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搜刮了海军军费吗？慈禧在中国近代化中作用

慈禧：从“女人家”到政治家

读史最无趣的是什么？就是对某段历史或某位历史人物，只有一种声音、一种评价。一直以来，主流宣传对慈禧的评价，无一例外地说她好奢华，善权谋，顽固守旧，祸国殃民。确实，慈禧统治中国的时间长达近半个世纪，在这四十多年里，要找出一个人的善恶之迹，易如反掌，但要以某件事来概括她的一生，就需要谨慎了。一个人从青年渐渐成长，迈入中年、老年，思想、生活习惯、脾气性格等都会发生诸多变化，风华正茂时所作出的考虑与决定，会与古稀之年大不一样。分析历史人物，不仅要有“阶级分析”，还要有性格分析、家庭分析、师承学历分析等等。慈禧一生的每个时期、每个决策，都与她当时的年龄、健康、见识、心情以及谁在她身边等细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非“顽固守旧，祸国殃民”可以盖棺论定的。

慈禧当政时，正值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四方云扰幅裂，慈禧作为最终的决策者，固然要为中国一步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悲惨命运负主要责任，但只要客观地对待史料，不难发现，其实在每一次事件初起时，慈禧的判断与决定大体上都是切合实际的，至少不那么糟糕，最后却总经不住耳边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令她陷入惑乱，改变了初衷。总体说，在对内的问题上，慈禧较能坚持自己的定见，让事情朝好的方面发展，如洋务运动、立宪运动;但在对外问题上，她却经常不能坚持立场，左摇右摆，最后往往倒向了让事情变糟的一面，如甲午战争、庚子之变。

慈禧搜刮了海军军费吗？

同治年间，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臣工，被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痛感中国处于亘古未有的变局之中，决心学习西方，变法自强。但当时朝廷上下阻力之大，寸步难行，台官御史对洋务派的弹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动辄几十人联名参劾，几乎从未间断。李鸿章要修铁路、建工厂、买军舰、办轮船招商局、办电报、办银行，所得只有一个回复：反对！

保守派反对修建铁路，理由无奇不有，有说铁路会割断地脉，破坏风水;有说会使车船失业，引起暴动;甚至说铁路一开，“冠裳化为鳞介，礼义必至消亡”，总之，礼崩乐坏、亡国灭种，都是因为有了铁路。但慈禧不顾反对的声音，让李鸿章在西苑修一条铁路，从紫光阁到镜清斋全长三华里，意思摆明了：说铁路破坏风水？我偏把它修到皇家禁苑里来。西苑铁路建成后，慈禧受不了车头冒的黑烟和噪音，干脆不要车头，让太监拉着火车走。这成了历史学家拿来嘲笑取乐的题材：瞧，多愚昧无知！其实，在西苑建铁路本身，已产生巨大的示范作用，为在全国兴建铁路扫清了障碍。不管慈禧是用人拉车也罢，用毛驴也罢，甚至车厢光摆在那儿不开也罢，她作为铁路“形象代言人”的意义，已将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洋务派提出的建设方案，虽然经常遭到保守派阻击，慈禧有时出于政治平衡的需要，也会顺从守旧派的意愿，予以否决，但往往是今天否决了，明天换个名堂又通过，拖慢了时间而已，并非真正禁绝。1866年，洋务派奏请在同文馆内添设分馆，招收科举出身的学员学习天文、算学。大学士倭仁上书慈禧，表示极力反对，慈禧明知他最恨洋务，故意调他去专办洋务的总理事务衙门行走，不无侮辱之意。倭仁再三推辞，慈禧就是不肯收回成命，逼得倭仁以养病为由，奏请开缺。慈禧马上顺水推舟，免去他的所有职务。

