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赵构生母失节 韦太后遭金人掳掠生子

韦太后是宋高宗赵构的生母，靖康年间当了金兵的俘虏，作为战利品押到北方，充当了金人的慰安妇，还给赵构生了两个同母异父的兄弟。后来赵构在南方建立南宋，金人为了羞辱他，还特地编写了韦太后的“秽书”就是黄色小说在中原流布。

为迎回了自己的生母韦氏，高宗快速完成“绍兴和议”全部手续：重划宋、金两国的边界，宋奉表称臣于金，金册宋主为皇帝。每逢金主生日及元旦，宋均须遣使称贺，宋每年向金国缴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韦氏返回南宋后，被宋高宗封为太后。

靖康之役作为金朝的俘虏，被押解至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洗衣院充作奴婢，*嫁给了盖天大王为妾，并且生了二个孩子。盖天大王赛里本名叫完颜宗贤，与海陵王同为丞相。

辛弃疾《窃愤续录》记载：绍兴年间，宋钦宗被拘押在上京一寺中，一天，他偶然“在墙壁的缝隙中，看见远去的韦妃和一个金国的官长一起走，身旁还有一个奴婢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大人、小孩都穿着胡服，孩子喊韦妃为阿母，于是宋钦宗知道韦妃已成为盖天大王的老婆了”。这则记载并非空穴来风，胡乱编造虚构，只因赵构当了皇帝，堂堂天子之母曾经失身再嫁，未免贻笑天下，因此官史、私史都讳莫如深。

韦太后曾在金国生子

金人可恭的《宋俘记》就记载韦氏曾入“洗衣院”。所谓“洗衣院”其实就是变相的妓院，北宋的帝姬、王妃、皇妃都曾受到金人的凌辱。而且据《靖康稗史》记载：金朝官方出了一个告示，说：“允许宫奴赵构的母亲韦氏、妻子邢氏和姜氏从良。并且金人还说，韦氏已经再嫁给金国的首领。

徽宗之女柔福帝姬亦嫁盖天大王，与韦太后同事一夫，后乘隙逃回南宋，韦太后返朝后，马上指证这柔福帝姬是假冒。母命难违，经过主审官严刑逼供和捏造，把“真情”上禀：此柔福帝姬乃开封女尼李静善，因相貌酷似，便假冒帝姬。

很快，从北方逃回的一个名叫李楑的宦者又称自己在五国城见过柔福，说她嫁给一名叫徐还的金军将领后不久就死掉。人证物证如此，可怜的柔福帝姬便被高宗赵构下令处决。

高宗赵构的母亲韦氏与柔福帝姬在“洗衣院”难免会赤身裸体在多种场合经受非人的蹂躏。由于柔福帝姬不是重要的男性帝室人员，很容易逃出，后被南宋的蕲州地区将官送回行在(杭州)。

韦氏又过数年，方才为其子宋高宗花大价钱赎回，当上了太后，韦氏自然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在五国城难以启齿的娼妓生涯，杀人灭口是理所当然的事。

靖康之耻：宋高宗生母遭金人掳掠生子

嫁给完颜宗贤期间，韦氏生有一子(一说二子)。韦氏在金国生活了十六年，其遭遇不可能不外传。为了掩饰宫廷丑闻，宋高宗便在韦氏的年龄上做文章，将其虚增十岁。

靖康二年(1127)春，金人攻破汴京，俘虏徽钦二帝，北宋灭亡。破巢之下，焉有完卵？接下来，便是一场对汉人、汉文化的摧残和洗劫。除了疯狂抢掠金银，野蛮的金人还大肆搜捕帝后、帝妃、王后、王妃、帝姬、郡主以及大臣妻妾子女，并“依照去目，逐名补送，目详封号，以免混淆”(《开封府状》)，将所有被俘人员的姓名、年龄、户口、职官、封号详细登记，分类造册，然后分批押赴北地，宋高宗赵构的生母韦氏也在其中。

关于韦氏被俘时的年龄，《开封府状》称当时“乔贵妃四十二岁。……韦贤妃三十八岁。”也就是说，韦氏生于元祐五年(1090)，靖康二年(1127)时只有三十八岁。然而，《宋史·韦贤妃传》却称“绍兴……十九年，太后年七十，……二十九年，太后寿登八十，……九月，得疾，……俄崩于慈宁宫，谥曰显仁。”照此推算，韦氏生于元丰三年(1080)，靖康二年(1127)时已经四十八岁。两份史料中，韦氏的年龄竟相差了十岁之多。

