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汉朝的最大问题:到底是先富国还是先强兵

战争公共物品与民众的生产积极性

人类社会最初主要的公共物品并非法庭、灯塔或其他公共设施,而是战争。《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是对内的公共物品,“戎”则是对外的公共物品。即使被认为是孕育了中华文化的周族,据钱穆先生说,最初也只是一个武装集团。一般的公共物品有较好较坏之分,可有多种结果;而战争这种公共物品一般只有两种结果,战胜或战败。战胜则扩张领土、掠得财宝和奴役他族;战败则丧失生命或*,财宝被掠,土地被占。

所以*本身的强制性,首先是因战争的强制性。如果不想被敌人强制,就要强制自己。这也许是*这种强制性组织出现的最早的原因。组织资源以进行战争就只能采取强制性的手段,如规定民众有服兵役的义务和征税。早期的税赋主要用于战争,可以从“赋”字的结构看出。右边的“武”字已经说明其目的,左边的“贝”字则指货币。《汉书·邢法志》说:“税以足食,赋以足兵。”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兵役和纳税的含义,就是从自己拥有的资源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战争。这一部分如果太少,投入战争的资源不足以战胜敌方,则会因战败而遭受重大损失;如果太多,就需要民众在自己的资源中拿出更多的份额用于战争。但当这个比例过大时,民众的经济*就会受到侵犯,他们也没有积极性去进行生产活动,他们的收入会减少,作为民众收入一部分的战争所需资源也会减少。这也可能最终导致战争的失败。

所以,在理论上,有一个将资源用于战争的最佳比率,如果都换算成货币,就可称之为最佳税率。然而,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找到这一最佳税率相当困难,这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探索。税率往往在“太少”和“太多”之间徘徊。在外无强敌,威胁尚远时,一个社会可能会采取较低的税率;但当大敌当前,威胁迫近时,就可能采取较高的税率。

并且,组织资源投入战争的*并非只是提供公共服务,它有着自己的利益。如果从民众那里征得的税赋高于用于战争的花销时,就会有盈余,这一盈余就会归组成*的政治集团享用。因而,借用民众对敌人的恐惧,更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税赋,从中获得更多的盈余,也许是不少组成*的政治集团的一种短期倾向。当这个政治集团的*物有着长期眼光时,他们会抑制征重税的倾向。

在一个社会中,有一些集团更有优势提供进行战争的资源,他们就更喜欢战争,也更喜欢由战争的原因而向民众征收更多的财富。这些集团即使在*内部,也与作为一个整体的*不同,他们并不考虑从长期看提高税率是否压抑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社会的繁荣,和动摇了政治集团的政治基础,只是借战争之名从*和社会中获得更多的私利,因而这种集团所推动的高税率还存在着一种利益刚性,使之不易更改。

《盐铁论》:一个汉代的例子

在西汉初年,汉朝实力较弱,如果为抵御匈奴而提高税率,则可能因压抑民众的生产积极性而不能使社会迅速繁荣起来,也就没有实力基础对抗匈奴。因而,当时的政治*,从吕后到文帝和景帝很明智地以向匈奴示弱,或用和亲的方式使匈奴减少对内地的侵扰,同时实行较低的税率。在那时,田赋曾降低到三十税一的水平。在以低税率为核心的“与民休息”的政策下,西汉社会迅速从秦末战争中恢复起来,并积累了大量财富。这为后来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

到了武帝时期,虽然社会已很繁荣,但税率仍是文景时期制定的,仍不能支持主动出击进攻匈奴的资源所需。这时出了一个桑弘羊,提出了盐铁官营及其他聚财的建议,为汉武帝北伐匈奴解决了一时之需。然而盐铁官营一方面有“与民争利”之嫌,而且造就了一个靠盐铁官营牟利的官僚垄断集团。这个集团一旦出现,就有了不同于汉王朝的利益的自身的利益。这一集团也更为“好战”。在他们的支持下,汉武帝后来的战争已经不是为抵御匈奴,而是为了炫耀武力,甚至是为了掠夺(如汗血宝马)。

在这一背景下,就出现了《盐铁论》记载的大辩论。“贤良”“文学”批评以盐铁官营为主的一系列政策侵害了民众的利益,而“御史”“大夫”则以抵御匈奴为之辩。贤良文学们指出,官营盐铁的产品质量低、品种少和价格高;而以桑弘羊为首的官僚垄断集团借盐铁官营以牟私利。对于大夫们提出的所谓“抵御匈奴”的理由,贤良文学们反驳说,如果朝廷能够示以仁义,天下将会近者悦,远者来。

从汉朝廷的决策机制来看,不能说关于盐铁官营的辩论会直接影响政策和制度,然而,这一辩论反映了盐铁官营带来的问题,即用于战争的资源比例过大的问题,以及借助于盐铁官营而获得垄断利润的利益集团的问题。如果盐铁官营只是一个短期政策,为解决出击匈奴的一时之需,民众可以理解和忍受。问题是,当打击匈奴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威胁已经减少,再要继续进行大规模战争就无太大必要;如果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扩张和掠夺,战争就只有负面意义。为了这样的战争再维持盐铁官营,让社会和民众继续付出较大的代价,就不能继续得到理解和容忍。

