周善培告诫：谈政治的朋友只能共热闹，不能共寂寞；有人则建议他介入政治，如伍庄，他是康有为的门生，梁启超的师弟，二人曾发生争论，梁说：“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李、杜，历史就减色不少了。”伍答：“开元、天宝间之姚崇、宋璟，诚然算不得有重大关系。但安、史闹到猖獗之后，郭子仪、李光弼就有重大关系了。此时可以无杜甫、李白，决不可无郭子仪、李光弼……你想为中国文化史争气，就非从政治奋斗不可，否则文化亦毁灭。”这么一来，梁启超断难摆脱政治的纠葛，只能周旋于其间。

至于“人皆欲杀”，出自杜甫怀李白的诗歌“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用在梁启超身上，道出了他晚年政治处境之悲凉。*政权并不待见梁启超，甚至视之为仇雠。梁启超去世之后，蔡元培、蒋梦麟建议国民*予以褒扬与抚恤，1月23日由蒋介石主持的中国**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172次会议，曾议此事，胡汉民、孔祥熙表示强烈反对，最终以提案人撤案而作罢。一代宗师，受此冷落。这大抵可视为“文章久零落”的一个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