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时期两位高官的“大降级” 年羹尧与隆科多

官场如赌场，年羹尧与隆科多便是其中“一夜光”的大输家。年羹尧连降十八级，成了杭州看城门老大爷;隆科多畅春园外小黑屋关一辈子。最后两人还是丢了性命。古代官员丢饭碗其实很常见，甚至可能还是“复出”的资本呢。

年羹尧：“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

进四川 定* 年羹尧向上“要官”

康熙五十六年，*传来乱事，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遣其将策凌敦多卜袭击*，并杀死拉藏汗。四川提督康泰率兵出黄胜关，却发生部队哗变。时任四川巡抚年羹尧深知：自己的机会来了。果然，康熙赐“全川舆图”给他，委以重任。年羹尧并没有冒进，一面继续剿除四川周围地区的不安因素，一面准备军需粮草，打通入藏运输线。之后，他干了一件传统臣子一般不干的事儿：向皇上“要官”。要的是“四川总督”的官——“非假臣以虚衔不能也”。年羹尧的理由是过去的四川营伍之间积弊严重，战时指挥层级混乱，需要有那么一个总指挥来坐镇中心。康熙欣然应允。年羹尧的飞腾，便从这个四川总督的“虚职”开始。康熙五十九年，康熙帝命平逆将军延信率兵自青海入*，授年羹尧定西将军印。八月，策凌敦多卜败走，*平定。

平青海 助雍正 西北王权倾天下

紫禁城里的皇储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皇四子胤禛揣度康熙疑虑，对皇位故意表示没兴趣，自封“天下第一闲人”。“闲人”私下却很忙，忙着找昔日小伙伴、今日的西北王年羹尧，作为自己争储的一个最有力棋子。雍正后来在《大义觉迷录》里指出，多亏了年羹尧坐镇西北，钳制了争储对手驱准保藏主帅、十四阿哥允禵。康熙驾崩、雍正即位后，因年羹尧辅佐有功，也因青海地区罗卜藏丹津作乱，川陕地区军权被全权授给了他。九月十三日，叛军渡过黄河。雍正令年羹尧进剿，封其为“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根据情报判定罗卜藏丹津不足以成事，三月命部下突袭叛军，罗卜藏丹津仅存两百余人逃匿;五月，青海地区平定。班师回朝时，雍正亲自出城相应，加封一等公。人臣之福，已达极致！

改圣谕 定百官 大将军此时多红？

雍正皇位稳固后，更把诸多事务的决断权交给年羹尧，例如海禁和官员挑选权。甚至东南沿海福建盐商的问题也要跑去问西北王。私自改动圣谕、先斩后奏这种在古代社会“大逆”之事，年羹尧做了，雍正反而朱批道：“增的几字甚好！”你改的太好了，我原本还想和你商量呢，掉脑袋的事儿在年羹尧这里反而成了立功受赏。之后，雍正干脆也不让他改了，直接让他代拟上谕，土司之事便是典型案例。年羹尧在川陕总督之时，便屡屡举荐“老同事”。当上大将军后，更是变本加厉，不断对老部下“论功行赏”。雍正元年的正月里，年羹尧一口气推举15位川陕旧部。这些人后来不是地方大员，便是军中要人。江浙地区的官员后来也要年羹尧的举荐。甚至一度年羹尧举荐的官员成了“质量免检产品”，吏部称之为“年选”。

隆科多：“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

年羹尧气焰熏天的同时，隆科多也风水水起，烜赫一时。隆科多拥戴雍正即位，受封太保、吏部尚书、理藩院上书、《圣祖仁皇帝实录》总裁官、《大清会典》总裁官、《明史》监修总裁。雍正正提到他总是叫他“舅舅”，亲热程度是比较少有的。年羹尧得宠看不起隆科多，雍正当然不能告诉年羹尧隆科多拥戴他即位的事，只能旁敲侧击地说：“舅舅隆科多，此人真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萃之稀有大臣也。”隆科多一人兼了这么多的“臣”，威猛程度明显高于年羹尧，雍正还怕这两人心里彼此结成什么疙瘩，专门制定年羹尧的长子年熙过继给隆科多为儿子。隆科多已有了两个儿子，得到这个过继的年熙便告诉雍正说：“臣命中当有三子，今得皇上加恩赏赐，直如上天所赐。”他还表态说：“我二人(指他和年羹尧)若少作两人看，就是负皇上矣。”这就是他准备和年羹尧团结到底的意思，雍正、年羹尧、隆科多“三位一体”的“千古君臣知遇榜样”，没有像雍正自己说的那样，更没有像年、隆期待的那样，不过一年多的光景，新皇帝就翻脸了。