作为北宋亡国的见证，《开封府状》是当时金元帅府与开封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具有*案牍性质，它所记载的内容也可以在其他史料中得到验证，其史料价值可与国史等相侔，具有很强的真实性。而作为正史之一，《宋史》是记载两宋大人物、大事件的官方硬性文献，在史学界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在韦氏年龄问题上，《开封府状》和《宋史》孰对孰错？带着这份疑惑，笔者查阅了与韦氏有关的两位后妃的史料，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宋史·乔贵妃传》载，“乔贵妃，初与高宗母韦妃俱侍郑皇后，结为姊妹。”史料中提到的郑皇后，初为向太后的押班侍女(按：领班侍女)，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及即位，遂……赐之。……政和元年，立为皇后”(《宋史·郑皇后传》)。从以上史料中，笔者发现两处疑点：其一，郑氏担任押班侍女期间，不应该有自己的侍女；其二，郑氏嫁给宋徽宗时，韦氏已经二十一岁，这么大的年龄没有嫁人却被选入宫当侍女，于理不通。

此外，《宋史·韦贤妃传》还称，“绍兴……十二年，……太后年已六十”，这与同一传记中“十九年，太后年七十，……二十九年，太后寿登八十”的记载前后明显矛盾。可见，在韦氏的年龄问题上，《宋史》有所藏掖；或者干脆说，宋高宗故意把生母年龄虚增了十岁。《宋史》欲盖弥彰，恰恰反衬《开封府状》记载韦氏被俘时三十八岁并非杜撰。那么，宋高宗为何要刻意掩盖生母的真实年龄呢？个中缘由，还应该从“靖康之难”说起。

韦氏被俘后，与成千上万的北宋男女受尽了折磨和蹂躏。对于男人来说，被殴打，被杀戮，咬咬牙，闭闭眼，也就过去了；而对于女人来说，面临的却是禽兽般的奸淫和侮辱。《燕人麈》载，“天会时掠致宋国男、妇不下二十万，……妇女分入大家，不顾名节，犹有生理；分给谋克以下，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邻居铁工，以八金买倡妇，实为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一般女俘如此境遇，皇帝后妃的屈辱遭遇可想而知。

三十八岁的女人只要保养得当，韵味依然十足；而对于在后宫养尊处优的韦氏来说，这个年龄必定风情万种，何况她能成为宋徽宗的女人，貌美指数自然不低。韦氏被俘后，“二起北行，入洗衣院”(《宋俘记》)。洗衣院字面上像是洗衣机构，但从与韦氏一同被遣送到洗衣院的朱、赵二女子次日“并蒙幸御”(《青宫译语》)来看，洗衣院实际上是金国贵族淫乐的场所，类似妓院。韦氏在洗衣院，不可能冰操独守。

天会八年(1130)六月，金太宗下令将“宫奴赵(构)母韦氏、妻邢氏、姜氏凡十九人，并抬为良家子(按：妓女从良)”(《呻吟语》)。从洗衣院出来后，韦氏嫁给金国盖天大王完颜宗贤为妾。关于韦氏改嫁一事，辛弃疾《窃愤录》记载，“良久，屏后呼一人出，帝(按：宋钦宗)视之，乃韦妃也。太上(按：宋徽宗)俯首，韦妃亦俯首，不敢视。良久，盖天大王命左右赐酒二帝及太后，曰：‘吾看此个妇面。’盖韦妃为彼妻也。”

《宋代十八朝艳史演义》也讲述了韦氏改嫁：“一日，……郎主遂大怒，就将后赐死于外罗院，累及赵后族属为燕京官妻的十余人，一并赐死，……韦夫人险乎也被株连赐死，亏得盖天大王爱护，向郎主力争说：‘废后赵氏，吾妻韦氏，并非族属，何得连坐？……缘何概不追究，偏偏罪及韦氏？……臣弟不敢闻命，务请收回成命。’郎主不得已，就把牌使召回。”演义这东西，七实三虚，完颜宗贤称韦氏为“吾妻”，决非空穴来风。

嫁给完颜宗贤期间，韦氏生有一子(一说二子)。为此，金太宗还曾两次“奖励”宋徽宗和宋高宗。天会八年(1130)七月，金太宗诏曰：“(韦氏邢氏)用邀宠注，比并有身(按：怀孕)，叛奴赵(佶)，曲加荫庇，免为庶人”；天会九年(1131)四月，金太宗诏曰：“(韦氏邢氏)本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各举男子(按：生子)一人。眷念产孕之劳，宜酬衽席之费，可各赐白金十锭。赵(佶)赵(构)让美不居，推恩锡类，可并赐时衣各两袭。”