实际上,汉武帝晚期已对自己的穷兵黩武有所悔悟,发布了“轮台罪己诏”,不再进行大规模战争。其后汉朝廷虽然还在继续打击匈奴的战略,但不再进行与保卫中原安全无关的战争。用于防御的资源也会减少。在这时,继续实行盐铁官营就显得更无必要。反过来,盐铁官营利益流向何处,就更惹人关注。桑弘羊不仅是提出盐铁官营政策的人,而且是具体实施的人。他作为“洛阳贾人之子”,深谙商业之道,更知垄断之利,曾“尽管天下盐铁”(司马迁)。盐铁官营为汉王朝筹措军费的功能减弱,则其为桑弘羊等利益集团带来滚滚利润的事实就更为凸显。因而成为贤良文学们罢盐铁官营主张的主要理由之一。后来桑弘羊为了将自己的垄断之利传给后人而参与了宫廷政变,败露后被杀,则说明了,汉王朝的政治结构保证了其政治*不想为了一个利益集团而葬送自己的*。汉王朝的生命由此得到了延续。

徐复观对《盐铁论》的思想梳理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盐铁论》,虽然御史大夫们有明显的倾向贬抑儒家,但如徐复观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与贤良文学们一样引用儒家资源,尤其是孔子的话,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反过来,因在辩论之中,即使遵循儒家主张的人也表达得不那么纯粹。这使得一般读者不太容易辨清双方的主张究竟是什么。

从经典来看,儒家一贯主张经济*主义。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很著名的哲学表达。由于遵从自然被认为会有善的结果,将此认识推向极端,就出现了一个儒家的分支,即由陈亮和叶适所代表的浙东学派,相信“功到成处,便是有德”。儒家主流的经济思想,应该是以朱熹为代表。他与陈亮之间只有一点小小的但非常重要的区别,即不认为仁义在所有的时候都会带来事功:“固是得道义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义而功利不至者”。(转引自束景南:《朱子大传》,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95页~625页)这从今天看来是对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

所以,在儒家主流看来,“义”不都对应着“利”,所以必须超越利;尤其是那些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更应如此。因为从整个社会角度看,不需要人人讲“义”,只要有一部分人讲义就行了。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是有效运转的,大多数人按照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追逐自己的利益,就会带来社会繁荣。市场失灵的情况是很少的。况且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超越功利。所以对一般民众,儒家承认和保护他们追求利益的权利,而对政治统治集团和文化精英,则有超越功利的要求。

由此可以理解儒家话语的更深内涵。由于儒家精英的说服对象主要是政治统治集团,所以向他们谈论这一主张时有着某种具体角度,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和“不与民争利”,是对*讲的话。一方面,这是在保护民众的经济*和权利;另一方面,是约束政治统治集团不要追求一般性的商业利益。所以儒家又强调“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强调“重本抑末”。其中的“义”包括提供公共物品,同时获得税收方面的回报,所以是“以义为利”;而所谓“本”则是*本分,“末”则是*不当行为。简单地说,儒家对民讲“利”,对国讲“义”。

以对儒家经济思想深刻理解为基础,徐复观先生在其 “《盐铁论》中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一文中对《盐铁论》中的两派思想进行了梳理。他明确指出,御史大夫们虽然引用了大量儒家经典,并非遵循儒家真精神。而文学贤良们引用儒家经典则是“原则性的”,即基本代表儒家主流思想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辩论的核心问题,是为了抵御甚至进击匈奴,能否实行对盐、铁、酒等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垄断,以及对因均输而引起的交易的*垄断。在辩论中,贤良文学们提出了“崇本抑末”的主张。这很容易引起误解,以为儒家一般地反对工商业。徐复观先生对此作了辨析。他指出,“儒家承认工商的正常功用(“通郁滞”,“备器械”)”,但由于工商更容易获得和聚集财富,所以才在政治上和社会排序上重农抑商,但并非否定工商业。在另一方面,“贤良文学此处真正反对的,不是民间工商业,而是以盐铁均输等重大措施,由朝廷直接经营的工商业,及在朝廷直接经营下与官府勾接的工商业者。”(徐复观:“《盐铁论》中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载《两汉思想史》,*学生书局1992年版,第140页)徐复观先生对《盐铁论》中贤良文学们主张的这一梳理,更为鲜明地表达了儒家经济思想的一个要点,即儒家反对*直接介入一般性的商业领域,以及反对对工商业的垄断,尤其是*官员借助于权力而进行的垄断。