跌入尘埃：年羹尧与隆科多殒命

年羹尧：连降十八级的大将军

雍正对年羹尧的惩处是分步逐渐进行的。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尧陛见离京前后，此时雍正已作出决定，要打击年羹尧。年羹尧离京后接到的那份朱谕就是对他的暗示。第二步是给有关官员打招呼。一是雍正的亲信，要求他们要与年羹尧划清界限，揭发年的劣迹，以争取保全自身;一是年羹尧不喜欢的人，使他们知道皇帝要整治年了，让他们站稳立场;一是与年关系一般的人，让他们提高警惕，疏远和摆脱年羹尧，不要站错了队。这就为公开处治年羹尧做好了准备。

第三步把矛头直接指向年羹尧，将其调离西安老巢。雍正三年三月，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所谓“祥瑞”，群臣称贺，年羹尧也上贺表称颂雍正夙兴夜寐，励精图治。但表中字迹潦草，又一时疏忽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雍正抓住这个把柄借题发挥，认为这是他“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所以对他在青海立的战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接着雍正更换了四川和陕西的官员，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乱。四月，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

最后一步是勒令年羹尧自裁。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并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隆科多：畅春园外 三间黑屋

隆科多对雍正的疑忌不是不知，也想自留退路，于1725年底主动提出辞去步军统领一职。这一招正中雍正下怀，他早就不想把这个要职留在隆科多手里，而且准备让与隆科多不甚亲密的巩泰来接手这个职位。以准许隆科多辞去步军统领一职为契机，雍正开始公开打击隆科多。恰巧到了雍正五年，隆科多“私藏玉牒”的事被人告发了，于是雍正下令逮捕了隆科多，并专门在畅春园外盖了三间小屋，将隆科多*在里面。

“玉牒”是皇帝的家谱，上面有每位宗室成员的名字，以及对该人的“评语”。隆科多为什么要“私藏”一个抄本呢？揣度起来，大概是想“保存”康熙有关“立储”的信息，譬如康熙对皇十四子胤禵的评点。这“玉牒”，对隆科多肯定有用，不然他就不会“私藏”了。隆科多私藏它，是想证明自己对雍正继位有“扭转乾坤”之功，是想让雍正知道，他知道的“隐情”更多，使雍正对他有所忌惮，不敢轻易下手。而这自作聪明的举动，恰恰为雍正提供了惩处他的“借口”。1727年，诸王大臣会议定隆科多四十一条大罪，比如，交结、庇护年羹尧之罪。最终，“隆科多免其正法，于畅春园外造屋三间，永远禁锢”。其赃款数十万两，于家产中追补。长子岳兴阿被革职，次子玉柱被发往黑龙江当差。1728年夏，隆科多于幽愤中死去。

生死谜题：年羹尧与隆科多罪在何处？

对于年羹尧从受宠到受死的“冰与火”转变，雍正曾第一时间表态：“大凡才不可恃，年羹尧乃一榜样，终罹杀身之祸”、“年羹尧深负朕恩，擅作威福，开贿赂之门，因种种败露，不得己执法，以为人臣负恩罔上者诫”。《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也支持雍正的态度，认为年羹尧乃至隆科多之死，在于恃功自傲。中国老百姓对历史的兴趣，野史往往大于正史，阴谋论大于光明论。野史中认为年羹尧和隆科多因为掌握了雍正即位的种种内幕，在战事已定、朝中无患后，立即开杀戒灭口。也有说法认为是百官的弹劾令雍正不得不下狠手，以雍正之个性、年羹尧隆科多在朝中威望来看，似不成立。

清史学者冯尔康在他的著作《雍正传》中系统阐述了年羹尧获罪的原因：第一，年羹尧擅作威福，引起雍正的不满和疑惧;第二，年羹尧结成朋党，危害政治清明;第三，年羹尧贪取财富，让力图整治财政和吏治的雍正无法容忍。冯尔康同时也否定了年羹尧、隆科多因他们掌握了雍正“篡位”秘密而被“灭口”的说法，并认为年羹尧、隆科多的倒台是“结党图利，身败名裂也是咎由自取”。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从节义角度出发，这二人倒没有谋反自立的贼心。只不过在皇权社会，心高气傲的雍正皇帝自然不甘总做个年羹尧的陪衬和受支配者，皇帝的“逆鳞”依旧碰不得。从政权角度来看，西北战事已定，年氏集团尾大不掉，手握重兵，此为明患;雍正虽即皇位已久，但昔日的争储*仍在，不排除借年羹尧、隆科多二人*反攻的可能，此为暗忧。种种因素下，真就成了“非死不可”了。

