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富豪排行 谁是中国历史上的十大世界级富翁？
1、刘瑾：明代正德朝大宦官，《亚洲华尔街日报》列为世界级富翁。其收受贿赂所得据说合为33万公斤黄金、805万公斤白银，而李自成打进北京时收缴崇祯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仅为白银20万公斤。
刘瑾(1451—1510)，陕西兴平人，本姓谈，他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后净身入宫当了太监，遂冒姓刘。官居內宫司礼监掌印。他因从小侍奉太子朱厚燳，即后来的明武宗。深得武宗的信任和护佑，从正德元年到五年，以皇帝陪侍的身份，引诱武宗沉溺于骄奢淫逸中，自己趁机专擅朝政，操纵朝政，把持内阁，安插“六部”，同时还掌管明朝最精锐的皇家卫队――锦衣卫和特务组织――东厂、西厂，并建立了权力高于锦衣卫和东厂的私家特务组织――内行厂。当时有“立的皇帝”之称。他与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合成“八虎”。刘瑾则是“八虎”之王。 他不但排陷异己，陷害忠良。而且利用权势，肆意贪污。他大量贪污国库银两。还公然受贿*，大搞钱权交易。各地官员朝觐至京，都要向他行贿，谓之“见面礼”动辄白银千两，有的高达万两。凡官员升迁赴任，回京述职，都得给他送礼。凡善行贿者，往往都官运亨通。此外，他还派亲信到地方供职，为其敛财。据《明武宗实录》记载，刘瑾“用侍郎韩福，肆虐湖广，馈银至十余万两”。
刘瑾在权势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动了篡位之心，他私自刻了印玺，暗造弓箭，企图寻机夺位。公元1510年的四月，武宗派都御史杨一清和七虎之一太监张永去平定安化王的*。*平定之后，在向武宗报告战况时，揭发了刘瑾的十七条大罪。武宗不禁大吃一惊，命令将刘瑾抓捕审问。第二天，武宗亲自出马，去抄刘瑾的家。结果发现了印玺、玉带等禁止百姓和官员私自拥有的禁物。在刘瑾经常拿着的扇子中也发现了两把匕首，武宗见了大怒，终于相信了刘瑾谋反的事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恶贯满盈的刘瑾因谋反获罪，判罚凌迟。按当时的刑律，凌迟刀数为3357刀，头一日先剐357刀，剐出的肉片如大指甲般大小。刘瑾受刑那天，过去被刘瑾诬陷杀害的人家，纷纷以一钱买下从刘瑾身上切下的一小片肉，祭祀被冤死者，甚至有人生吃刘瑾被割成细条和小片的肉，以解心头之恨。
那么，刘瑾究竟贪污受贿了多少金钱呢？
主要有三个版本：一是据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所载，刘瑾被抄家时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折合现币约38亿元)。其它珍宝细软无法统计。二是根据陈洪谟的《继世纪闻》记载：刘瑾被抄出的家产，有黄金1205.78万两(按最新国际黄金牌价每克306元计算达1153.24亿元);白银2.59亿两(按最新国际白银牌价每克6.5元计算达526。5亿元)。总计：1679.74亿元。三是根据《明史纪事本末补篇》记载，明武宗朱厚照带人亲自查抄刘瑾家产后，共得“金二千九百八十七万两(折合当今人民币2837.2亿元)，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余万两(合2.59亿两526.5亿元)，仅此两项合计就高达3363.7亿元。另外还有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这些财富相对于当时明朝10年以上的国库收入(国家财政收入)。
2、和珅：清代乾隆时大贪官，入选《亚洲华尔街日报》世界级富翁行列。其事迹不再赘述，仅提一句，嘉庆抄家时所获财产相当于乾隆盛世18年的全国赋税收入，难怪时谚要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了。
根据清末著名的外交家做著的《庸庵笔记》，其中的一段名《查抄和珅家产清单》所记载：
和珅被查抄的家产名录如下：
一、现金资产
1、赤金(24K)：金库存58000两，上房内2500两、大金元宝一百个每个1000两、金宝塔一座二十六公，夹墙内26000两，几样合计：186900两
