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侠女施剑翘刺杀孙传芳始末 孙传芳怎么死的
1935年11月13日下午2时，天津市佛教寺院居士林的殿堂里，几声枪响，原北洋军阀、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中弹倒地，登时毙命。由此爆出一条特大新闻，当日报纸发出“号外”，平津轰动;次日沪宁各报也刊出了这条“血溅佛堂”的特大消息。事发之后，女刺客施剑翘自称是为父报仇，并从容地打电话向警察局自首。一时间，好奇的人们忍不住纷纷打听：施剑翘究竟是什么来历？她和孙传芳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想要回答这些问题，不妨首先从大军阀孙传芳谈起。
“五省联帅”孙传芳
孙传芳(1885—1935)，字馨远，民国时期直系军阀首领之一。山东历城人。
孙传芳祖辈务农，家境贫寒，少时历尽坎坷。后来，他的姐姐嫁给袁世凯武卫右军执法营务处总办王英楷当二房夫人，从此，他的人生才出现转机，很快踏上了一条青云直上的仕途之路。
1902年，孙传芳由姐夫王英楷推荐，进入北洋陆军练官营当学兵，不久，又转移到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就读。1905年，孙传芳赴日留学，后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六期学习军事，1908年毕业，期间加入同盟会。次年，孙传芳学成回国，同年经清*陆军部考核，授步兵科举人，并担任北洋陆军第二镇第三协第五标教官。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传芳任第二师第三旅第五团的辎重营营长。1913年至1921年，孙传芳一直驻守湖北，期间深受湖北督军王占元赏识，屡屡升职，由第五团团长、第三旅旅长、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直至湖北第十八师师长，一度还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军衔也从少将升至中将。1921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了湖北军政大权。吴佩孚对孙传芳非常欣赏，任命他接任第二师师长。从此孙传芳一跃变为直系军阀的一员大将。
1923年，孙传芳率领军队进入福建，出任福建军务督理。1924年，直系军阀齐燮元讨伐皖系的卢永祥，江浙之战爆发，孙传芳奉曹锟之命出兵援助齐燮元，夹击卢永祥，占据浙江，并乘机大肆扩军。随后，他被大总统曹锟任命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同年授衔恪威上将军。10月25日，“北京政变”爆发，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联袂组建“临时执*”。张作霖统率大军，举兵南下，大肆扩张奉系实力，直逼长江流域。孙传芳为保全自己利益，多方联络反奉*，对张作霖军队进行反击。1925年10月10日，孙传芳对奉军突袭得手，占领上海、南京，并将奉军逐步逐出江苏和安徽。其中，在皖北固镇的一次战役中，孙传芳打败奉系军阀、山东督办张宗昌的部队，并俘获了张宗昌的部下、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随后，得意忘形的孙传芳将施从滨枭首于蚌埠车站，以振军威。这就是十年之后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为父报仇的缘由。
孙传芳被刺前的照片孙传芳对奉系军阀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东南各省。随后，鄂、皖、赣三省直系将领公推吴佩孚、孙传芳共主大计。1925年11月25日，孙传芳从徐州凯旋，成立浙、闽、苏、皖、赣等五省联军，自任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聘日本军官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开办联军军官学校，自兼校长，成为直系后期最有实力的军阀。其鼎盛时总兵力达20多万人，并同时拥有海军和一支航空队。
1926年6月，北伐军北上，反对军阀反动统治。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是革命的三大对象。9月，北伐军进入江西，孙传芳以“保境安民”为口号，亲自赴九江督战。经过数月激战，孙传芳损兵折将，*“放弃闽赣、退保江浙”，与北伐军进行对垒。北伐军多次奉劝孙传芳投降，孙传芳却坚持“讨赤”立场，拒绝谈判。11月，孙传芳微服简从，密潜天津，和张作霖捐弃前嫌，化敌为友。在孙传芳的怂恿和拥戴下，张作霖组建“安国军*”对抗北伐，孙传芳被任命为安国军副司令，兼五省联军总司令。1927年8月，在南京龙潭一带，孙传芳的部队与北伐军展开激战，几乎全军覆没。1928年春，孙传芳被张作霖任命为鲁西前线总指挥，与蒋介石、冯玉祥的部队作战，失败后逃回济南。6月初，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被炸死，孙传芳的部队残部撤至河北滦州一带，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宣布解体，所部被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收编。
