芈月成为史上最豪放太后 其实是因为商鞅？

电视剧《芈月传》前段时间热播，女主角“芈月”的原型——秦宣太后开放的生活态度也被人津津乐道：宣太后执政期间，韩国曾向秦求救。宣太后在朝堂上说：“从前我服侍先王，先王把大腿压在我身上，我很难受;先王把身子压在我身上，我却很愉悦。为什么呢？因为承宠对我有利。韩向秦求救，要拿什么让秦感到有利呢？”

这种开放的态度不止于言辞，且见于行动。宣太后曾与秦国北方强敌之主义渠君私通，还生了两个儿子，换来秦国北方边境的三十余年平静。晚年，她又杀掉义渠君、灭了义渠国。她还长期豢养情夫，并在临死前公然要求最爱的情夫殉葬。

这种开放一般被认为有两个原因：秦国地处西陲，受戎狄文化影响较大，故不那么重视礼教;宣太后执政期间，权势熏天，自我放纵。其实还有第三个原因，也是特别重要的原因：商鞅变法。

商鞅曾把礼乐、诚信贞廉和仁义等列为毒害国家的“六虱”，认为国家要想强盛，必须先铲除“六虱”。在秦孝公时代，商鞅将上述理念付诸实践;孝公死，秦惠文王(宣太后的丈夫)即位，车裂了商鞅，但仍执行商鞅定下的立国理念——排斥礼乐和诚信贞廉。

礼乐是中原各诸侯国的精神财富之一，蔑视礼乐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倒退。而商鞅的“理想国”本就是以整个社会的道德倒退为代价而建立的。为加强国家对民众的控制，商鞅用律法强行要求有两个以上男丁的家庭分家。大家族消亡，小家庭直接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自然毫无抵抗力，这也直接导致了秦人家庭伦理的丧失。汉初的贾谊形容：秦时，儿子借给父亲一把锄头，常流露出施恩的神色;母亲拿几个瓢碗去用，儿媳就会说难听的话，真快赶上禽兽了。

同时，商鞅制造“特务国家”，连同床共枕的夫妻也有互相告密的义务，导致社会风气严重败坏。直到汉文帝时代，民众乐于告密的风气才得到扭转。为了让民众保持愚昧、利于统治，商鞅还驱逐知识分子、烧毁诗书，并且在战功和农耕以外不奖赏百姓，以此把民众变成鄙视学问、安心耕种的愚昧之人。

这些政策确实产生了商鞅所期待的效果。在宣太后执政时期，秦人普遍没有让子女读书上进的期望，几乎都在祈祷儿子孔武有力、利于耕战。宣太后死后不久，荀子来到秦国，发现秦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民众都很愚昧，相当害怕官府、相当服从。

古人曾有定论：“秦国之俗……寡义而趋利。”商鞅的治国手段一方面大大降低了秦国民众的道德水准，另一方面彻底扼杀了秦国民众受教育的机会，最终使秦国沦为一个“笑贫不笑娼”的诸侯国——秦律公开“笑贫”，把穷当成原罪，规定：对那些无力娶妻只能入赘的穷人，不但不能分给他们田地，作战时还要强迫他们冲锋在最前线，早死早了事;他们的后代发达了，也要在档案中明白写上祖先是穷鬼、是赘婿。秦律还给穷人设置了一个专用的侮辱性的代词：“人貉(hé，一种像狐狸的野兽)”。

在这种“笑贫不笑娼”几乎成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宣太后有如此作风自然不足为奇，而人们也不会对宣太后的这种开放做法有任何非议，所以宣太后在临终前才很有自信地公然要求自己最喜欢的情夫来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