2、现银：地窖内100万两，银库内银元宝(每只10两)五万五千六百，上房内大银元宝五百个(每个1000两)合计：6556000
3、京果(银)五百八十三万个、苏果(银)三百一十五万个
4、洋钱(银元)五万八千块
清朝的计量单位为16两，当时的一两合现在0.625两，合31.25克。那么和坤的现金资产折算成今天的人民币为：
根据2006年1月12日9：10上海黄金交易所的黄金价格140.9元。那么，和坤贪污的黄金按今天的牌价，折算为人民币为8.2亿人民币;根据华北金属网公布的近期白银价格为：3400—3600/公斤，约为人民币3.5元/克，那么和坤贪污的白银折价人民币为：2.27亿元人民币;京果、苏果 按每个0.1两算，约1000万人民币;洋钱价格目前为60至120(剔除文物价值)，我们定为80元/枚，和珅贪污的洋钱价值为： 464万人民币。
那么和珅贪污的现金资产折算成当今的人民币为： 8.2+2.27+0.1+0.05=10.62亿元人民币。
二、房地产
1、花园一所，亭台二十座;2、正屋一所，十三进，七百三十间;3、东屋一所，七进，三百六十间;4、西屋一所，七进，三百五十间;5、私设挡子房一所，七百三十间;6、另有花园二所，亭台100座。
合计和珅共有房产2170间，按清朝官府样式，每间平均约为20平方米。那么和坤的房产面积为：2170*20=43400平方米。
按目前北京主城区的花园别墅的价格(10000元/平米)计算，和珅的房产价值为：43400*10000=4.3元亿人民币。另外，花园、亭台现在无法估价。
三、地产
1、田地八千顷，合800000亩，按目前中等以上城市征用土地价格为：4万，和坤的土地价值：800000*40000=32000000000(320亿人民币)
四、企业
1、当铺十处，本银八十万两;2、银号十处，本银六十万两。两处本银合计折价为人民币：(600000+800000)*31.25*3.5=153125000元(1.5亿人民币)。
五、玉器
1、玉鼎十三座，高二尺五寸;2、玉磬二十块;3、玉如意一百三十柄4、镶玉如意一千一百零六柄;5、玉鼻烟壶四十八个;6、玉带头一百三十件;7、玉碗十三桌、玉瓶三十个;-----------因表上罗列太多，不一一赘述，且价值无法估算。
六、珠宝
1、珍珠手串二百三十串;2、大东珠十粒;3、大映红宝石十块，重二百八十斤;4、小映红宝石八十块;5、映蓝宝石四十块;6、红宝石九十颗;以上珠宝价值，应当请专家估算。
七、其它
1、银碗七十二桌、银筷子五百双、金筷子二百双、金匙六十个、银匙三百八十个;
2、镂金八宝瓶十个、钟四百六十个、镂金八宝床及镂金八宝坑三十架;
3、绸缎一万四千三百匹、大红呢八百板、五色呢四百五十板、狐皮六百张、紫貂皮八百张-------还有太多无法一一记录。
以上物品，价格昂贵，无法估算。
根据可以折算的财物，和珅的家产为：10.62+4.3+320+1.5=336.4亿人民币，这些资产尚不包括无法估算的花园、亭台、珠宝、字画、文物、及银行、当铺的经营所得。
如果按内务府的估价，和坤的家产在8亿两白银，合人民币：875亿人民币。按内务府的说法，这笔钱可以抵得上两次庚子赔款的数额。
3、宋子文：《亚洲华尔街日报》列为世界级富翁。出身、事迹不再赘述，据说在任民国财政部长期间，靠垄断美国对华军援物资业务，其财富在当时早已首屈一指。
尽管宋子文拥有“两朝国舅”的身份，并长期担任民国财长的要职，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关于宋子文的私人财产还是一个鲜有人理会的问题。3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对此的兴趣，似乎一夜间迸发了，各类与其财富相关的传说蜂拥而至。
1933年秋，因为在军费问题上与蒋介石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银行总裁、行政院院长等*要职。
政治上的失意，反而刺激了宋子文从商的兴趣。他先是筹划成立了中国建设银公司，又在1935年中国银行改组后担任董事长一职。至此，宋凭借着自己掌控的经济委员会、中国建设银公司、中国银行等三大工具，不断实施对民族工商业、金融业的渗透、控制及兼并活动，并以惊人的速度，营造出一个以宋氏家族为核心的官僚买办集团与托拉斯王国，这也奠定了宋氏迅速发家的基础。