1928年底，孙传芳退至关外，寓居东北沈阳，被东北军*礼遇为“客卿”，后来，又托辞躲到大连。12月，东北易帜，孙传芳、*关系日渐疏远。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对蒋介石的军事*，孙传芳喜出望外，秘密加入反蒋同盟，但是，随着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大战”的失败，孙传芳东山再起的美梦也彻底破灭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孙传芳举家由东北迁至天津隐居。孙传芳初寓天津，开始很不习惯，这位在*强大的时候曾经狂妄地宣称“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的军阀，一直视血流成河为人间美景，以草菅人命为天下寻常儿戏。他曾经公开标榜替天行道的杀人主义，说什么：“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一口气七个“杀”字，并屡次搬出曾国藩麾下大将彭玉麟的联语“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为自己辩解。现在，闲居天津，孙传芳自然不甘寂寞，便转向在政治上与蒋介石政权较量。当时国家主义派党魁曾琦、李璜、左舜生、张君劢等时常和他联系，不断以政治舆论给*制造麻烦。孙传芳的这些举动也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反蒋*，不断挑起事端，借此排挤*地*权。日本军界“精英”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也和孙传芳多有往来，并把孙传芳作为华北伪政权的首选人物。为防止“华北政权特殊化”进一步发展，蒋介石指令*在津特务组织加强对反蒋分子和北洋**政要的监控。孙传芳自然是重点受控人物之一。
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孙传芳深知自己的处境，所以公开声明不被任何政权利用，并且闭门谢客，深居简出。
这个时候，同样居住天津的原皖系国务总理靳云鹏看出孙传芳心绪烦乱，无所适从，遂劝其皈依佛门，借以超脱凡念。1933年，靳云鹏联合孙传芳，两人共同出面，将座落在东南城角草厂庵的清修禅院，改名为天津佛教居士林，由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任副林长，并规定每星期日居土们来林念经，由富明法师主讲。靳云鹏、孙传芳这两个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亲自领拜，在佛教居士中产生了很大的号召力，信徒们辗转相告，陆续参加活动的达三千多人。
孙传芳皈依佛门之后，法名“智园”，开始到处宣扬“英雄到老终归佛，名将还山不言兵”的思想。他让家人炎夏时在家门前放置绿豆汤，免费供应过往行人消暑解渴。1933年中秋夜，孙传芳抓获了一名入宅行窃的盗贼，却大发慈悲，让家人给盗贼施舍了一些粮米，将其放归。孙传芳的善举被传开后，新闻界即以《孙公馆缉贼赏米，中秋夜乐善好施》为题加以报道。正当世人对“孙联帅如今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的猜测议论纷纷，不知道这个杀人魔王是真心悔悟还是逢场作戏掩人耳目的时候，1935年11月，居士林的殿堂里，随着刺客施剑翘的几声枪响，孙传芳立即毙命，也让对他进行观望的人们失去了继续考察的对象。
侠女施剑翘。图片是1936年10月施剑翘出狱后不久的留影居士林的枪声
这个敢于刺杀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的女子施剑翘，是个什么人呢？
施剑翘(1905—1973)，原名施谷兰，安徽桐城人。其生父施从云，辛亥革命时期和冯玉祥、王金铭等参加滦州起义，结果，施从云和王金铭与另外14名起义者被清廷通永镇总兵王怀庆处死，冯玉祥亦被*。施剑翘自幼被父亲过继给他的弟弟施从滨。1925年，施从滨担任山东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在当年11月的直奉大战中兵败被俘。五省联帅孙传芳下令处斩施从滨，并枭首于安徽蚌埠车站。死讯传来，施剑翘悲愤不已，立誓为父报仇，并且写诗一首，以明心志：
战地惊鸿传噩耗，闺中疑假复疑真。
背娘偷问归来使，恳叔潜移劫后身。
