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入股”当官 当亲随比当官更易得到好处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借鬼吏之口说：“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其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与纪晓岚同时代的邵晋涵也说过：“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官拥虚声而已。三种人者，幕宾、书吏、长随。”不论是纪说的“四种人”，还是邵说的“三种人”，都是典型的隐权力集团，他们不是朝廷命官，却是地方吏治的实际*者，无官之责而有官之权，而官则徒拥虚名而已。
我们主要来说“长随”，亦即“官之仆隶”。长随是官员私人雇用的家丁、奴仆，如跟班、门子等。长随的隐权力可以有多大呢？古人早已列了一条算式：“宰相门子七品官”，就是说，给宰相看门的家奴，其权力不亚于七品朝廷命官，尽管任何摆在台面上的法律文本都不会规定“ × × 衙门的长随 ＝ × 品官”。当然，隐权力是因人而异的，得长官信任、器重的长随，工于钻营、弄权的长随，有过硬后台、背景的长随，他们的隐权力显然要比一般的长随大得多，所以也不能一概地说某某衙门的长随等于多少品官。
那么，我们以什么指标来观察长随集团的权力值呢？考虑到长随弄权无非是为了中饱私囊（正式编制内的官员，可能还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之类的抱负），长随的权力值也直接表现为“私囊”的饱涨度，所谓“以权谋私”，“权”与“私”是成正比例关系的。
晚清笔记《清代之竹头木屑》（作者佚名）收录了一则《甲乙二商》，说的正是长随窃权柄以谋私利的事，对我们分析长随的权力值很有启示。我先将这则官场轶事转述出来：
有甲乙二人，在汉口做小生意，二人相要好，但生性都很狡猾。一日二人商量：“我们辛辛苦苦，没赚到多少钱，不如捐个官做做，或许有发财之望。”甲说：“我们各捐一官，财力不足，且不能相助，不如以我之名捐官，你出资助我。”乙觉得有道理。于是乎，两人出资凑得三千两银子，大约甲出七成，乙出三成。乙问自己可以谋个什么差事，甲说：“你不懂书算，不如当一个门子？”乙在市井中，曾经出入衙门公馆，对官爷的仆人视若帝天，能够做门子，已经很满足，所以欣然答应了。
甲用这笔合资的股金捐了一个候补巡检，至广东候缺。但甲自捐官后，待乙颇傲慢无礼，乙很是不满：咱们是合伙人，你以为真是主仆吗？但捐官的钱已交给甲，不能就此罢休。于是悉心交结同类诸前辈，请教蒙蔽把持之法。不到二年，甲得补五斗司巡检，乙随他赴任。五斗司为粤东巡检首缺，乙没花几天工夫就与地方的痞棍混熟了，凡巡检应得款项，多为乙所截取，且多方营奸利，甚至伪造甲手书，向富人讹索，甲均不知情。
六年期满，甲离任升官，偶然见乙腰囊甚富，大为奇怪，追问不放，乙虽遮遮掩掩，却隐然有得意之色。甲知有异，乃乘人静时请乙过来，说尽好话，始知乙数年所敛之财，已倍于甲。甲得悉后甚为悔恨：早知道，他来当官我来当门子好了。
在清代，巡检是知县或知州的属官，设有司署独立办公，执掌缉捕盗贼、盘查奸伪之职，从九品，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是个芝麻大的小官。但捐这个从九品小官要花三千两银子，三千两银子值多少钱人民币呢？由于这个故事没有说明具体发生在什么时候，我们姑且以咸丰年间的白银购买力来折算，当时一两银子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50元，三千两银即相当于今天45万元。即使按清末的白银购买力折算，三千两银也差不多30万元。而清代的九品官，一年的工资也就几百两银子，看起来收益似乎抵不上成本。但甲乙二商合股捐官，本就存“发财之望”，岂会做亏本生意？可见巡检的实际权力值，远远超过正式工资所显示的区区几百两银子，也不止是三千两股本的数目。
甲商是这次捐官的大股东，所以坐了官位；乙是小股东，当了长随，主仆（其实是生意合伙人）二人一起走马上任，这种名为仆隶实为股东的长随，在清代官场并不少见，以致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来指称这一现象，叫做“带驮子”。
乙的具体职务是司阍，俗称门子、门政、门丁等，类似于现在机关单位传达室的看门老头。但细究起来，以前的门子，地位其实不如今天的看门老头，因为现在机关单位的门政一般都列入正式编制了，而以前的门子，只是官员的私人奴仆而已，属于“贱民”之列。