但宋子文英美派领袖的背景，为他招致了来自日本方面及国内*派的敌视。因而，在日本及汪伪一派的反击下，宋子文的豪门财富及其疯狂的敛财行为，不断被曝光。例如，1939年，在一份据说是日本特工对国民*高级官员存款情况的秘密调查报告中，单宋子文一人就被披露有5000多万元的财产存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内。战争期间，日本又指控宋子文在大通国民银行和纽约的花旗银行存款达7000万美元。与此同时，宋子文是当时“世界首富”的消息也不胫而走。
“四大家族”占据200亿美元？
对其豪门资本的揭露，最为熟知的是1946年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说：“四大家族或是‘官’式的，或是‘商’式的，在金融、商业、工业、地产诸方面所独占的财产，以及他们在外国的存款和产业，粗略统计一下，至少当在二百万万美元左右。”
若真如此，那么四大家族中随便一人的私产都可跻身于世界首富的行列，但事实是怎样的呢？据史料统计，当时全国三个最大的国家垄断资本集团——“四行二局”(*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资源委员会和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资产，合计也只有62972亿元法币，以1947年的汇率计算，尚不足100亿美元。若把当时国民*管辖的所有财产加起来，也不超过200亿美元。
可见上面所说“四大家族”财产，并不是单指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5人的私有财产，而是泛指*及其*统治下的“国家垄断资本”的财产。
4、伍秉鉴：商名伍浩官。清代广东十三行怡和行之行主。凭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走私鸦片迅成巨富。1834年已宣称有资产2600万元(一说为2600万两)，西方学者称其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天下第一大富翁"。1843年清*令行商偿还《南京条约》规定的300万元外商债务，他独自承担100万。
《华尔街日报》对于伍秉鉴的评价是这样的：“他出生于1769年的清朝行商。伍秉鉴继承父业与外商从事买卖，又进一步贷款给外商并以此获得巨富。他在西方商界享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伍秉鉴是清代十三行商人中的一员。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伍家的怡和行成为广州行商的领头人。伍家似乎要比其他行商更精于投资之道，很快就积累了巨额的财富。1834年时，伍家自己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有人估算这相当于今天的50亿人民币。这个数字意味着，即使在当时西方人的眼中，这个家庭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人家庭。
伍国莹被外商称为“浩官”，这个商名也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了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上一个响亮的名字。1801年，伍国莹的儿子伍秉鉴继承了伍家怡和洋行的业务。正是他使怡和洋行成为了行商中的佼佼者。
伍秉鉴将十三行带入巅峰。伍秉鉴被西方商人认为“诚实、亲切、细心、慷慨，而且富有”，英国人称赞他“善于理财，聪明过人”，但是也说“他天生有懦弱的性格”。据说他有一个红色的顶戴，但他从不在公众场合戴出来炫耀，只是在自己生日的时候偶尔穿一下。
一个美国波士顿商人和伍秉鉴合作经营一项生意，由于经营不善，美国商人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但他一直没有能力偿还这笔债务，所以无法回到美国。伍秉鉴听说后，马上把波士顿商人找来，叫人把借据拿出来，对他说：“你是我的第一号老朋友，你是一个最诚实的人，只不过不走运。”说着他就把借据撕碎，向对方表示他们之间的账目已经结清，对方可以随时离开广州回国。