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伦。
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但是当时，一个毫无背景的孤单弱女子，要想杀死孙传芳这样的军阀枭雄，实在让人难以想象。因此，施剑翘起先是将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身上。施中诚自幼丧父，全靠施从滨夫妇对他的尽心呵护与大力栽培才长大成人，并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以后又得到施从滨的暗中扶助，在仕途上平步青云。施从滨遇害时，施中诚已经担任烟台警备司令的要职，凭借他的力量，寻觅时机刺杀孙传芳还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当施剑翘提出要施中诚为自己的父亲复仇时，却被眷恋锦绣前程和荣华富贵的施中诚拒绝了。施剑翘因此倍感失望，随后，她写了封长信，与施中诚断绝兄妹关系。几年之后，施剑翘又认识了施中诚在保定军校的同学，时任山西军阀阎锡山部的谍报股长施靖公。当施靖公得知施剑翘因父仇未报而悲愤难消之时，立刻表达深切的同情，并且义愤填膺地表示，如果有机会，自己愿替施剑翘去报仇雪恨，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施剑翘对施靖公的豪言壮语充满感激，并最终以身相许。但是，结婚后，施靖公完全沉迷于温柔之乡，把先前为施从滨报仇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甚至，当施剑翘提醒他时，他也百般推托。
1935年6月，施剑翘忍无可忍，毅然带着孩子离开山西太原，回到天津娘家。行前，她再次赋诗明志：
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
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须自出头。
此后的施剑翘，不再幻想有某位好心的仗义侠士替她出面报父仇，她决心要亲自动手，以了却自己的心愿。从此，施剑翘特别留意孙传芳的行踪，凡是关于他的消息，事无巨细，她都要思考半天。
1935年中秋节，施剑翘在法租界大光明电影院门口认出了孙传芳那辆牌号为1093的黑色轿车。散场后，她还首次近距离地见到那位戴着墨镜、依然趾高气扬的前五省联帅。但是，因为散场时观众太多，不便出手，她只能眼看着杀父仇人登上汽车，绝尘而去。此后，施剑翘多次到孙传芳位于英租界的豪宅周围探察，发现那里戒备森严，实在无法下手。情急之下，施剑翘甚至想到了化名到孙传芳的家里当佣人，这个时候，昔日叱咤风云的五省联帅已经决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和靳云鹏摇身一变，分别成了天津居士林的林长和副林长。施剑翘经过多方探询跟踪，最终摸清了孙传芳的动向。1935年10月，施剑翘取名“董慧”，潜入居士林充居士，打算寻找时机刺杀孙传芳。
1935年11月13日，正是讲经日，靳云鹏与孙传芳都应该到居士林诵经。这一天下雨，寒风裹着冷雨，街上行人稀落。孙传芳早晨醒来，明显感到精神有些不济，但还是勉强起床，按时赶到居士林。孙传芳的妻子不愿他冒雨外出，曾一再劝阻，但孙传芳执意冒雨赶来，靳云鹏却反而因雨未到。居士林的男女居士们在礼佛听讲时，是男女分坐的，男居士行列之首座是靳云鹏，女居士行列之首座是孙传芳。主讲人富明法师坐在正中座上。梵铃一响，孙传芳默默地盘坐在前排的蒲团上，开始屏声静气。
这天下午，施剑翘也来到了居士林。此前的三期道会，她每一次都参加了，每一次也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是因为与会的居士众多，场面混乱，不便下手。今天，施剑翘身穿青色大衣，青色长裙，再次神态自若地坐在居士林里。因为下雨天冷，今天赶来的居士比以前少了许多，往日热闹的居士林也显得冷清和空旷了一些。施剑翘看在眼里，心中暗自欢喜。她眼看孙传芳身穿僧袍，走进居士林，心想，他活不了多久了，且看他神气什么？
这天，富明法师领诵《大佛顶首楞严经》。施剑翘本来坐在后面，离孙传芳较远，后来，她借口后面的炉火太热而转移到前面。当众居士跟着富明法师齐声奉诵的时候，孙传芳也闭目盘坐在前排的蒲团上一起吟诵。施剑翘看到机会来临，就悄悄地从皮包里取出勃朗宁手枪，小心翼翼地打开保险，然后，抬起手来，对准孙传芳的脑袋迅速地扣动扳机。随着“砰砰砰”三声枪响，孙传芳的脑髓和血浆四溅，立即毙命。众居士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魂飞魄散，一个个面无人色地瘫坐在原地，竟然没人想到往寺外奔逃。施剑翘倏地站起身，大声疾呼：“各位朋友不要怕，我为父亲报仇，决不会伤及无辜！孙传芳是我打死的，一人做事一人当，不会连累大家。”说完这话，她从小包里掏出一大把已经准备好的传单，散发给大家，只见上面写道：
各位先生注意：一、今天施剑翘(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报仇女施剑翘谨启(红色手印)