一个九品芝麻官的家奴，能有多少权力呢？在上面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门子乙比巡检甲更擅以权谋私。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为乙生性狡诈、熟谙蒙蔽把持之法，其实深究下来，乙能生财有道，主要是得益于巡检司署门政的半公共身份，得益于他与巡检大人的特殊个人关系。倘若不是把持官衙门权、与*者关系亲密，任你贪念再炽、手段再高，也未必有搞腐败的“福分”。
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官衙门政在权力链条中的关键地位。以前的官员深居简出，办公之公堂与生活起居之内宅同在衙门之内，日常公务的处理，还有官场上的人情往来与某些隐秘的私下交易，一般都得在衙门内进行，这个衙门入得入不得，就看门子有没有刁难你。如果门子有意刁难，他有许多法子让你吃闭门羹，比如不给通报、谎称老爷外出或不见客等。常言道，“大人易见，小鬼难缠。”“小鬼”指的就是门子，“难缠”则显示了门子的权力的能量。
门子还负有传宣长官命令、传递公文进出、召集吏役升堂等职责。可以这么说，门子虽是下人，却把据着权力系统的出入口，虽无公职，但半边身子伸入了公共领域。
门政在权力链条上的位置既然非比寻常，担此“要职”者，自然非*者之心腹亲信莫属，就如现在的领导拣司机、秘书，必选自己的嫡系。与*者的密切关系，无疑让门子的权柄更重，因为关系网络正是隐权力的重要来源，离关系网络的权力中心越近，就越容易假借或请托到权力。难怪晚清时有人感慨地说，“门权最重”。
门权有多重呢？这可以从“门包”上掂量出来。门包就是孝敬给门子的银两，用红纸包着，上书“门敬”或“门礼”二字，以示尊敬和郑重其事。如果不给门子送上红包，当然就别想见到门子背后的大人。我们也可以将门包当成是赎买门权的“赎金”，门包越大，表明门权越重。在清代，送门包已经成为官场惯例，这也说明门子的权力已获得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普遍承认。
咸丰年间到福建任布政使（副省长）的张集馨就遇到了一个权势很大的门子——闽浙总督庆瑞（福建、浙江二省的一把手）的司阍。此人叫做张七，是庆瑞的心腹亲信，司道州县送给他的门包，必须是成色、分量达到官方标准的银子，洋元是不收的，每次属员送来门包，当面在门房拆封，看是不是够分量、够成色，短缺几分，立即掷回去，补足再送来。庆瑞则认为属员多送门包，才是看得起主人，所以这个张七，更加肆无忌惮了。
张集馨刚到任时，第一次送门包，因为银子重量欠缺六分（两），被张七掷出来，张集馨本想发火，但想到庆瑞已经批评过他脾气太刚硬，只好强忍下来，叫家人再加一钱银子送去。以后每次送门包，都是足色足量。
回到“甲乙二商”的故事。门子乙与巡检甲名分上虽是主仆，实际上二人是老朋友，又是捐官的合伙人，有了这样一层特殊关系，乙窃柄弄权一定比一般的门子更加有恃无恐。
巡检虽然是九品芝麻官，但掌管的是缉捕盗贼、盘查奸伪之权，是最具杀伤力的执法权，借用吴思先生创造的一个概念，这是一种非常值钱的“合法伤害权”。太平天国的北王韦昌辉在落草之前，是一个小土财主，只因无权无势，曾被当地巡检勒索几千两银子，韦咽不下这口气，才决然加入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小小巡检的伤害权能之大，可见一斑。所以往巡检司署行贿送礼的人数自然十分可观。
门子乙因为把据着巡检权力系统的出入口，不但有常例的门包收，更能狐假虎威，巧取豪夺钱财，既当“小偷”，又当“强盗”，后者才是门子乙最大头的收入。看，巡检甲应得的款项（大概就是当地百姓向巡检大人赎买合法伤害权的“赎金”），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据为己有，这是小偷的本领。他还肆无忌惮地伪造甲的手书，向富人讹索（富人交纳的勒索款，当然也是赎买巡检合法伤害权的“赎金”），这又是强盗的本领。如此善于弄权的门子，难怪“数年所敛之财，已倍于甲”了。
《清代之竹头木屑》收录的这则《甲乙二商》，不知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其事，不过，这类“门子坐大，富比主子”的故事，在晚清官场上其实并不乏其例。据光绪年间进士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记载：“旗人做官，必听门政指挥；其发财，亦赖门政。即罢官归来，所有家私，统归门政掌握。门政吞剥，富于主人。”门政之所以能富于主人，全赖于这样一种畸形的权力结构：官员听门政指挥，门子等于成了官员权力的非正式经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