历史学家往往揪住慈禧否决一两项新政，大肆渲染，而对于她支持的新政则避而不谈，或从动机上说成是为了满足她个人享乐欲望。试看李鸿章要办铁路、工厂、电报、银行、矿山、海军，一路跌跌撞撞，千难万阻，尽管规模、进度不如人意，但最终几乎都能如愿以偿。没有慈禧的支持，李鸿章是半筹莫展。因此，李鸿章也明白慈禧的价值，在她生活奢华这点上，尽量满足她的欲望。这是一种交换，虽然这种做法容易被人诟病，但换来了中国有铁路、有轮船的局面，权衡之下，笔者认为还是利大于弊。

慈禧是皇太后，食肉衣绮、宫苑园林，生活华靡，这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平息太平天囯起义后，朝廷财政已近乎竭蹶，但慈禧没有卧薪尝胆，没有树立一个恭俭为治的榜样。几乎所有史书，都把慈禧动用海军经费修三海、修颐和园作为一大污点，甚至将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责任也归咎于她——批判慈禧生活奢侈当然可以，但基本的史实还是要搞清楚：

其一，海军经费不等于海军军费，海军经费相当于海军衙门的办公费用，并不是购买军舰和练兵的军费。中国历年购买军舰的钱是哪来的？据李鸿章报告：买定远、镇远两舰，是淮南北盐商议捐报效一百万两，又从招商局拿了一百万两;买靖远、致远、经远、来远四舰，是户部提用神机营借英商怡和洋行洋款二百四十八万两，海军衙门转商户部指拨各省展限海防捐输银七十五万两及江海、闽海、浙海三关洋药税厘二十六万六千两，总计近三百五十万两买的;扣去购舰费用，还有六万多两余款，用于旅顺船坞工程;利用神机营借款拨归购舰费用存银行的利息七万八千两，再补一些钱，又从英国购得头等出海大鱼雷艇。也就是说，购买军舰的钱，本来就不是从户部每年划给海军衙门的“海军经费”中出的。

其二，拿去修颐和园的二百六十万两“海军经费”，也不是户部每年划拨的固定经费，而是经李鸿章动员，由他联合两江、两广、湖广、四川省的四位总督，湖北、江西两省巡抚，共同报销的。当时打着海军经费的招牌，号称存款生息，以补正杂款之不足，但实际上用作修葺园林乃公开的秘密。海军衙门解释，修园林也是为了“恭备皇太后阅看水操”之用(因为在颐和园昆明湖畔有一个水师学堂，常在湖上操练)，总算与海军扯上一点关系。

这笔钱如果不用来修园林，确实可多买两艘军舰。但反过来说，如果不是给皇太后修园林，那些封疆大吏还会这么积极筹钱吗？肯定不会。最理想的结局，当然是慈禧以修园林名义把钱收上来，然后宣布园林修不成了，全用来建设海军、开工厂，或者全分给穷人。但历史不容假设。

“女人家”还是政治家？

慈禧统治时期，中国和外国打过几场仗，打得都很“冤枉”，中法战争是为越南打的，甲午战争是为朝鲜打的，越南、朝鲜名义上是中国的藩属国，但早已有名无实，到头来自己七痨八伤，藩属国还不领情。

这几场对外战争，一开始慈禧都不太愿意打，倾向于主和。以当时的情形论，选择不开战是明智的，一来没有非打不可的迫切性，二来以中国的实力也承受不了大规模的战争，打了只会拖慢现代化的步伐。但国人历来有一种奇怪观念：凡主和都是卖国的，凡主战都是爱国的，越是躲在后方无需负直接责任的人，主战的调门越高。甲午战争前，京城内的御史、言官、给事中们，几乎都把日本斥为蕞尔小国，不足介怀，堂堂天朝，自可直捣东京，灭此朝食，此时虚骄之气，充斥朝堂上下。慈禧的主和，当然也不是对世界大势、国情实力有很深刻的认识，只不过是凭着直觉，加上一点弱国的自卑心理，害怕祖宗留下的一点本钱在自己手上败掉。但她经不住左右的人整天在耳边吹送“玉碎瓦全”的高调，于是“赌徒式”的侥幸心理渐渐占了上风，钟砣摆向了主战一边。

