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李大钊在日本一次温和“骂战” 不打不相识
李大钊是1913年冬怀着爱国壮志来到日本的，1914年2月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这里，他组织中国学生成立了“神州学会”从事反袁活动。
陈独秀与李大钊都是章士钊的挚友，在日本期间，均帮助过章士钊在江户编辑《甲寅》杂志，他俩不断出入编辑部，却互不相识。比李大钊大十岁的陈独秀，此时正在东京的雅典娜法语学校攻读法语。这年他第四次来日本，生活极为贫困，“穷得只有件汗衫了。其中无数虱子……”他对留日学生轰轰烈烈的反袁斗争态度消极，刚进入《甲寅》编辑部就写出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虽揭露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却担心：“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这里他首次用“独秀”的名字署名，从此才开始使用陈独秀的名字。
这篇文章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很快引起强烈反响，大都觉得独秀的言论太悲观了，他竟然认为中国还不如亡国好，甚至变成像印度、朝鲜那样的国家更好，这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产生了不良影响。
李大钊认为应该帮助陈仲甫摆脱悲观情绪，使他重新以昂扬的斗志投入尖锐复杂的斗争之中。
李大钊早就知道陈仲甫早年主办过《安徽俗话报》等进步报刊，参加过鼓吹革命的励志学社和以反抗清*及外国侵略为目标的岳王会等革命团体；武昌起义后参与安徽籍同盟会，安徽独立后担任都督府秘书长；在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中，他协助原励志社及岳王会人员讨伐袁世凯；失败后被捕，幸免于难。
李大钊不明白，陈独秀这样杰出的革命人物，公认的“乱党”组织者和宣传家，这样一个风云人物怎么会写出那样悲观厌世的文章呢？他特地从东京来到江户请教行严先生。
章士钊愁眉苦脸道：“不少读者质问我们为什么发表这样悲观的文章？甚至有人骂独秀道：‘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你看，仲甫成了狂徒了！”
章士钊感到事情真有点儿难办，叹口气说：“仲甫个性刚烈，所谓好汉不吃回头草也。”
章士钊无可奈何地随即提出建议，“守常，我看你有不同意见，不妨也写出来，从容讨论。”
李大钊欣然赞成：“好，我听你的！”
李大钊回到住处，下功夫写《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还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希望章士钊能够代他约见独秀面谈。便连稿和信一同寄给章士钊。
章士钊看到《厌世心与自觉心》，立刻被立论的新颖、逻辑的严密所折服，感到李大钊对陈独秀的批评一针见血：“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这正和许多读者来信的意见不谋而合。
但是，章士钊看到李大钊请求与陈独秀面谈的来信，就犹豫了。
章士钊认为陈独秀性情孤傲，搞不好会惹起革命党人之间的激烈论战，给保皇派以攻击的口实。
这天，陈独秀来到编辑部，章士钊把《厌世心与自觉心》递给他说：“狂徒，你那篇《爱国心与自觉心》引出来的风波还没有了结呢！”
陈独秀接过来极感兴趣地看了一眼署名，问道：“李大钊是什么人？不认识啊！”
章士钊热情地对陈独秀讲起，李大钊为了抨击袁世凯的卖国行径，写下《国情》一文，尖锐地揭露了袁世凯与美国、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企图灭亡中国的阴谋，可谓中国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先声，向炎黄子孙发出了严防窃国大盗的信号，发表在袁世凯称帝一年之前，充分表现出李大钊在政治上的远见，体现出他敢于向反动派坚决斗争的革命精神。
经章士钊一番提醒，陈独秀这才想起他们俩为此还进行过一场争论呢。
当时，章士钊就极其推崇李大钊的《国情》写得好。此刻，章士钊没有料到，一向以思想激进著称的陈独秀却唉声叹气说：“行严，何必如此激愤？请问，中国当今的大总统和清朝的皇帝有什么区别？”
章士钊觉得陈独秀这个问题提得极其尖锐，的确袁世凯与慈禧太后在卖国这一点上是犹有过之，他被问得张口结舌，吭哧半天才说：“既然如此，我们冒死反对帝制、拥护共和制有何益处？”
陈独秀善辩，滔滔不绝地回答：“打倒*，给人民争得*、*！但是，我们没有料到，打倒了皇帝，又争来了多少*？又得到了多少*？没有！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就不会有进步，更不能产生真正的革命！中华民族落得这般愚昧、无知的地步，怎能不亡其国？”
章士钊赞成陈独秀提出的论据，但是却不同意他得出的悲观结论，认为正好由李大钊的文章打掉陈独秀的悲观情绪，这才有利于革命志士的爱国运动。便诚恳地劝说道：“仲甫，守常这篇文章情文并茂，写得很好，你还是好好看看吧！”
陈独秀没好气地将手一摆拒绝道：“行严，此类稿件我不看了，你赞同就发吧！我还是那句极而言之的话：一个没有*、*的国家，还不如亡了好！”说罢，拂袖而去。
过了些天，陈独秀还是仔细阅读了《厌世心与自觉心》，李大钊对陈独秀表现出的“风涌回环，伤心无已”的悲观情绪表示理解，以宽宏大量的态度做出一番解释：
“有国若此，深思挚爱之士，苟一自反，要无不情智俱穷，不为屈子之怀沙自沉，则为老子之骑牛而逝，所由起也。”