传单的背面并非空白，还有两首绝句，在诗中施剑翘表明了她为父报仇的心迹：
父仇未敢片时忘，更痛萱堂两鬓霜。
纵怕重伤慈母意，时机不许再延长。
不堪回首十年前，物自依然景自迁。
常到林中非拜佛，剑翘求死不求仙。
和传单一起分发的还有《告国人书》和一张身穿将校服的军官照片，照片上的人就是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
众居士看了传单，顿时议论纷纷。施剑翘用电话给家中报告了大功告成的喜讯后，便找到寺中的知客僧东海和尚，让他去通知警察局赶快来人，自己决意自首，不想趁乱逃脱。
这时孙传芳的随从也跑了进来，见孙传芳已经气绝身亡，施剑翘手持手枪大义凛然地站在原地，也不敢唐突行动。警察来后，问明情况，即迅速将施剑翘带走。然后，富明法师披上法衣，对孙传芳的遗体作了一个“送往生”的仪式，孙传芳的随从向居士林借了两床棉被，将尸体包裹后，用汽车送回家中。
当天下午六时，《新天津报》发出号外，标题是：《居士林内昨日骇人*：施从滨有女复仇，孙传芳佛堂毙命》。次日，天津、北平、上海各报都以头号字标题刊载了这一消息，全国轰动。
无罪释放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一案，迅速被当时的全国各大媒体报道，引起了强烈的轰动和广泛的关注。
第二天，案件被移送到天津地方法院检察处。在侦讯中，施剑翘不讳事实，直陈杀人经过和原因：
我父亲施从滨，原任山东省军务帮办兼第二军军长。1925年，孙传芳为扩张地盘，兴兵北犯。父亲奉督办张宗昌命令迎击孙部，因孤军深入，断了后援而被俘。孙传芳下令枭首示众，将人头悬挂多日。当时人已二十，闻讯痛入肺腑，决心为父报仇。
就在今年，我得知孙传芳兵败*寓居天津，我毅然只身离开太原回到天津，伺机报仇。农历九月十七日是我父亲十年忌辰，我一早就到观音寺去为亡父烧纸、念经。和尚见我念经后仍跪哭不止，就劝我说：“善女节哀，亲人故去，哭也无益。不如皈依佛门，多念经以超度亡灵。你看靳云鹏、孙传芳这些名人，不是都信佛了吗？”听到这里，我急忙追问下去，得知靳、孙都是天津佛教居士林的居士，孙还是该林的理事长。第二天，我化名“董慧”，经一位姓张的女居士介绍入了林。此后，我就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孙的身貌、口音、汽车号和活动规律，知道他每周三、六必到居士林听经，随即做了刺杀他的具体安排。我让弟弟将母亲接到了南京。我买来油印机，写印出《告国人书》等传单。11月13日星期三，是我预定下手的日子，但一早就阴雨绵绵，直到午饭后还未停止。我估计孙传芳可能不去听经了，便空手前往观察，果然未见孙到来。后来我正与别人谈话时，忽然见孙身披袈裟走进佛堂入座。我租了一辆小汽车赶回家，取出手枪、传单等物，返回居士林。少坐片刻，心神稍定，见孙传芳的座位距我很远，便向看堂人说：“我的座位离火炉太近，烤的难受。前面有些空位，可不可以往前挪一下？”得到许可后，我缓步走向孙传芳座后，掏出手枪，对准他的左耳开了一枪，紧接着又向他后脑和背后各开一枪。这便是全部的经过。
当人们听完施剑翘的陈述后，无不感慨万分，并为她的勇气和毅力赞赏不已。但是，人们也提出了一些迷惑：施剑翘哪里来的枪？跟谁学的射击技术？有没有共犯和更深的犯罪背景？对于这些问题，法庭进行了详细的追问，施剑翘面对询问，从容不迫地一一答对。她说：“我为父报仇，蓄谋已久，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背景。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我的本家兄弟和我丈夫都是有枪有势的人，却忘恩负义，不肯为我父亲报仇，我不可能再去找别人。再说，要刺杀像孙传芳这样的人，关系极为重大，如果不小心谨慎，连我的命也会搭上。所以买油印机，刻写印刷品，都只能由我一人担任，连母亲也不知道。手枪就由太原我丈夫那里带来的。至于射击技术，我在幼小时就常拿父亲枕头下的手枪玩，很知道如何装子弹，怎样放枪。”检查官再传讯当时在现场的证人，都不能证明行凶时有第三者介入，于是就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检查官却认为：“所谓自首，应是被告犯罪事实在未经发觉前或无人知情时，由其本人向有关侦察或审批的机关的人员主动陈明、承认，方能成立。本案被告杀人于大庭广众之中，在众目睽睽之下，虽然直陈犯罪事实，但这只能说是自白，不能算自首。”孙传芳家属也宣扬和状告施从滨军队纪律极坏，危害地方，孙传芳是为民除害，施剑翘预谋杀人，应从重处罚。于是，孙、施两家代表在法庭上展开“法”、“理”辩论，数月之后仍未了结。
当时的天津地方法院一审判决施剑翘为有期徒刑十年，经辩护律师代为申诉，念其事出有因，天津高级法院的二审判决改为有期徒刑七年。
关于施剑翘行刺一案的议论，当时，社会各界较为一致的说法是，施剑翘刺杀罪恶累累、劣迹斑斑的大军阀孙传芳，其志可嘉，其情可悯。对于有人提出的关于孙传芳已经皈依佛门、理应既往不咎的说法，当时的《大众生活》杂志曾经在1935年11月23日发表文章进行反驳。文章说：