7.2万银元是什么概念呢？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当时一艘远渡重洋的中型海船所携带的货物总价也不过10万银元左右。伍秉鉴的这个举动让“伍浩官”的豪爽名声在美国脍炙人口达半个世纪之久。
伍家除了和美国商人关系密切，也同英国行号有着紧密的联系，伍家能在东印度公司、散商和美商中左右逢源。伍家怡和行在中外商界都是一个极为响亮的名字，英国行号查顿·马地臣行，其中文行名就借用了伍家怡和行的老字号，称“怡和洋行”。
在19世纪中期，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山(武夷山)、店铺和巨款，而且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等，他的富有在当时举世瞩目。西方学者称其为“天下第一大富翁”，怡和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奋斗，十三行和“伍浩官”，不但造就了繁荣的外贸和富有的行商群体，同时也在中西方的文化、艺术等交流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邓通：西汉文帝宠臣，凭借与汉文帝的特殊关系，垄断当时铸钱业，广开铜矿，富甲天下。景帝即位，旋失宠，被收。限于名气之大，想不入选都难。
邓通，西汉文帝宠臣，凭借谄媚奉承，垄断当时铸钱业，广开铜矿，富甲天下。公元前156年汉景帝继位，因早年邓通得罪过当年的太子，汉景帝便以过境采矿的罪名，罢了邓通的官，没收其全部财产，邓通从此又成了最穷的人，最后饿死于雅安。
年轻力壮的邓通一路行来并不觉得车马之劳，因其性情诚谨，擅长划船，不久就被征召到皇宫里做了黄头郎，专职掌管行船。
汉文帝刘恒为人仁孝宽厚，但也免不了帝王的通病，信鬼神、好长生、梦登天。一次，文帝做梦想上天，却无论怎样都登不上去，这时有一个黄头郎从后面把他推了上去，他回头看到黄头郎穿了一件横腰的单短衫，衣带系结在背后。梦醒后文帝前往未央宫西边苍池中的渐台，私下用眼光寻找梦中推他上天的黄头郎，看到邓通衣带从后面穿结，正如梦中所见。及至召问他姓名，姓邓名通，音近“登通”。文帝听后十分高兴，之后一天比一天地宠他。邓通个性温和、谨慎，不喜欢张扬，更不善于交际，文帝虽然几次赐他休假，但他还是不出去玩。于是文帝前后赏赐邓通十几次，累计有亿万钱之多。
有一天，文帝命令一个善于看相的人为邓通相面。相人说：“邓通的命会穷困饿死。”文帝说：“能使邓通富有的于我，怎么说他会贫困呢？”于是将邓通家乡附近的大小铜山(在今四川荥经县境内的严道山)都赏赐给他，准许他铸钱。
邓通被文帝赏赐了家乡的大小铜山用来铸钱的消息传到老家后，亲朋邻里奔走相告。年已古稀的父亲十分感念皇上的恩德，带领几个女儿和女婿雇工匠在铜山一带采铜、烧炭、铸钱，严格遵照邓通的嘱咐，每一个钱都要精工细作，又从不在铸钱时掺杂铅、铁而取巧谋利，因而制作出的邓通钱光泽亮，分量足，厚薄匀，质地纯。上自王公大臣，中至豪商巨贾，下到贩夫走卒，无不喜爱邓通钱。吴国钱以发行量大占优势，邓通钱以质地优良取胜。这一时期，吴国与邓通所铸的钱币流遍全国。一時“邓氏钱，布天下”。
景帝一即位，首先便把邓通革职，追夺铜山，并没收他的所有家产，晚年的邓通只好寄居在他人家里，至死不名一钱。可怜富逾王侯的邓通，一旦落难，竟与乞丐一样，身无分文，最后竟应了许负的话，饿死街头。
6、梁冀：东汉外戚，两个妹妹皆为皇后，广敛财富，鸩杀皇帝，时称“跋扈将军”。汉桓帝时被收，缴得家财30亿多。曾挤身于《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的中国巨富行列，合当入选。
梁冀出身世家大族，先祖时曾协助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父梁商，妹为汉顺帝皇后。梁冀是没有皇冠的皇帝，富有天下，拥有封户三万，大造官郧。梁冀的妻子叫孙寿，是一个很妖艳的女人，从史书上的记载来看，也可以称得上千古一怪。孙寿也要与丈夫比高低，大造宅第，封君、食租邑，岁入五千万。梁冀私生活荒淫放荡，孙寿也同样荒淫放荡，她曾与梁冀所爱的“监奴”秦宫私通，但是她又本着女性的妒忌，干涉梁冀的私生活。梁冀曾与美女友通期私通，孙寿得知，派人抓住友通期，扯头发、刮面孔、打板子，甚至要将事闹到朝廷上去。