读到此处，陈独秀觉得李大钊的确是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既承认自己的伤感起因于对国家任人宰割的反思，又肯定这种反思是出于对国家的“深思挚爱”的表现，也指出这毕竟是一种消极的“厌世之怀”，应该予以抛弃，陈独秀觉得李大钊的批评是符合实际的。
陈独秀还看到李大钊巧妙地选择了一个既不伤害自己，又能引起读者注意的角度行文，认为无论反对还是赞成的文章，都没有理解陈独秀的文章原意，因此友好地写道：“愚则自忘其无似，僭欲申独秀君言外旨，稍进一解。”
陈独秀看完李大钊的《厌世心与自觉心》，精神为之一振，他拍案而起，挥笔给章士钊写出一份便笺：“来信、大作读毕，同意和这位大钊先生面谈，请安排时间。”
这天，李大钊早早来到章士钊家，时过一刻，又走进一个手提大提包、身着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
李大钊定睛观看，只见此人小个子，宽宽的脑门，头发稀疏，眼睛虽然不大，透过博士眼镜却射出一种智慧的光芒，脸上显出坚毅的神情。
陈独秀大大咧咧地走了进来，热情地走到李大钊面前，紧紧地握住李大钊的双手，风度翩翩道：“不用介绍了，您就是李大钊先生！哈哈……”
陈独秀突然激动地向李大钊深鞠一躬说：“我感谢您那篇文章，使我丢弃了消极的情绪，代之而起的是乐观主义精神！犹如在茫然中又觅到了坦途！今天，我是特为拜师求教而来的！”
这时的李大钊衷心地为找到这样志同道合的战友而兴高采烈，怀着崇敬的心情说：“我坚信您是一位爱国者！只恨相见太晚……”
陈独秀以坚毅的神情回答：“不，我应当做一个敢于向真理投降的勇士。”
章士钊夫人吴弱男情不自禁地对陈独秀啧啧称赞道：“仲甫真是一个大丈夫，能伸能屈，不耻下问，算得一个英雄豪杰！”
陈独秀社会经验比较丰富，以特有的方式转换话题道：“大钊先生，我们还是校友啊！”
李大钊一愣，惊喜地问道：“独秀先生也进过早稻田大学？”
陈独秀笑语解谜说：“我光绪二十七年第一次赴日留学，进的是东京专门学校，它是早稻田大学的前身。”
李大钊拍手叫好：“好啊，你就是我的学兄了，真是可喜可贺！”
中午，摆上了一桌酒宴，四个人你一杯我一杯喝了起来，陈独秀、李大钊谈到两人都是秋花含笑的金秋10月出生的，陈独秀不由叹口气说：“唉，我的命苦啊，两岁就死了父亲……”
李大钊眼含泪花说：“我不仅两岁时就失去19岁的父亲，我的母亲因伤感过度，不久也去世，我三岁就靠70多岁的祖父抚养成人。”
陈独秀同情地流下眼泪说：“我说我苦，没有想到你比我还苦啊！”李大钊把话题拉了回来，虚心地向陈独秀讨教：“仲甫先生，你对救国救民有何高见？”
陈独秀慷慨激昂地指出，经过长时间地苦苦探索，他摸索到一条从根本上挽救黑暗到了极点的中国的道路，决定暂时远离“盲动”而从事于扎扎实实的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工作，就是重新向人民大众做思想启蒙教育，期望通过发动一次比康梁变法更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以便从更深广的思想文化背景，寻找改造中国的突破口。
这正是李大钊正在思考的问题，他大受鼓舞，情不自禁地问道：“仲甫先生，我们应该从哪里着手呢？”
陈独秀将他思之已久的想法和盘托出，他主张科学与*，才是驱散中国大地沉沉黑夜的两盏明灯，没有*，就没有进步，也没有革命；没有科学，就不能生存，就要亡国。国人欲摆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应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并重，就应高举科学与*两面大旗，冲击孔教。
李大钊对此完全赞同：“如果中国四万万同胞都明白了*与科学的重要意义，就能够从思想上杜绝帝制思想！”
陈独秀霍然站起，以凌然之气宣称：“大钊先生所言极是，我准备回国后，针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卖国行径，高举科学与*这两面大旗，引导四万万同胞去战斗！”
章士钊对此惊诧莫名，李大钊惊喜异常，都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陈独秀意犹未尽，以滔滔的辩才继续讲演一般：
“还必须告诫人民，政治的反动，乃一时之事，惟有文化的反动，则会坑害一代、多代青年，那才真会扼杀、阻碍中国的革命！怎么办呢？中国要富强，当务之急是进行思想革命，以科学和*为武器，向着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孔子偶像，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封建文化和礼教展开猛烈的攻击，进行彻底的清算，使国民性得到根本的改造，政治革命才能有广大国民的积极参加，也只有用*与科学唤醒青年，去自觉地充任革命的主力军，才能取得胜利！”
李大钊欣然赞成：“仲甫先生说得好极了，但是我们要战斗，就必须要有自己的阵地，不知先生有何具体设想？”
陈独秀胸有成竹道：“我打算创办一种新型的杂志，名字暂叫《青年》，正合守常‘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之说’，到时候二位可要鼎力相助！”
章士钊也毅然做出决定，把《甲寅》杂志从东京带到上海去办，李大钊、陈独秀认为宣传*与科学又多了一个阵地。
散席之际，陈独秀为四人斟满酒，热情洋溢地提议：“行严夫妇知道，我平日是滴酒不沾的，但是，今天我提议，为了*与科学，干杯！”
李大钊、章士钊、吴弱男一齐举杯响应：“干杯！”
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先后回国，投入了创办《新青年》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