其实，主战派哪里真能打呢？刘坤一是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帮办海军军务，平时惯唱主战高调。甲午战争时，日军已打入国境，他被授予钦差大臣衔，节制关内外各军对日作战，手握虎符，拥兵数万，却以“队不齐，械不备”为由拒绝出兵，坐看李鸿章的淮军孤军苦战，一败涂地。仗打败了，面临割地赔款的和谈，主战派灵魂人物、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极力反对签订丧权辱国条约，朝堂之上，慷慨陈词，但李鸿章只淡淡地回了一句：不如你和我一起去和日本人谈判吧？翁同龢登时蔫了下去，忙不迭摆手道：“若我曾办过洋务，此行必不推辞，今以生手办重事，怎么可以！”

1901年李鸿章与俄国交涉，要求交还东三省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同声反对李鸿章与俄国签约，声称可以联合英国、日本对抗俄国。但当慈禧问道，如果中俄在满洲冲突，英国、日本会否出兵助我？与俄国开战，你们有无把握？两人顿时收声，支支吾吾说“不能保证”。那些整天在慈禧面前热血沸腾，作忠君爱国状的人，大抵如此。

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如此，庚子之变还是如此，慈禧每次都在这些热血大臣的鼓动下，从主和变成主战;从头脑清醒变成头脑昏热;从一心戒赌变成赌身家。直到“庚子之变”时，慈禧还是受着这种“赌徒”心理的支配，明知十赌九输，但一入场就身不由己，抵御不住侥幸心理的诱惑。每次赌输，痛哭流涕，发咒誓愿砍手指，但一看别人下注了，忍不住又想翻本。当义和拳在山东杀教士、烧教堂、拆铁路、砍电线时，慈禧是主剿的，认为义和拳虽然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但那些神功护体的法术太不靠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左右不少大臣都说义和拳民气可用，法术可靠，甚至拿假情报来蒙骗她，她头脑一热又“赌”上了。

人们或以为慈禧身为皇太后，可以穷情极意、为所欲为，其实相反，她不过是个做事顾虑重重，前怕狼后怕虎的女人家，许多主张受到大臣们的抵制，也不敢坚持，十分无奈。而且她也像很多女人家一样，耳朵根软，容易受人影响，受情绪左右，有时情绪一来，什么匪夷所思的事都敢做。

戊戌变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慈禧本来是赞成变法的，她对光绪帝表态：“只要你留着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但后来光绪帝在维新派的怂恿下，一味蛮干，又是改孔子纪年，又是罢黜礼部六堂官，甚至准备请日本人来主政，又传出要包围颐和园，捕杀慈禧的谣言，真假莫辨，变成了一出宫廷闹剧。慈禧气急败坏，做出了软禁皇帝，杀掉维新六君子的惊世之举。揆诸事实，并非政见上有多严重的对立，这种情形，不过是寻常百姓家的妇人遇上顽皮孩子胡闹时，打屁股、关柴房的“宫廷版”。事实上，戊戌变法的许多改革方案，后来都由慈禧实现了。

庚子年慈禧向十一国宣战，又是一例。细看宣战诏书，并无指定哪十一国，只说“彼等”，她是向全世界宣战。赌红了眼，最后一定是赌身家的。美国历史学家摩尔斯便说：“太后一向做事是留有余地的，但只有这次她这个政治家却只剩下女人家了。”但在此之前，她何曾是个政治家呢？一直是个女人家而已。

推行清末新政有功

宣战带来了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结果，慈禧赌身家又输了，而且输得狼狈不堪，甚至连宗社陵寝也顾不上了，扮作农妇，仓皇辞庙。经此一役，慈禧才真正痛定思痛，洗心革面，走出了“赌徒”的心理阴影，完成了从女人家向政治家的蜕变。这非常人可以做到的，但慈禧做到了——可惜，这时她已66岁，历史留给她的时间已屈指可数。