此外，托名辛弃疾所著《窃愤续录》记载，“或日，有单马若贵家人，寺僧令监者与阿计替入室，反锁其门而去。且曰：‘盖天大王并韦夫人来此作斋。’移时，帝(按：宋钦宗)于壁隙中遥见韦妃同一官长潜行，从傍有一人抱三四岁小儿，皆胡服，每呼韦妃为阿母，于是帝知韦妃已为盖天大王妻也。”观此情形，这个“三四岁小儿”应为韦氏所生。这个儿子是不是韦氏所生另一子，笔者不敢断言，但韦氏曾为完颜宗贤生子，是毋庸置疑的。

韦氏在金国生活了十六年，其遭遇不可能不外传。为了掩饰宫廷丑闻，宋高宗便在韦氏的年龄上做文章，将其虚增十岁，从绍兴十年(1140)开始，每逢韦氏“生辰、至、朔，皆遥行贺礼”(《宋史·韦贤妃传》)，并将典礼载入史册，依此表明“韦后北狩，年近五十，再嫁虏酋，宁有此理？虏酋舍少年帝姬，取五旬老妇，亦宁出此”，强调韦氏早已失去了生育能力，改嫁、生子的有关传闻不过是金人“编造秽书，以辱宋康”(《呻吟语》)而已，不足为信。

为了让韦氏被俘时已经“四十八岁”既成事实，宋高宗还把韦氏与乔贵妃的“姊妹”关系换了个，让韦氏当了比自己年长四岁的乔贵妃的姐姐，“二帝北迁，贵妃与韦氏俱。至是，韦妃将还，贵妃以金五十两赠高居安，曰：‘薄物不足为礼，愿好护送姊还江南。’复举酒酌韦氏曰：‘姊善重保护，归即为皇太后；妹无还期，终死于朔漠矣！’遂大恸以别”(《宋史·乔贵妃传》)。同时，虚构了韦氏曾为郑皇后的侍女，以进一步掩盖韦氏的真实年龄。

随着宋高宗议和路线的确定，绍兴十二年(1142)八月，韦氏带着宋徽宗的梓宫回到江南。归国后，韦氏非但没有提及自己在金国的遭遇，反而叮嘱宋高宗“两宫给使，宜令通用；不然，则有彼我之分，而佞人间言易以入也”(《宋史·韦贤妃传》)，意思是说，我们母子之间要多联系，多通气，不然，小人会恶语中伤，从中离间。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韦氏这番话很奇怪，如同“此地无银三百两”，这也恰恰印证了她心里有鬼。

为了掩盖真相，宋高宗还害死了同父异母的妹妹柔福帝姬。北宋灭亡后，柔福与韦氏一起入洗衣院，后“归盖天大王赛里，名完颜宗贤”(《呻吟语》)，说明柔福与韦氏一起当过妓女，还曾一度同侍一夫。后来，柔福伺机逃回南宋，经宋高宗及宫内老人辨认，确认无疑。然而，韦氏归国后却称“柔福死沙漠久矣”(《鹤林玉露》)，将其活活打死。对此，《随园随笔》也称“柔福实为公主，韦太后恶其言在虏事，故诛之”，以杀人灭口，死无对证。

同时，凡是了解韦氏底细的人，大都没有好果子吃。如，身陷金国十五载的洪浩归国后，被宋高宗称赞为“忠贯日月，志不忘君，虽苏武不能过”的忠烈之臣，后来却成了一个“造为不根之言，簧鼓众听，几以动摇国是”(《系年要录》)的罪臣，被流放岭南，两个助手张邵、朱弁也遭殃。再如，跟随韦氏归来的官员白谔，也因“有燮理乖谬语，刺配万安军”(《廿二史劄记》)；作为“报谢使”赴金与完颜宗贤有过接触的王次翁，也被钳制口舌。

此外，宋高宗还下诏“禁私作野史，许人告”(《宋史·秦桧传》)，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野史之禁，严禁士大夫私自修史，提倡官员相互举报，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防止韦氏在金国的丑闻被泄露和传播，用高压措施保全韦氏的名声，保住自己的颜面。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面对辱母之仇，丧国之恨，宋高宗不致力于收复失地、直捣黄龙，而是关起门来耍威风、饰太平，无不反映了他的昏庸和软弱。有仇不报，有苦说不出，而是煞有其事地为受辱的生母改年龄，混淆视听，掩耳盗铃，正是宋高宗缺少民族气节、一贯屈膝投降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