官场玄机：古代官员“降级”未必全是坏事

降级分哪几种？

古代官员遭贬谪，无非是降职、革职。降职又分为降级留任与降级调用，革职也分为革职留任与彻底革职。官员的降级、革职，一律由吏部负责。高级官员的专案专办，中下级官员的则定期汇总处理。凡是降级而级别已经不够降的官员，例如从八品降三级、正九品降二级等，就等同于革职。在这种情况下，则要区分该官员是因为公事还是私事被降职，还要考察他此前任职情况。如果是因公受到处分，降级不超过三级，并且此前任职表现不错，官声较好，则可以革职留任;如果此前表现一般，则只有革职;若是初次任职，难以评价，就先革职留任，试看一年。要是因私而被降级调用，或是本身还处于革职留任期内再次犯错误的，一律以革职处分。

革职的官员，也要区分是因为公事还是私事被革职。因为公事被革职的话，相当于被撤职。原来的职务虽然没有了，但还可以交代清楚之后，由上级给出一个评语送交吏部引见，此时仍然保留着公务员的身份，大多还可以另外安排一个去处。要是因私被革职，那就相当于开除公职，必须回到原籍。这种情况下要想得到重新起用就比较困难了，要么是国家危难之际才被想起，要么是皇帝心情大好突然施恩。

被降级了还有机会“卷土重来”吗？

古代官员被降级和革职，除非罪孽深重，天怒人怨，例如本文两位主角，否则都有机会再次来过，按现在话来说“政治生命”还能延续。

官复原职分为开复与捐复，前者拼运气，后者拼财力。降级留任和革职留任的官员，因为留任原职，因而比较容易得到开复。其中降级留任的，三年之内无过可以开复;革职留任的，四年之内无过能够开复。降级调用和革职的官员，上级考察起来没有个年限，他们也就必须一直战战兢兢不能出差错，免得一不小心毁了前面多少年的修行。其次，有了圣旨或者是督抚和堂官认为他们可以开复之后，还不能立即得到开复，还需要送部引见，等待皇帝接见之后下旨决定。捐复就简单多了，“能用钱解决的事儿就不叫事儿”。捐复多出现在清朝，不仅能官复原职，还能换个同级别的其他官当当。价格方面京官一品450两，二品410两，外官一品900两，二品820两，依次往下递减。当然，一些犯了“大事” 的官员，捐钱也是没用的。

为何被贬？如何自保？

古代官吏史一个有趣的事是文官被降级被革职的比例要比武官高得多，不用查别的史料，翻开我们的小学到高中语文课本就够了：司马迁、李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陆游、苏轼……文人多情，文人又为何官场“薄命"？原因之一就是书生气太浓，不会揣摩皇帝的意图，看皇帝的眼色行事;二来不够灵活机变，大多都有较强的正义感，是非观念也很强，但他们喜欢讲死理，更不擅长封建官场上的策略和技巧;三来自视过高，恃才傲物是官场大忌，更会遭来杀身之祸。

那么有预防针吗？在人治为主的古代社会，掌握人的心理无疑最为关键。明代陆容在《菽园杂记》一书中说自己父亲的朋友徐孟章是一位久在官场、阅历丰富的老官僚，他告诫刚步入官场、不通世故的陆容：官场多险毒之人，你心太直，不会玩手腕，是适应不了官场这种险恶的环境的;你要在官场生存，就要改变你自己，多长几个心眼。其次，文人那种偏执当然也不行，刚直易折，你不能总指望自己的上司是唐太宗。最后，"少说话"。贺若弼的父亲贺敦在北周任金州总管，很有才干和抱负，可惜遭人陷害被杀。临刑，他对贺若弼说：我是以舌而死的(即以言获死罪)，你必须牢记。说着，拿起锥子刺儿子舌头出血，“诫以慎口”。

降级未必是“坏事”

封建社会官员复出一是要降级使用的。作为一种处罚，官员复出的规定中少有“官复原职”。根据规定，免官降先品的，从没有降时的品级下降二等起用;免除担任的职务及只降一级官阶抵徒刑的人，从没有降时的品级降一等起用。所以，名义上的“降级”，也许是重返仕途的一种开始。

而且，宋朝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对于许多因直言而遭到贬谪的官员，尽管生活境遇一落千丈，但在士大夫中间的声誉却常常与日俱增，他们因贬官而成名，有的甚至“一贬成名”。例如范仲淹、唐介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