慈禧结束逃亡回到北京后，立即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激动人心的一幕——清末新政。她一改过去遇事摇摆不定的性格，以前所未见的坚定态度，推进各项改革。从科举改试策论、停止捐纳实官等措施起步，在经济方面改革币制，制订矿务章程，改革厘金税政，制订铁路政策等，按部就班，循序渐进。

1903年，改革推进到国家典章制度层面，中国第一部《商律》经慈禧批准施行。1904年初，商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和《商会章程附则》;公司登记法、破产法、专利法也相继通过立法。朝廷发布修律上谕，要求各驻外使节收集各国通行律例，送给修律大臣观摩学习。随后成立修订法律馆，参考各国成法，体察中国礼教民情，会通参酌，妥慎修订中国现行法律。

于是，制订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便水到渠成地进入人们的讨论范围了。但最初“宪法”“立宪”这些都是敏感词汇，没人敢公开提及，连张之洞、袁世凯这些重臣都只能私下议论。某次有一批官绅在南京开会，谈到宪法问题，被报纸登了出来，官府大为紧张，四处探查。故袁世凯道：“可有立宪之实，不可有立宪之名。”但这一“死结”总得有人来打开。江南名士张謇和张之洞的幕僚刻了一套《日本宪法》，呈送到内廷。慈禧看后大加称赞，在召见枢臣时推荐了此书，并说了一句：“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在座各位枢臣无人读过《日本宪法》，面面相觑，无言以对，散朝后纷纷托人购买各种宪法书籍补课。

经过慈禧的肯定，“宪法”一词终于脱敏，可以公开讨论。戊戌变法时，维新派付出了流血代价都做不到的事，慈禧用了三四年时间，走得甚至比戊戌变法时更远了。

1904年，慈禧决定从明年起停止科举，广推学校。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画上句号，社会上波澜不兴，平稳过渡。许多外国观察家都惊叹：中国能顺利废止科举，就没有什么改革是做不到的了。

1905年，慈禧派五位考察宪政大臣出国，到欧美各国考察政治，以期择善而从。五大臣回国后，慈禧又让朝臣就考察结果展开认真讨论。1906年9月，朝廷发布《仿行立宪上谕》，宣布正式启动宪政改革，这时距离出洋考政大臣回到北京不过一个月时间。可见在慈禧心目中，对实行宪政，早有定论，颇为急迫，并不存在故意拖延敷衍。

当年是慈禧的71岁寿辰。北京各学堂万余名学子云集京师大学堂，举行庆贺典礼。人人如登春台，奔走相告：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矣！欢呼声响彻云霄。慈禧听到各界的反响时，亦露出了一丝女人家的笑容。

1906年7月，由商部、巡警部、学部会定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新闻出版法规《大清印刷物专律》颁行，对出版物实行注册登记制度，只要在“印刷总局”注册登记，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版;三个月后，颁布《报章应守规则》，针对报刊做出具体规定。1908年3月，《大清报律》经宪政编查馆审核议复后，正式公布。朝廷同时颁布《结社集会律》，对结社与集会作了规定。各种民间团体和报纸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活跃的政治环境。1908年的8月27日——在慈禧去世前两个多月，千呼万唤的《钦定宪法大纲》终于刊印誊黄，分发各部堂和地方衙门，正式公之于世了。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有两种情况最为可悲，一是历史给了他很多时间，他却没做什么好事;一是历史没给多少时间，让他证明自己可以做什么好事。而慈禧两种情况都避免了，历史给了她近半个世纪，她做过坏事，也做过好事，一生可圈可点，可臧可否，但在她生命的最后七年，她做了让自己可以无愧于历史的事情——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