梁冀做了二十多年的大将军，穷奢极欲，为所欲为达到了极点;权重势盛，威风凛凛，不可一世。朝廷内外所有官吏无不畏惧，无不俯首听命，乃至连皇帝也不能过问任何政事。这二十多年是东汉外戚*的鼎盛时期，也是梁冀及其家族的“黄金时代”。然而，盛极转衰，在这个“鼎盛”的背后埋伏着梁氏覆灭的危机。
梁冀作恶愈多，梁氏统治垮台的日子也就愈近了。延熹二年(159年)，梁皇后死，这时桓帝已二十八岁，再不是当年的十五岁娃娃了。桓帝利用这时机，将宦官唐衡单独拉到厕所里问道：“朝廷里有谁与梁家不对头？”唐衡回答说：“单超、左倌、徐璜、具瑗都忿疾梁氏专横。”于是，桓帝急呼单超、左倌入密室，对他们说：“将军梁冀家族把握朝政，宫廷内外都为他们所控制，大臣都由他们指使，我想除掉他们，你们看怎么样？”单超等回答说：“梁氏是国家的奸贼，早就应该除掉。臣下智低力弱，不知圣上意思如何？”桓帝说：“我早就想好了，你们好好地密谋一下。”单超等回答说：“灭梁氏并不难，就怕陛下犹豫不决。”桓帝说：“没有什么可以犹豫的了！”
恰恰在这时又发生了梁冀派人杀贵人邓猛的母亲宣的事件。邓猛的父亲是邓香，邓香死后，其妻宣又嫁给梁纪。梁纪是梁冀妻孙寿的舅父。邓猛为桓帝所爱，升为贵人。梁冀为了巩固他的权势，就认邓猛为女，改姓梁。但是又怕邓猛的家族得势，而与梁氏分庭抗礼。所以先杀了邓猛的姐姐的女婿议郎邴尊，后又要杀邓猛的母亲宣。事发后，邓猛的母亲宣向桓帝告发，于是桓帝就派宦官单超、具瑗、唐衡、左倌、徐璜等五人带兵围攻梁冀宅，捕捉河南尹梁胤，梁家及其妻孙家，无论长幼皆弃市。梁冀家产全部没收，官家拍卖，合价三十余亿钱，供朝廷之用，可减天下税租之半。
7、吕不韦：战国时期阳翟大商人，史载”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但一生最得意的一笔大买卖却是：结识秦流亡公子赢异人并资助其回国即位，从而成功实现个人由商从政的历史性转变，据说连秦始皇都是其“掉包”的私生子，应该说，凭此传奇业绩挤身“十大”当之无愧！
吕不韦乳名吕春山，学名吕天才，商名吕长江，官名吕不韦。他从小就有着过人的天赋，5岁上学念书，10岁通知天文地理，13岁精通社会道德，即随父“行商坐贾”。吕忠义为阳翟的商人，在城内经营名贵中药材。吕不韦随父经营中药材时，觉得经营珠宝利大，就做起了高级珠宝生意。他走南闯北，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小小年纪便成了赵国首都邯郸的首富。在一次生意中，他结识了在赵国当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吕不韦认为异人“奇货可居”，日后可在他身上做一笔大生意。
吕不韦回到家中问父亲，种地能有几分利润？父亲说“十倍”。做细药、珠宝生意呢？父亲答“百倍”。如果立一个国君、建立一个国家呢？父亲兴奋地说道：“如果真能那样，那么利润就是千倍、万倍，甚至用数字无法计算。”
吕不韦旋即回到阳翟，拿出300斤在当时极其名贵的龙灵芝和一批珠宝翠玉，急匆匆赶往秦国。在秦国，他用100斤龙灵芝和部分珠宝翠玉，说通了华阳夫人，又用50斤龙灵芝和部分珠宝买通了秦国的重要大臣，让他们拥立异人为太子。
吕不韦回到邯郸后，买通了赵国的大臣，把异人保护在吕氏商府中。他把自己已有身孕的爱妾赵氏，充当黄花大闺女献给异人为妻。他又为异人改名子楚，将其偷偷送回秦国。公元前251年，秦昭王去世，安国君继位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安国君守孝一年后，加冕才3天就突发疾病去世了。子楚继位，号秦庄襄王。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邑蓝田(今陕西)十二县俸禄，又在洛阳赐10万户业银。吕不韦这笔生意，正如吕忠义所言，利千万倍，用数字无法计算。
秦王嬴政13岁继王位，吕不韦掌握朝中大权，与嫪毐、赵氏共谋，向卫国发兵，取赵、魏之地，西占三川，北设太原、河北数郡。吕不韦还在洛阳、南阳、信阳、濮阳、阳翟修府设郡，大肆扩张，为日后秦始皇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吕不韦有钱有势之后，不忘自己的出生地阳翟，派人回家乡大兴土木，留下了许多文化遗迹、遗址。
8、石崇：西晋著名富翁，其财富来源系任荆州刺史时拦劫沿途客商而得。最经典的故事是与晋武帝的舅舅王恺斗富大获全胜，可谓“富可敌国”也毫不夸张。盖因不懂“外不露富”的古训，终为一才妓绿珠破财，最后连命也搭上。限于名气之大，当然获选。
