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房价 成大教务长10年工资能买“王府”

四川新都县(今成都市新都区)龙桥乡有一位名人，姓吴，名君毅，生于清朝末年，参加过科举考试，十八岁中秀才，十九岁留学日本，后来又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德国柏林大学进修，归国后在北京法政大学担任经济系主任，学贯中西，年轻有为。

1926年，国立成都大学(今四川大学前身之一)创立，吴君毅离开北京，回川效命，做了成都大学的教务长。这时候他年过四十，仍是租房子住。到了1930年，为了彻底解决全家人的安居问题，他决定置业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成都房价并不算高。吴君毅的侄女吴棱在城区支矶石街看过一处宅子，两进院，十间房，前院里两棵桂树，后院里三棵楠树，房子宽敞，环境清幽，卖主要价4900元(大洋，下同)。吴君毅的同事张幼房在九思巷买过一处宅子，三进院，占地一亩有余，花了8000元。川康边防总司令冷寅东(此人也是1949年全国政权易手前成都最后一任市长)买房，买的是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校长龚道耕的花园别墅，位于前卫街，壮观如王府，成交价是28000元。

由此可见，吴君毅只要花上几千块大洋，就能买一所相当不错的房子;如果他花到几万块大洋，基本上可以入手一套超级豪宅了。

但是吴君毅手头没有这么多钱。

以当时的平均水准来说，他的收入很高，在北京法政大学当系主任，月薪260元，回到成都大学当教务长，月薪高达300元。他攒上两年工资就能买一所大院，攒上十年工资就能买一所“王府”。

不光是他，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法币尚未严重贬值时，几乎所有的大学教授都有能力靠薪水买豪宅。这是因为民国年间重视知识分子，重视教育，无论北洋*还是国民*，无论袁世凯还是蒋介石，不管他们的施政如何受人诟病，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

当然，1937年全面抗战以后，战火连绵，物价飞涨，教授们的工资涨幅被疯狂的通货膨胀远远抛在后面，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往往还不如一个囤铁皮的老太太，那另当别论。

闲言少叙，且说吴君毅想买房，却发现自己手里没有那么多钱。他的薪水不是很高吗？房价不是很便宜吗？怎么会买不起呢？原来他把积蓄都拿去救济亲友和贫困学生了。记得鲁迅也是如此，鲁迅在教育部做官，薪水最高时也是300块大洋，攒钱买房绰绰有余，可他不懂积蓄，有钱就拿来买拓片、买古书，以及寄给在日本留学的弟弟和在老家的母亲。所以鲁迅买房时不得不借朋友的钱，光借钱还不够，甚至要从浙江兴业银行贷款。

吴君毅没有借钱，也没有贷款，他靠“约会”来解决燃眉之急。

吴君毅的堂兄、同为知名教授的吴虞(胡适称之是“只手打翻孔家店的老英雄”)在日记中写道：“君毅买房约会，嘱予入三局。”意思就是说，吴君毅找了堂兄来约会，邀请堂兄入三股。读者朋友看到这里，可能会感到奇怪：一个堂兄，一个堂弟，两个大男人搞什么“约会”啊？

其实民国年间的“约会”一词，语意与今天大不相同，它是一种融资手段，一种互助方式。打个比方说，你、我、他，我们仨都想买房，钱都不够，为此我们定下一个君子协定：今年大家各出100万，凑够300万，这笔钱先交给我，让我买房;明年大家再各出100万，给你凑够买房款;后年每人再各出100万，让他也买上房子。像这样的金融互助，就叫“约会”。

我刚才只是打个比方，真正的“约会”要复杂一些。因为钱是有时间价值的，越放越贬值，假如三个人来“约会”，谁都会想第一个拿到钱买房，为此，必须用合理的方法来弥补其他人的损失，比如先得钱者向后得钱者支付一定的利息，或者大家抓阄，让上帝帮忙做决定，谁的运气好，谁最先买房。

在吴君毅置业那个年头的成都，“约会”形式可分三种：

第一种叫“摇会”，参会者得钱的先后顺序，靠摇骰子来决定;

第二种叫“标会”，参会者事先投标，各人把自己想要支付的利息报出来，谁报的利息最高，谁能得到其他参会者的钱;

第三种叫“单刀会”，只举行一次，最缺钱的那个人拿到其他参会者的捐款，把房子买下来，然后从第二年开始，依次向其他人还款付息。

吴君毅约的，就是“单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