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中翁同龢的态度为何前后矛盾？

在中国近代史上，尤其是在晚清戊戌变法那场震惊朝野内外的政治变局中，翁同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以往政治史与法律史关于戊戌维新运动的研究，往往注重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宪政思想以及变法主张的研究，而忽略对翁同龢的研究。毋庸置疑，康梁二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发动者和主导者，然而，在戊戌维新运动之初，朝中最强有力的变法支持者却是翁同龢。

翁同龢(1830—1904)，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1856)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并先后担任同治、光绪两朝帝师三十余载，深受帝后两宫宠幸，在朝中威望甚高。

关于翁同龢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的表现，概而言之，是前后矛盾的：既表现出积极进步的一面，同时也表现出消极保守的一面。一方面，翁同龢积极支持变法。翁同龢日记记载，1889年2月5日，翁同龢与孙家鼐向光绪拜年并提出“圣贤之治，迹不尽同”的建议。同年2月6日，翁氏更是向光绪进呈冯桂芳的《校邠庐*》一书，冯桂芳是戊戌以前著名的变法思想家，该书对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宗旨作了集中阐述。另据翁氏后人翁万戈先生披露的日记手书原稿显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闰五月初九日(1895年7月1日)，翁氏曾与康有为有过会面。当时翁氏对康有为极为欣赏，并积极向光绪引荐，建议打破祖宗法制，康有为可直接向光绪“条陈奏事”。另一方面，在向光绪引荐康有为之后，翁氏却又表现出对康有为以及变法运动的反对情绪。

翁氏后来为什么会对康有为以及变法运动产生反对情绪？学界对此有诸多争论。笔者认为，原因可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翁氏与康有为在变法观念上的分歧。翁同龢与康有为两人都主张变法，康有为逐渐成为戊戌变法的主导者得益于翁氏的引荐。尽管如此，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翁虽然支持变法，但他骨子里推崇的仍然是程朱理学一脉，以至于与康有为产生变法的“道”“器”之争。翁氏于1889年曾向光绪推荐《校邠庐*》，事实上，该书的核心思想是中国的生存图强之路应该“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而康有为的变法立场则显得较为激进，他主张变法不仅要从“器物”层面入手，更重要的是从“道”的层面入手，应该更为广泛和全面地变革政治制度。因此，康有为对汉唐以来既定的传统进行了系统改造(这种改造主要包括义理和制度两个方面)，完全背离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主流认识。正因为如此，当康呼吁变法要改造传统义理和制度时，翁氏与康有为在变法立场上出现了分歧。

第二，翁氏个人一己权益之念。著名公法学者萧公权先生在《翁同龢与戊戌维新》中着重强调了这一观点。萧公权从翁氏的个人性格与心术出发，认为翁同龢作为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在积极支持变法的同时，也致力于继续巩固自身的地位。翁同龢与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关系一直颇为紧张，这是晚清官场中公开的秘密。所有证据指向只有一种解释，即翁氏排斥李鸿章、张之洞的目的在于获取变法的主导权。既然如此，翁氏与康有为的关系最终走向终结，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在戊戌维新运动之初，翁氏为了在变法中抗争李张二人，大量引进张謇、汤震、陈炽以及康有为等变法新锐力量，作为自己变法的得力助手，以弥补自己在变法方面知识的不足。在翁氏向光绪引荐康有为之后，康有为激进的变法主张更为光绪所认同和接受，逐渐取得变法运动的主导权，这是翁氏引荐之初始料未及的。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出现在总理衙门，翁氏当天日记记载：“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大端，狂甚。”“狂甚”二字，实为翁氏当时对康有为态度的真实表达。这样，为了与康有为争夺变法的主导权，翁同龢不惜反对康有为以及康有为主导的变法之路。

第三，帝后两宫之间在变法方面的分歧。在变法运动之初，慈禧太后对变法持支持态度。翁氏试图通过变法来缓和两宫的关系，因为慈禧和光绪至少在表面上对变法达成了共识。随着光绪对康有为激进变法思想的日益接受，慈禧开始走向反对和阻挠。翁同龢与慈禧的主张一致，都认为变法不能触及“祖宗法制”之根本。然而，更为严重的是，引荐康有为，使得后党对翁氏展开制约和攻击，已经损害到他的政治利益。因此，翁氏为了在帝后两宫政治斗争中自保，急于修复与慈禧及后党之间的关系。修复关系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摆脱与康有为之间的关系，脱离变法派的阵营。

翁同龢后期在变法问题上左右摇摆的态度以及矛盾冲突的表现，令光绪帝逐渐对其失去信心，视翁氏为变法的绊脚石。终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廿七日(1898年6月15日)，翁同龢被罢黜回常熟家中。同年10月21日，慈禧懿旨传来：“翁同龢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为大臣居心险诈者戒。”戊戌维新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翁氏个人的政治生命也走向终结，对中国百年现代化变革道路更是产生了潜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