石崇是西晋人，那是一个讲排场讲出身的时代。王恺饭后用糖水洗锅，石崇便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四十里的紫丝布步障，石崇便做五十里的锦步障;王恺用赤石脂涂墙壁，石崇便用花椒。石崇是西晋人，那是一个讲排场讲出身的时代。石崇很富有，非常富有。但是仅仅富有并不是土豪，所以，石崇还很会炫富，不仅出手阔绰，而且花样百出。
石崇的厕所修建得华美绝伦，准备了各种的香水、香膏给客人洗手、抹脸。经常得有十多个女仆恭立侍候，一律穿着锦绣，打扮得艳丽夺目，列队侍候客人上厕所。客人上过了厕所，这些婢女要客人把身上原来穿的衣服脱下，侍候他们换上了新衣才让他们出去。凡上过厕所，衣服就不能再穿了，以致客人大多不好意思如厕。
王恺是晋武帝的舅舅，也是个著名的土豪。听说石崇是头号土豪，他很不服气，于是两人展开了土豪竞赛。
王恺饭后用糖水洗锅，石崇便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四十里的紫丝布步障，石崇便做五十里的锦步障;王恺用赤石脂涂墙壁，石崇便用花椒。舅舅比不过，晋武帝决定自己亲自出马。一次，外国进贡火浣布，晋武帝制成衣衫，穿着去了石崇那里。石崇故意穿着平常的衣服，却让从奴五十人都穿火浣衫迎接武帝。皇帝老儿看了，惭愧难当。
土豪因为有钱爱炫，高调但是缺乏权力支撑，所以往往为自己招祸，以至于下场很惨。
石崇后来因被诬告*杀于东市，临死前他说：“这些人，还不是为了贪我的钱财！”
9、沈万三：名富，元末明初江南巨富。曾助朱元璋修南京城，个人承包三分之一工程费用。其孙卷入蓝玉之案被充军云南，财产没收。其财富来源一说为海上贸易所得，可能算是历史上最早得国际贸易商人。
从明代起，沈万三几乎就成了富翁的代名词。嘉靖年间严嵩*，浙江嘉兴县一位丙辰进士花了两万三千两银子买得吏部考功司主事，惹得当时人称之为“沈万三官”。万历年间刊行的《金瓶梅词话》里，潘金莲一再嚷嚷的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南京的沈万三，北京的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此话的意思是说，任何事情都是客观存在的，正像南京沈万三有名气，北京枯柳树有影子，想要掩盖也掩盖不了。沈万三真可说是名播大江南北，妇孺皆知。
沈万三的确是一个“富可敌国”的人物，究竟“富”到什么程度？据《明史》记载，说沈万三奖励他的私塾教师：“每文成，酬白金以镒计。”白金即白银，一“镒”即二十两，仅一篇文章就付如此高的报酬，沈万三的家底可见一斑。朱元璋实施筑城计划时，单造砖单位便涉及一部(工部)、三卫(驻军卫所)、五省、二十八府、一百一十八个县，另有三个镇。而沈万三一人便负责从洪武门到水西门十馀公里长的城墙，工程量占整个工程的三分之一。明代孔迩的《云焦馆纪谈》说，沈氏“有田数十顷，凿渠引水以供酒需”，意思是沈家酿酒引水，都需用田数十顷，如此家产令人咋舌。明人田艺蘅也在《留青日札》里写道：朱元璋准备犒赏三军，沈万三说要代其出犒银。朱元璋有意刁难：朕有军百万，汝能遍及之乎？哪知沈万三豪爽应答：愿每军犒金一两！据此，今人或许能够明白，沈万三为何能号称“江南首富”了。
沈万三究竟是如何致富的，一直是个谜。最具传奇色彩、也是流传最广泛的说法，当属“聚宝盆”一说。说是沈万三贫时，见一农夫携蛙百馀，他便好心买来放生。哪知第二天，他看见众蛙聚在一个瓦盆内没有散去，于是将瓦盆带回家，用来洗手。一次，他妻子洗手时不慎将一支银钗掉在盆中，不料银钗一变二、二变四，不一会儿已是满满一盆，沈万三由是富甲天下，传说南京中华门的古称聚宝门的名称也源出于此。也有称沈万三会“点金术”，能够点物成金，因此黄金源源不断。另外还有分财说，元代吴江一带有一个名叫陆德源的富家，沈万三为他管账治财。后来陆看破红尘，离家出游，将万贯家财拱手送给沈万三，沈万三由此一跃成为“江南富族”。此外，还有沈万三由渔翁而得乌鸦石或马蹄金等传说，都非常神奇。
据说，沈万三富起来后，把苏州作为重要的经商地，他曾支持过平江(苏州)张士诚的大周政权，张士诚也曾为沈万三树碑立传。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沈万三因筑城墙有功，他的两个儿子被朱元璋封了官。但不久，沈万三却被朱元璋发配充军，在云南度过了他的馀生。
