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统徐世昌两面光 竟然办事要请示退位皇帝
当上民国总统后，徐世昌竟然还请示早已退位的溥仪，“得其恩准”，才肯办理民国大小事宜，成为当时的笑柄。那么，徐世昌为什么这么做呢？无非是为了示好前清遗好，获得支持，这种两面讨好的性格也为时人诟病。
但是，徐世昌晚年拒绝做汉奸，坚持了民族气节！
中华民国的文治总统
徐世昌（1855—1939年），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东海、涛斋，晚号水竹村人、石门山人、东海居士。直隶（今河北）天津人。其曾祖父、祖父在河南为官居，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今卫辉市）府城曹营街寓所。
徐世昌早年中举人，后中进士。自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就为袁世凯的谋士，并为盟友，一文一武，互为同道；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曾任军机大臣。徐世昌深谋远虑，颇得袁世凯的器重；但他又能与袁世凯保持距离，进退有度，在袁世凯称帝时以沉默远离之。民国五年（1916年）3月袁世凯*取消帝制，恢复民国年号，起用他为国务卿 。民国七年（1918年）10月，徐世昌被国会选为民国大总统 。他“偃武修文”，下令对南方停战，次年召开“议和会议” 。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通电辞职，退隐天津租界以书画自娱。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5日，徐世昌病故，年85岁，先寄葬于天津桃园村原英国公墓，后同夫人一起归葬于河南省辉县市百泉镇苏门山下。6月8日，国民*主席林森为徐世昌下褒奖令，以颂扬其爱国忠心 。徐世昌国学功底深厚，不但著书立言，而且研习书法，安阳袁林的墓碑“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九个大字系徐世昌的手笔。工于山水松竹，如《石门山临图帖》等。一生编书、刻书30余种，如《清儒学案》、《退耕堂集》、《水竹村人集》等，被后人称为“文治总统”。
当上了总统，为啥还要轻视清朝逊位皇帝
民国六年（1916年），袁世凯一死，徐世昌见国事难为，隐居水竹村。此后曾应黎元洪、段祺瑞之请，调解过“府院之争”。民国六年（1917年）6月，张勋复辟时，保皇派康有为等曾寄希望于徐世昌；徐世昌也曾一度动心，因他对北洋纷争不已感到灰心，欲在复辟后掌握实权，干一番事业。后获知日本并不支持，乃知难而退，力劝张勋解除武装，恢复共和，并保证其身家安全。同时他还竭力为溥仪卸罪，继续保全清室，或许为了还掉“人情债”吧，但却受到时人谴责。
民国七年（1918年），在选举民国第二届总统之际，段祺瑞、冯国璋相持不下，一向两面讨好的徐世昌遂作为“理想人选”，得任总统。
徐世昌居然还请示早已退位的溥仪，“得其恩准”，徐世昌此举意图前清遗臣之好感，但仍然有人讥讽他：“以清太傅而仕民国，早已可见其人！”想面面俱到，往往适得其反；两面讨好，弄不好两面得罪。徐世昌当总统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谋求南北和解，结束内战，为此使出浑身解救，但都无甚效果，无非拖延时间，民国十一年（1922年）终于暴发了直奉大战。得胜的直系并不感谢徐世昌“一边倒”的支持，在曹锟一再逼宫之下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总统府，迁居英租界，既结束了他五年的总统生涯，也从此结束了他从政40余年的历程。
徐世昌晚年
拒绝做汉奸！
徐世昌到天津过起了寓公生活。
他出身翰林，博学多才，文章诗词书画皆精，传统文化造谐很深。退隐后，在北京班大人胡同设立“徐东海编书处”，历时年，编《清儒学案》208卷，并创作诗词5000余首，楹联一万余对，多为质量上乘之作。如不从政，成为国学大师，或书画名家，当无问题。
自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徐世昌开始关心政治，静观时局的发展。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徐世昌过80岁大寿。早在1930年，他就亲笔写了几百幅对联，准备届时赠送来宾。寿辰前几日，徐家就高搭彩棚，大张筵席。当日，从早到晚，贺宾盈门，络绎不绝，大多为北洋军阀及旧官僚，也有工商和教育界人士，还有清朝遗老、贵胄以及以“中国通”而闻名的美国人福开森等数百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不请自到的南京**委员会负责华北党务的方觉慧了，他的到来让徐世昌格外紧张和警觉。席间，徐家人特为方觉慧敬酒，并送他对联、条幅等，以表谢意。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徐世昌非常关注，为及时了解事件的发展，每天都让侄女给他读报，并对外声明了自己立场：“中国只有团结抗战，才能救亡。”当听说蒋介石已接受了*的八项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后，徐世昌不无忧虑地说：“纵然有些诺言，也许是权宜之计，过后未必就能算数。”蒋介石后来的所作所为，果然未出他之所料。
徐世昌对日寇一贯深恶痛绝，曾在华盛顿会议上利用矛盾，“拆散了英日同盟”。日寇对东三省的野心，早在他担任东三省总督时就已领悟很深，为此他曾进行全力抵制和反对，收回了部分主权。而今日寇又卷土重来，吞并东三省之后，成立伪满洲国，进而发动华北事变。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于日寇之手。作为政治家，徐世昌虽然寓居津门，但对亡国灭种的局面也是忧心忡忡。他一再对身边的人或者来访的人说：“大敌当前，国内应团结协作，一致对外，方可挽救民族危机。”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初，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约见徐世昌，仍遭到拒绝。金梁等人曾是徐世昌门生，任职于伪满洲国，他们秉承溥仪意旨规劝徐世昌：“老师千万别丧失良机，出任华北首领，这是为了老师的晚节。”徐世昌闻言愤然大骂，然后推辞。是年冬，徐世昌的膀胱癌日趋严重，当时曾从北京协和医院请来泌尿科专家谢元甫来津诊治。谢元甫检查后说，必须做手术，并提出去北京住院治疗，徐世昌恐去北京遭日本人暗算，没有答应。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85岁的徐世昌病逝于天津，归葬辉县，未修墓，仅竖一块“水竹邨人之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