贤良文学们否定盐铁官营的理由,包括*垄断会带来价高质次的产品,尤其是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农具,直接侵害了农民利益;由于*及其官员进入到了一般商业领域,就会与民争利,“商工市井之利,未归于民”,而是“利归权家”,甚至直接侵夺民众土地等财产,致使破产成为流民;*官员利用管理盐铁官营之权力中饱私囊,形成了一个官商一体的利益集团,并对*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维持这样一个*垄断工商业的局面,从中获益的官僚垄断阶级就极力支持一种穷兵黩武的对外政策,又导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总体而言,这都是由于*与市场规则结合,即所谓“国以利为利” 的结果。

然而,徐复观先生也并没有完全肯定贤良文学们的所有主张,比如他们在反驳御史大夫们关于盐铁官营用于抵御匈奴的理由时,只是强调“夫文衰而武胜,德盛而备寡”,以及“修文德以来之”,被徐复观先生批为“不顾现实的空论”(同上书,第170页)。而对御史大夫们“故边民百战,而中国恬卧者,以边郡为屏蔽也”的论点则肯定为“在现实上是坚实的论证。”(同上书,第167页)这种把握非常到位。

如何将经济*与富国强兵协调起来

然而,徐复观先生对《盐铁论》的评论还是有点缺憾。既然在边郡保持武备是必要的,御史大夫们坚持盐铁专卖,以筹措军费就有一定道理;既然怀柔政策不能感化四夷,贤良文学们罢盐铁专卖的要求不就变得“不现实”了吗?如果我们既支持经济*的政策,又强调不能荒废武备,就要提出一个兼顾经济*与富国强兵的理论以及可以实施的制度政策,以同时实现两个目标。否则任何一种批评都不够完整。

实际上,经济*主义制度与政策并不像看起来那样不能支持富国强兵。首先是,经济*主义政策会因其较低的税率而使经济总量有较快增加,会使*获得更多的资源,用于提供国防公共物品,并且更可持续。宋代财政史告诉我们,王安石也是为了加强边备而增加了税收之外聚财措施,其结果是,“除与新法直接有关的增收外,在赋入的其他方面均未见明显自然增长。”(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6页)如变法后的熙宁十年,田赋收入比变法前略有减少(第52页);商税和榷酒收入数“情况都不甚好”(第67页)。这“自然与行新法后人民负担增加多不利发展生产有关。”(第67页)更重要的是,这种财经政策是不可持续的。民众的实际税率加重,会导致社会经济的衰落。

在另一方面,轻徭薄赋还有着政治含义。如同孟子所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就是说,包括低税率在内的仁政可以使民众更加认同政治统治集团的合法性,更愿意拿出自己的资源,包括财物和时间,支持*提供国防公共物品。如此“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即能够对抗强大敌人。而如果这些敌人不行仁政,则不是行仁政国家的对手。“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

更进一步,如果将仁政推广到天下,而不是靠武力掠夺和奴役其他国家与人民,就会形成比较和平的世界秩序。国家之间的纠纷就会较少,更不需要动用武力解决,就更少进行武力上的竞争,这也会在提高一个国家的安全水平的同时,降低其国防开支。

当然,如前所述,儒家承认要保持必要的军备。其水平是能够保卫自己,而不是要征服别人,所以不需过分的军备。这就不需要耗费过多的社会资源。在另一方面,轻徭薄赋所激发的生产热情又会使社会总产出增加,从而能够提供达到这一恰当军备水平的资源。从而,经济*与富国强兵可以并行不悖。

这在历史现实中有过大量先例。如因一些偶然因素,使得一个社会在保持一定军事优势的同时,又保持较低的税率。例如近代以来的英国和美国;虽然我们不排除这两个国家在崛起时也部分地依靠掠夺因素,如英国对西班牙和法国商船的掠夺,和对中国的鸦片贸易;美国早期的奴隶制和对印第安人的剥夺。

英国是一个欧洲大陆边缘的岛国。这使她不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陆军防备周边国家的入侵,只需要将资源集中在建立海军上面。而她的竞争对手,无论是西班牙,荷兰,还是法国,都要同时建立两支军队,陆军和海军。这就使英国在获得海上优势的同时可以保持较低税率。而美国则立国于北美大陆,由海洋将其与列强分隔开来,使她得以在创立之初的相当长时间实行孤立主义政策,将较少资源用于军事,从而可以长久地奉行经济*主义政策。这一政策使她最终成为世界强国。

纵观历史,也许中国是唯一在比较自觉地实行经济*主义政策的同时,保持国家强大的社会。比较突出的是汉朝、唐朝、明朝和清朝。它们都征收较低的税赋,同时只有不多的兵。这些中国传统社会的军事力量与其“帝国”的身份很不匹配,以致有人称之为“无兵的国家。”(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即使是在军事力量看似强大的唐朝,统治集团也主要借用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力量来保卫边境。甚至向外扩张。如唐诗中所说,“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而唐朝的税率,包括租庸调在内,大约在14%左右。这与今天世界超强的美国的军费相当于190个国家的总和有着天壤之别。“无兵的国家”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荒于军备的批评,但反过来想一想,为什么“无兵”却能成就如此强大的国家和中国前后相继的强大王朝?这其中应该有“仁者无敌”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