1979年修订本《辞源》记载：“沈万三，明吴兴人，字仲荣。后移居苏州。巨富，称江南第一家。朱元璋建都南京，召见，令岁献白金千锭，黄金百斤。甲马钱谷，多取资其家。其后以罪发戍云南(一说辽阳)，子孙仍为富户。万三豪富事，民间传说甚盛，但诸书记载互有出入，已难详定。”
10、陶朱公：春秋末期人，即助越王勾践一战灭吴的大智者范蠡，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当然入选。
陶朱公就是范蠡，春秋时期越国的大政治家。在越国被吴国灭亡时，是他提出降吴复国的计策的，并随同越王勾践一同到吴国为奴，千方百计谋取勾践回国，成为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官拜上将军。
但当勾践复国之后，他了解勾践是一个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同安乐的人，于是他急流勇退，毅然弃官而去。首先他到了齐国，改名为鸱夷子皮。但是齐国人知道他有很好的品德和很高的才能，就请他当宰相。由于他退归林下的决心已下，不久又辞官而去。他到了当时的商业中心陶(即今山东的定陶县)定居，自称”朱公”，人们称他陶朱公。他在这里既经营商业，又从事农业和牧业。很快就表现了非凡的经商才能。在19年内有三次赚了千金之多。但他仗义疏财，他赚了钱，就从事各种公益事业。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业的楷模。
陶朱公很有经商的头脑。他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判断价格的涨落，即”论其(商品)有余和不足，则知(价格)贵贱。”他发现价格涨落有个极限，即贵到极点后就会下落;贱到极点后就会上涨，出现”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规律。这就很符合现代市场规律的。因为一种商品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更多地生产，供应市场，这就为价格下跌创造了条件。相反，如果价格太低，就打击了积极性，人们就不愿生产，市场的货物也就少了，又为价格上涨创造了条件。故他提出一套”积贮之理”。这就是在物价便宜时，要大量收进。他说”贱取如珠玉”，即像重视珠玉那样重视降价的物品，尽量卖进存贮起来。等到涨价之后，就尽量卖出。”贵出如粪土”，即像抛弃粪土那样毫不可惜地尽是抛出。
陶朱公生长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产品是市场的最大宗、最主要的商品。农业有很强的季节性，每年气候不同，产量了就不同，对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所以满足农业需要、为农业服务，就成为他经商的主要方向。他根据季节规律，提早储备物资，即所谓”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就是说，像作战之前要做好准备一样，根据季节的需要(时用)就可以预知市场所需要的商品(知物)。
季节和气候变化是有规律的。他引用我国早已有的一条关于气候变化的规律性的古语，作为预知农业丰歉的依据。这条古语说：”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年一大饥。”这是说，每六年有一年风调雨顺的上好年景，也有一个旱年，每十二年有个大旱年，也有一个水年。
根据这个规律，他丰年就大胆收进。因为不会年年丰收，收进的货物不愁没有机会售出。同样，在大旱年物价上涨时，他就尽量抛售，不愁以后没有进货的机会。就这样，他不但自己致富，也为平抑物价、避免丰收年谷贱伤农与饥荒年民不聊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陶朱公的故事告诉我们，气候资源的变化会造成丰收与歉收两种状况，对人们都有不利影响，并且通过商品交流这种不利影响会扩展到全国、全社会，但是，只要人们掌握了这个规律性，采用商业手段，通过贱买贵卖，是可以协调的。陶朱公也许是世界上第一个在认识上和实践上都注意到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农业对市场的影响，以及在该领域的对策研究上取得重大成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