中国许多军阀官僚们在*了一阵人命刮饱了民脂民膏以后，往往跑上念佛学禅的一条路上去，这自然有两重意义：一是想仗佛力来洗脱染满身上的血迹，二是想藏在佛幡后面来进行各种卑劣的卖国分赃的阴谋，中国有一句俗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很可以为许多“屠户”们解解嘲的。不过另外也有一句跟这针锋相对的俗话，是“黑心人念阿弥陀佛”，这话是很有心理学上的和事实上的根据的。例如有人一面念佛吃素，一面作践女人(玩弄了一阵之后，便马上一甩);一面做和尚，一面当间谍(替帝国主义当鹰狗);一面入空门，一面做强盗。至于那些在野的“屠户”们更不消说了，他们今天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天也可以“放下佛经，立地复屠”，“有刀则屠，无刀成佛”，是很可以替这些寓公们写照的。孙传芳就是这当中的典型屠户。大家当然不会忘却他从前做五省联帅的时候，*了许多青年，制造了无数炮灰，到后来一败涂地，便卷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到天津租界当寓公，兴致一来，又要坐汽车到“居士林”学佛听禅。然而他积欠下来的血账是一笔一笔写在老百姓的心头的。
当时的全国妇女会，江宁、扬州、江都妇女会，旅京安徽学会，安徽省立徽州师范等团体则尤其同情施剑翘，纷纷通电呼吁，希望最高法院能对施剑翘援例特赦。电文中有“况孙传芳曾南拒革命之师，又北窥齐鲁之境，今施剑翘之事，直接以复父仇，间接即除国憝”的话，深入人心。另外，此案还惊动了大名鼎鼎的冯玉祥将军。冯玉祥不认识施剑翘，但辛亥革命时期，冯玉祥曾与施剑翘的生父施从云一起奋勇战斗。他闻讯后立刻联合民国元勋李烈钧、张继等人，呈请南京*特赦为父报仇的孝女、为民除害的侠女施剑翘，以敦化人伦，弘扬正气。有的报纸还披露了冯玉祥曾单独向蒋介石请求特赦施剑翘的消息。
结果，在施剑翘入狱不到一年的时候，也就是在1936年10月14日，国民*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施剑翘。此后，由中华民国最高法院下达特赦令，将其特赦释放，重获*。
但是，也有人认为，蒋介石接受了冯玉祥等人的请求，以南京*的名义，将施剑翘特赦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孙传芳早就是蒋介石想要杀掉的人，而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正中其下怀，因此，蒋介石乐得对冯玉祥卖个人情，将施剑翘特赦了。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杀孙传芳呢？据说，这和孙传芳密谋勾结日本人策动北平驻军叛变一事有关。1933年5月7日，当时的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天津站站长王天木伙同军统局北平站工作人员白世维，将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刺杀于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
多年以后，陈恭澍在回忆中透露：刺杀张敬尧，是执行当时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的制裁令，因为张敬尧受日本人坂垣、土肥原的指使潜入北平，策动驻军叛变，妄图制造*，而和张敬尧一起策划这次*的，据说就有孙传芳。因此，孙传芳当时虽然逃脱，但是也早已经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和迟早被清除的对象。只是，因为孙传芳发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故此深藏于天津租界内，闭门不出，韬光养晦，暂停汉奸活动，蒋介石才没有急于下手，使他又多活了两年。
施剑翘被赦免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施剑翘随即奔赴南方，先后辗转到长沙、重庆等地，筹措慰劳品，并兴办小学，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人民的工作。新中国建立后，施剑翘于1952年因病移居北京，病愈后一直以居士身份在碧云寺修行。1957年，施剑翘还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会特邀委员，直到1973年病逝。
孙传芳被刺之后，他的外甥程登科特意请他的结盟兄弟何毓华监修孙传芳墓地，历时三载。1939年3月7日，孙家子女将孙传芳及其二位夫人(张夫人、周夫人)合葬于北平市西山墓地。民国社会名流章太炎和陈陶遗、孙思孚、郭则禨、顾祖彭等分别为其撰写了“孙君神道碑”和“孙君墓志铭”。
居士林血案发生后，在天津影响巨大。当时引退的军政界要员对居士林从此避而远之，林长靳云鹏即使偶尔前去视察，也都戒备森严。一般居士们更认为居士林是个凶杀之地，不敢问津。昔日车水马龙的佛门胜地，从此冷冷清清，门可罗雀。